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垣县十八洞村考察时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减贫事业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减贫进程作出了重大贡献。2020年是我国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在如火如荼的新时代乡村题材文艺创作中，以脱贫攻坚为主题的文艺创作成果显著，涌现出如《山海情》《大地颂歌》《乡村国是》《驻村笔记》等一批优秀作品。作家艺术家在传统叙事基础上加入了大量新元素、新技术、新样式。这些文艺作品在题材上非常接地气，在艺术上各具特色，人物形象丰满复杂、鲜活结实、可亲可信。视听艺术文艺作品更是以丰富复杂的艺术手段，呈现给观众多元立体的综合性艺术，将空间艺术与时间艺术有机结合，形成新的连接和发生点，建构新的价值框架、新的叙事主体和对象、新的精神气质和氛围。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扶贫题材这种“同题作文”，有大量作品存在模式化、类型化问题，其深度和高度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扶贫题材如何写，大家都还在摸索，它不同于其他乡村题材小说，它是纯粹的现实主义创作，虽然可以借鉴传统的乡村题材创作手法，但仍然有很多作品囿于题材本身属性的规定性很难出新意。扶贫题材是乡村题材加写实主义，在文学描写上不能任意发挥；书写对象大多为平凡人物和日常琐事，不能像传统小说那样进行夸张的传奇叙事。扶贫主题创作有很多艺术上的禁区：因为主题严肃，不能娱乐化；它的现实主义与写实主义特征，决定了不能魔幻化；它属于时代大事件，有其真实性原则，不能寓言化；探讨的民生问题，不能科幻化；玩闹嬉戏、讽刺批判也要适度。可以说，扶贫题材创作特别考验作家的功力。如何表现好身边的普通人，如何避免在大量同类题材中写法上的重复和雷同，如何在题材上有更深广的拓展，如何在艺术手法和价值层面有更大的提升，如何在艺术性和思想性方面有杰出表现，如何使自己的作品以其独特气质在众多同类作品中脱颖而出并具有长久的价值，这并不容易。作家艺术家在创作实践中还需要突破一些障碍，总结起来，需要处理好以下八大关系。
第一，叙述主体与叙述对象的关系。一些扶贫题材文艺作品存在叙述角度单一的倾向。作品多以扶贫工作队成员为叙述主体，叙述主体以全知全能叙述角度看待和评判整个扶贫过程。当地农民、贫困户成为叙述对象和完成扶贫事业的依托。扶贫工作者的个人感受相对较多，扶贫者以一种“高姿态”感受驻村后的生活环境反差、文化素养悬殊，作者把驻村干部与贫困户作为矛盾主体。毫无疑问，扶贫工作者作出了巨大的牺牲，理所当然成为作品中的主角和典型形象，农民、贫困户也是脱贫攻坚的主体，他们因条件限制或种种原因陷入贫困，但他们摆脱贫困的愿望比任何人都强烈，大部分作品忽略了这个群体的精神面貌、人格、内心活动。扶贫要扶的是千千万万的普通人，他们的物质状况和精神世界仅仅作为叙事客体，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并不符合历史发展逻辑。一部分是因为材料欠缺，创作者短期采风、调研，不排除采访难度大、采访对象不善表达、素材收集困难等因素。由于缺乏对人物深度了解，蜻蜓点水、点到为止、想当然等各种因素的集合，没有挖出问题的关键所在，用总结材料和个人书面自述来充数，缺少鲜活、扎实的一手材料。通常，材料扎实的不一定写得好，但写得好的一定材料扎实。另一个原因是创作者的观念问题，材料堆砌，标题凌乱，结构随意，既无风格也无逻辑。把驻村干部与贫困户的紧张关系设置为矛盾主体，忽略了驻村干部与村民共同面对脱贫攻坚、面对困难所形成的紧张关系。抓不住主要矛盾，难题也就无法解开，叙事疲软无力，读者（观众）的情绪也就很难抓住。
第二，先进人物塑造与复杂人性揭示的关系。仅仅罗列事件难以形成气韵生动的好作品，形象突出的人物是作品的灵魂。个性鲜明的人物塑造是最难的，由于扶贫干部轮流下乡的政策模式，“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扶贫题材除了当地村支书和农民，难以有贯穿始终的人物。很多作品采取小单元、多主角的形式，那么，每个单元的人物塑造，相当于精悍的短篇的篇幅。为了展示事件，作者常常在叙述上过多地大包大揽，没有让人物自己通过语言和行为去经历，那些由事件堆砌起来的人物成长并不明显，以至于最后只能通过牺牲自己性命这种极端的方式来确立、提亮人物形象。如果前面铺垫不够，这种处理方式非常突兀。次要人物（配角）塑造成功反而更容易，这些人物放得开，自由发挥，人物的复杂性和人性构成展现充分。为了突出典型人物，扶贫干部全是高大全、红光亮的人物，不免有一些不合逻辑、捏造过重的情节。为了突出劳动人民的伟大，村里农民全都是好人；为了强调扶贫攻坚的难度，村里的二流子、无赖、懒汉特别可恶。现实中的扶贫对象应该是参差不齐的，总有一些刁民、懒汉、自私自利之人，更有那些能够及时转变思想、自强自立的人。驻村干部有与不同的人打交道、处理复杂关系的能力，人是在矛盾和斗争中成长的。农民在脱贫攻坚的过程中也在成长，扶贫干部如何与这类人打交道也是人物成长的关键。要做到每个人物都要个性独特很难，有些人物在很多章节里就没有存在感，可能在某个章节突然跳出来，大放光芒。通常一部作品成功地塑造两三个典型人物就非常了不起了。
