庚子将至时，《现代快报》找了9位属鼠的读书人祝福新年，于是写了小文，自称“鼠辈”；恰好《作品》欲在2020年推出“经典70后”这个栏目，承蒙相约，稿子却拖到了西历的岁末，眼见要爽约，情急之中，干脆也以《鼠辈》为名，做出了一则短篇小说。属鼠的人来到了鼠年，在“本命年”的规则下，终究会围着自己的生命感打转，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彼时，没有人嗅到疫情的味儿。
在《鼠辈》中，因为情节的需要，我引用了朱维铮先生大作中的一段话：通观那以前的中国都市史，不论由于政治原因还是经济原因导致各自的盛衰荣辱，也不论那些盛衰荣辱过程或骤或缓……引用时，这段话并无特殊的所指，就像小说里所交代的那样，不过是随手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来、随机翻开一页之所见；然而此刻“盘点”旧岁，我不禁对着这段话再三咂摸起来，咂摸再三，亦不禁要喟叹，似乎自己的这个本命年，冥冥之中就被这个句子所笼罩。这种宿命感，大约也能算作是中国人独有的况味吧。
中国，史，盛衰荣辱，或骤或缓——将这个句子拆开，留下的，也许正是庚子年中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感受深切的一些词组。至少，于我而言，“中国”这个词，在这一年空前地成了一个需要重新领受的大词。当然，她那些基本要义恒在，是祖国，是家园，是我们文明血脉之所系，但在这一年的疾风骤雨之下，宛如经过了冲刷，一些崭新的光芒在她的语义之上重放。我想，经历了这个庚子年，“中国”在许多人心中，已经成为一个焕然的新词。这其间，必然有着“史”的记忆与“史”的勾连，也直接相关着“盛衰荣辱”，让我们感慨于历史“或骤或缓”的伟力。
这样的感慨，却也只能发生在此刻的“盘点”之时，实际上，就像身在其中，我们往往意识不到自己是在见证着历史一般，这个庚子年，我们依旧是在每一个具体而微的日子中经受着时光的熬炼。
疫情最为凶险的日子，《美文》召集大家作文，我写下了《钟声响起》这篇小文，纵观逝去的一年，这也许是我写下的最为动情的文字：当那一天来临，世界再度川流不息，小区保安不再限制你的腿，你应该马上就去探寻你身边不远处那座大钟的位置，你将满含着热泪去搞明白，你的生活原本是由什么构成的，是谁在黎明清扫着马路，是谁在将书籍、牛奶递在了你的手里，是谁在装模作样，是谁在脚踏实地，是谁，不懈而又卑微地劳作着，在让钟声准点响起。这样的表达，不过是来自禁足时期自己最为切肤的感受，是非常时期，让我瞩目于那些太平之时视为天经地义的一切，瞩目于我们这个世界最为根本的运转动力，瞩目于万千沉默的劳动者。由此，我知道了“寻常”的意义。
非但知道了“寻常”的意义，作为一个小说家，在这一年，我亦部分地感受到了“虚构”的无力。被我视为“最为动情的”这篇小文，正是一次“非虚构”的书写，我感到，相较于自己惯常高举着的那面“虚构”之旗，有时候，以一种“非虚构”的“寻常”作为平衡，也许才能抵近文学的本质。
恰好，我的长篇非虚构作品《空巢》也在庚子年被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在新书分享会上，我对评论家木叶坦陈，这本书的写作对于我自己，也是一次“写作伦理”的矫正。这不是虚言，我所说的“写作伦理”，也不仅仅是指“虚构”与“非虚构”写作之间截然不同的工作方法，更是指由这种截然不同的工作方法所承载着的文学精神。到大地上去，到寻常中去，对于我而言，这些都是达成美的崭新路径。
当然，如此认知，并非是要贬低小说写作的价值，否则，我也不会在这一年写出了新的短篇小说集。一如既往，新的小说集仍然以天干地支的纪年方式来命名——《庚子故事集》。和以往的集子并列，这个系列的作品被中信出版社冠名为“人间纪年系列”，对此，我深表认可，“人间”与“纪年”，如今都是能够驱策我写作的动力。
《庚子故事集》中的部分篇章我直接以“当下”作为背景，也因此，这本集子的“纪年”性质便显得尤为突出。也许这种写作本身就是在试图降低我那过度凌空的“虚构”姿势，为此，我也不免要承受一些潜在的风险——在虚与实的交汇处，我们总是难以找到最为准确的尺度。作为一个写作者，这正是我在这个阶段的困境所在。这绝非只是一个技术问题。所幸，这些作品依然得到了体谅与厚待，《人类的算法》进入了“收获文学榜”，《掩面时分》进入了“城市文学排行榜”并获得了《小说选刊》“最受读者欢迎奖”，这些褒赏，对于一个身在困境中的写作者而言，无疑都是莫大的鼓励。
盘点庚子年的个人出版，《空巢》《庚子故事集》《无论那是盛宴还是残局》，一本非虚构，一本虚构，一本是散文集——被收入“小说家的散文”名下，姑且算作“介于虚构与非虚构之间”吧。这的确是一个有意思的事实，也令人吃惊地给出了我当下的写作状态，那就是：一个“未定”的小说家，力图在虚与实的摆荡之下，求得自己的“定”。
这就又回到了朱维铮先生的那段话，而那段话，我是引自朱先生的《音调未定的传统》。
音调未定，这就像是一个隐喻。你看，我在自己的本命年，以一个中国人才有的宿命感，不得不再一次依赖“隐喻”这个词；要知道，庚子年初的时刻，我一度是何其厌恶它，觉得在庞然的劫难面前，这个过于书房腔的词实在是显得轻佻。然而，此刻将自己摆放在时光里，以一种“盘点”的心情整全地回溯一年的身心历程，我又不得不依赖它所能蕴含着的一切意义，也不得不再一次面对自己的匮乏。
作为一个“鼠辈”，过了这个本命年我便是“望五”之人了。那个“天命”是否可知，如实说，我依然毫无把握，但是至少，我在这一年被“中国”与“史”，被“盛衰荣辱”与“或骤或缓”重新启蒙，在具体而微妙的写作伦理中矫正着自己，开始向往大地，敬重寻常，那音调未定的个体生命，渐渐有了确定的迹象。我想我将沉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