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朱志武先生的《扬州八怪题画诗考释》出版，我不禁回想起数年前《历代黄山图题画诗考释》在合肥召开研讨会的情形，彼时北京、上海、武汉来了不少专家学者，认为此书填补了一项空白。此次出版的《扬州八怪题画诗考释》是对原定方向的继续和深化，一脉相承的学术风格读来令人感佩，而完成这姊妹篇铺架的系列工程，朱先生则花了20年。

扬州八怪画派在专业领域和市井民间都有着较大影响。画派在传承与创新方面有着独特鲜明的风格。比如画面与补白诗句，要画好、诗好，再加字好，才能令诗画字融为一体，扩大鲜亮的视觉效果。如此，又加大了创作的难度。扬州八怪一派有此特色系特殊文化环境使然，画派中人亦自恃是文化素养的多面手，所作经数百年的淘洗，留下的当然是优质的文化遗产，而一些零散的珠失玉落，则需要一一拣拾穿缀。何况扬州和徽州的话题太多。朱先生于是潜心进了书斋，考虑到其在多所高校兼职教授的身份，其间辛劳可想而知。

又是诗又是画的，须得是两方面的行家才行。而朱志武对语言和色彩都敏感。哪里出了新、有意思，扫一眼就知晓。多年前，我给《江淮时报》投稿，没想到整版的就刊发了。编辑正是朱志武。当时刊物少，基层作者能在省级刊物发个组诗就不错了，而我与朱主编却是素昧平生。后来，我在一些刊物上看到朱志武的诗文，知道他是个多面手。发在《人民日报》的“金寨红”让我反复咀啮，他将革命老区的人物和细节定格为诗的意象，那准确新鲜的语言，纯度和精良真是没得说。关于“红”，我想首先应该是在心里“轰”地一下炸开了，心里的热乎劲儿不是一两句话能讲清的。一个“红”字概括的力度太准太深了，是基调也是诗眼。读着读着，“红”就荡漾成了源头和温度。只有在诗歌里浸淫很久的人才会有这样的笔力和感觉。我自然又联想到他的“出手”，像是认定方向便不惜气力地甩动起节奏来。我仿佛看到了宣纸上的浓墨重彩，心里的热在汹涌而出，不仅手在震颤，心中的文字也在茁壮成长。

对新安画派和扬州画派题画诗进行系统研究，难度和挑战不小。《平水韵》《词林正韵》当然是基本“工具”，可是京都变迁引起的官话改革、诗歌平仄韵脚的改变，淮扬方言、通假字、文字狱的借错言真，久远的绘画文本等，都是需要力量去攻克的关隘。文字学、考据学、训诂学、社会学、民俗学，积累得够牢靠了，继而在大量散佚的资料里，选准代表作，才能将边寿民、陈撰、高凤翰、高翔、华癌、李葂、杨法、汪士慎、黄慎、金农、李鳝、郑燮、李方膺、罗聃等如“珠玉”一般穿缀。朱志武坚持胡适先生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九分证据不能说十分话的原则，考据严谨，坚持没根据没把握的话不说。

而回望来路，在本应上学的年龄，朱志武的人生却不免遗憾。只因在那“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时代，原本在上海中华书局当职员的父亲曾加入过为国征战的远征军。受父亲影响，小小的朱志武没学上、吃不饱，后来去了徽墨厂，在沉重的铁器和石块堆里却意外地获得了画幅、墨锭、诗文之间的通感。艰难的岁月，就此再不黯淡。

朱志武的办公室挂着一幅画，墨笔简约，味道和画意充足，挂了有些年头了。画上那点点朱砂红，许是在缓解黄昏的冷清。多少时光在“达摩面壁”里成了条纹和寂静，沉思在无形的虚空里凝结，激不起一丝回声。那面“墙”和朱志武在护守与面对的恐怕是同一面“墙”。作者朱志武的父亲，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位远征军战士。他笔下的线条和色彩也许原只想泄露自己的一团心绪，谁知，线条生发了新的线条，色彩也洇润出了新的光彩……它们落在纸上，一刻也没睡去，参与并热烈了一个人的生命。《中国绘画史》《中国美术批评史》《滋芜画集》《西窗月色》《老家的古树》《祖国万岁》《春归来》等等，多年来朱志武的十多本专著记录着那个寡瘦的歙县乡下小男孩，是如何一路奋斗、声誉鹊起，从诗人画家，到就任安徽省美协副主席、《美术教育研究》主编。传统文化在血脉里的冲动逾越代沟，接续传承。父亲的一幅画和儿子的业绩间，是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联系呢？而这一切，也许还将继续开启着新的丰富而有趣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