第三，非虚构写法的朴素风格与艺术表现张力的关系。如何将“硬材料”巧妙地化在故事里，需要创作者有高超的艺术表现力。扶贫题材作品往往为了把该地的历史沿革、贫困程度、扶贫效果说清楚，不得不加入数据汇总和情况说明，不免在一些章节里混入总结报告和数据罗列。最糟糕的结果是写得像个新闻通讯，虽内容很扎实，却缺少文学性。准确和真诚是扶贫题材作品的大前提，做到这一点，这个文学作品才具有作为历史资料的价值。如何适度地将数据转化为形象描述，转换成感性的表达方式，需要艺术提炼。过于强调文学性又显得空洞无物、“以文害意”，因此不能一味强调文采，要把握好思想深度和表现力度的关系，认清诗性表达与浮夸文字之间的区别。有些作者通过叙事视角切换，结构上的艺术处理，忽略了内在逻辑与外在形式统一、主体与对象之间的对立统一，以及矛盾的互相转化。扶贫题材并不需要在结构上玩花样，哪怕是平铺直叙，只要有细节，有现场，所言之物落到实处就能打动人。如精准识贫的过程中，涉及极其琐碎的登记和认定，将这些艰难复杂的过程细节化、现场化，都会很感人、很精彩。打磨好每一个细节，让它饱满、结实，认真经营每一个句子，让它发光、有力。某些扶贫题材的失败多是材料不足，细节不够，以花里胡哨的结构和浮夸的语言掩盖内部的空虚。
第四，鲜活的群众语言和精确叙事逻辑的关系。这个问题是接着上一个问题的。扶贫题材的人物对话模式、口语特色，是一个展现鲜活群众语言的好机会。然而这一点只有少数深入了解当地语言的作家能做到。大多数作品风格出奇一致，田间地头的农民说出一口文人书面语，这让读者感到很奇怪。文学创作与学术论文在语言和思维上是两种不同的范式，学术论文是高度概括性的语言，文学创作是极其细节化的表达；文学创作多形象思维，学术研究则多抽象思维。文学创作少用上位词多用下位词，学术语言则相反。如主人公“回到简陋的住处”，一进屋便“倒在简易的木床上”。这里住处到底有多“简陋”，这个床到底有多“简易”，把具体状态、材质呈现出来，是简单还是豪华，读者一看就知道了，扶贫干部的艰苦便形象化了，不用作者站出来用“简陋”“简单”来评判。语言材料不够，口述材料里可以发现人民群众的想法和观点。无论影视作品还是文字文本，群众语言用得好的，作品的美学层次也相应得到提升，任何地方方言稍微加工，呈现出来就会显得更加接地气、耐人寻味。老一辈乡土文学作家在这方面有成功的经验，他们的文艺作品里使用方言非常精妙。扶贫题材中电视剧《山海情》就是成功的范例。
第五，多元文化要素呈现与叙事主题的统一的关系。贫困地区大都在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远山区，正因为现代文明介入程度低，物质贫困、教育落后、信息阻滞，传统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保存比较完整。贫困地区的民俗处理得好，可提升作品的美学价值。贫困村的风俗、传统文化要素通过人物对话与场景关系表达出来，有陌生化和厚重感效果，增添画面美感。作品中镶嵌了大量的民间歌谣、方言土语、地方风物掌故，具有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价值。各地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元素，这些文化元素一旦盘活，这些珍贵的自然遗产、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将在产业升级中发挥重要作用。用好文化元素，给脱贫攻坚之后的全面乡村振兴埋下伏笔。歌舞剧、影视剧、新兴视听艺术更适合表达这些文化元素。新媒体的生产和传播对乡村题材创作的介入，更直观地体现了新兴文艺的广阔发展前途。文化元素的糟粕也不可回避，迷信思想、愚昧风俗正是阻碍乡村发展的东西。正视问题，清理污垢、排除困难都会增加扶贫的难度，艺术化地表现这些难度才是文艺作品出彩的部分。有些作品生硬地介绍风景和文化要素，形成“风俗是风俗，脱贫是脱贫”的隔离。高明的艺术家是让文化元素自然形成作品中的角色，自我演绎，使其在艺术作品里具有自主性和生命力。
第六，题材类型化与艺术创新性的关系。由于大致相同的实践过程和人物体验，带有相同的主题要求，以及励志倾向的人设，近几年来扶贫题材类作品不免形成一些固定的套路。套路一：固定的矛盾冲突。反面典型人物的人设单一。扶贫题材作品一般会设置贫困户反面典型，他们好吃懒做、泼皮无赖、曲解扶贫政策、为难驻村工作队的干部，这种人设成为一个固定套路。套路二：前后对比反差，体现在帮扶前与帮扶后的效果。为了强调扶贫难度，夸大原先贫困的程度；为了体现扶贫的成绩，拔高脱贫后的成绩和效果。套路三：正面典型人物高大完美，缺乏鲜活性。套路四：重宏大叙事轻日常化书写。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毫无疑问是这个火热的年代的伟大事件，作家在大时代总会有为时代写一部“史”、立一个“传”的冲动。作家既要宏观把握，还要处理好“微观”“实证”的关系，作品才可能具有牢固的社会学和人类学价值。创作者往往热衷于时代大事件，忽视日常的小事，不能很好地处理大主题与小细节之间的关系。同时作家自己也面临三个层次的“新变”，即超越以往的自己，超越小范围的同行，超越同时代人。
第七，观念先行与审美复杂性的关系。善与崇高是扶贫题材天然的主题，这体现在扶贫英雄的奉献，贫困者的自强不息，以及他们共同战胜困难的顽强精神等。快适、美、善这三个层次递进、回环、互相渗透，快适使美和善得以贯彻，美连接着快适和善，善（崇高）是快适和美的终极关怀。作品达到第一个层次，按照“爽文”的套路安排悬念、笑点、泪点，单纯追求好看。有些有艺术追求的作品能达到第二个层次，给人审美享受，以及感官的陌生化、巨大的视角冲击感。优秀作品是三个层次的融合，震撼心灵、刷新认知、升华精神。乡村题材创作还要讲究求真精神。追求真理难免要一层层地剥，必然有反思和批判的环节。那么，主旋律作品要做到反思和批判，如何把握这个度，应该有一个实事求是的原则。主旋律创作并不是无节制地歌颂，以社会学和人类学观察视角看待事件的发生和发展，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使作品具有历史价值，方为正道。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审美的复杂性就包含在反思、批判与继承的基础上的创新：一种从未有过的新东西。带着神圣的使命，将陌生化的乡村微观景象、众多小人物丰沛的内心和热切的情感、扶贫工作者的奉献精神和人格魅力，把这种整体向上向美向善的强大精神力量呈现出来，形成一种新的动能。
第八，价值基调与主题升华的关系。扶贫是一项伟大的事业，值得大书特书。作品要有长久的价值，需要建构引领时代先进文明的价值框架。要生动书写贫困者的绝望、惶恐、焦虑、自卑、希望、奋斗、喜悦的情绪变化过程，以及扶贫干部的困难、焦虑、耐心、果敢、责任担当、取得成功的心路历程，当扶贫者与贫困者两种情感叙事线索交织时，某种价值就会体现出来。创作者放低姿态才看得到平等的、高贵的人。贫困者并非卑贱者，对待弱者的态度体现作者的情怀和价值追求。从细节和字里行间、从人物角色的定位和奋斗历程可以看到作者的感情流露。如果把善的价值基调理解为一种怜悯和施舍，就会出现某种价值偏差。作者最好是让人物在对抗困难中确立价值和对扶贫事业的理解。作品主题的升华并不是说教，在贯穿整个作品的内在逻辑中，一定有那么一个东西，使作品的整体价值凸显出来。或者通过某种意象、共同的器物或者观念作为一种中介，把它艺术化，对这个脱贫攻坚事业进行价值提升，通过扎实的叙事实现精神升华。将民族的、地区的与世界对接，真正体现社会主义价值理念，体现中国人民全面脱贫奔小康的精神风貌。
乡村题材是这个时代的大主题，作品中的精神性要素是从民族文化中提炼出来的最精华的东西，要采用最新艺术精心创造出高品质的艺术范本。新时代乡村题材文艺作品中，扶贫题材具有天然的故事性，有数不胜数的感人事迹。然而，如何通过艺术方式呈现出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扶贫题材与其他题材不同，它是道德原则、真理原则和艺术原则的高度统一。作为道德原则，它是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具体表现，是追求富强、文明、平等等理想目标的必要条件；作为真理原则，做到不夸饰、不做作、实事求是；作为艺术原则，它虽然有一定程度的艺术化虚构和提炼，但它的基本前提是写实主义。“中国扶贫在路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2021年中共中央1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提出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将迎来新的期待书写的故事。如何把握乡村题材的叙事关系和内在逻辑，仍然是一个未完结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