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多世纪前的1978年，背井离乡的我到京城师从冯至教授念研究生，三年后毕业留在社科院外文所再工作两年。整整五个年头，除了每周到朝内大街5号的外文所打一两次卡，偌大一个北京城，我跑得最多也最熟悉的只有一个地方：朝内大街166号。

朝内大街166号，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所在地，还有《读书》编辑部也曾经在这里。

这么多年过去了，那幢蓝灰色的老旧大楼仍然装在我心中，虽说它楼梯楼道既不宽敞也不明亮，房间狭小且带着土气，跟眼下写字楼的器宇轩昂、豪华洋气相比，真是寒碜之极。可在我眼里它却无比神圣，因为那是一座文学殿堂，日复一日在楼中辛勤劳作的绝非凡夫俗子……

1978年10月下旬的一天，还在到社科院外文所接受考研复试之前，我诚惶诚恐地走进朝内大街166号那幢老旧大楼，在二楼一间朴素得不能再朴素的房间，见到了那会儿还不知道姓名的绿原同志，如我所愿地从他那里领到了翻译德语短篇小说的任务。这真像久旱逢甘雨：20年前还是个大学生就开始做文学翻译，毕业前后已在《世界文学》发表习作，可是“文革”一开始，翻译搞不成了，我的生命之花随即枯萎……而今有了翻译任务，而且是从国内顶级出版社领到的，谁都可以想象我立即活了过来。

不只活了过来，而且精神抖擞，干劲百倍，不久就完成了绿原交给我的翻译任务。

至于绿原怎么赶鸭子上架，让我充当40多万字大部头《德语国家短篇小说选》的编选者，并且为它写了序，我之前已讲过。需要说的只是，在“文革”刚结束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思想还不那么解放，学界文坛乃至整个社会仍盛行论资排辈，绝不是谁都能像绿原和他的领导孙绳武那样做，敢像他们那样做。所以，尽管译翁而今著译等身，却格外珍爱自己早年来之不易的第一本书，也格外感激孙绳武、绿原两位胸怀宽广、胆识过人的前辈。

还得说一说，我珍视自己这部处女作，还有个外人不知道的原因。德语的Novelle即富有传奇性的中短篇小说，是德语文学特别擅长的一种文学样式，不仅作家众多，作品丰富，而且特色鲜明，多姿多彩，堪称世界文学大花园的奇葩；然而过去却不为我们所重视，缺乏系统的翻译介绍，更没有深入的研究。继《德语国家短篇小说选》之后，还是绿原做没署名的责任编辑，我又编选出版了上下两卷《德语国家中篇小说选》，为德语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多了一个建树；为此也要感谢绿原和人民文学出版社。

成功重译歌德的杰作《少年维特的烦恼》，让我从此翻译事业顺风顺水，从北到南的出版社都对“《少年维特的烦恼》的译者”敞开了大门。不错，在尊重权威还近乎迷信的那个年代，敢于重译郭老译过的《少年维特的烦恼》，是要有点胆量的；而且，敢于接受你的选题，采用你的译文，也得冒风险，有可能犯错误吗！特别是绿原，他原本就是个“犯了大错误”还没有说清楚的人啊，敢为一个非亲非故的后辈冒政治风险，需要有多大的勇气，有何等高尚的情操，何等宽广的胸怀啊！不只绿原一个人，还有社里的一级级领导，他们要批准这部小研究生的译稿付印出书，谈何容易！

已经在不少场合谈过我翻译出版《维特》的故事，表达过我对绿原和孙绳武等前辈的感恩之情，这里就不再重复、啰嗦。

话说第一次走进朝内大街166号整整40年后的2018年11月20日，我又来到那灰蓝色老旧大楼内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可这次不再诚惶诚恐，倒是有点小得意，因为“衣锦还乡”喽，前一天刚领了翻译界的最高奖——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只可惜再也见不到亦师亦友的绿原、孙绳武了，只在他们的后继者欧阳韬的办公室里坐了坐，聊了聊。时间虽然不长，却感动、感触、感慨良多。

办公室没见大多少，书却增加了许多，来访者想找个坐的地方都难，更多的话不用说，只想讲，人走了茶未凉，不只感情还在，精神还在，堪为出版业楷模、标杆的优秀传统还在。

说到传统，举个小例子。事情很小，当今的出版人多半可能不屑一顾，却可见微知著，不只折射出该社的工作作风和对著译者的态度。

很多年前，在孔夫子旧书网，出现过一件跟绿原和我有关的拍品：一张付给我的《少年维特的烦恼》印数稿酬的通知单。这样的通知单，上世纪我从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南京译林出版社收到过不少，每次都遵嘱签好字寄回去，社里的财务科才能结账。其他出版社应该也有过同样的规定，只是一些年后不知不觉就没了。真后悔当年没有拍下那张不起眼的单子，放进重庆图书馆的巴蜀译翁文献馆当展品，以保留一点优秀传统的痕迹。

真想不到，也不曾奢望，还有一家出版社仍然在给我发印数稿酬通知，只不过与时俱进，不再邮寄，改用了电邮。发件人责任编辑欧阳韬，尽管他的职务是编辑室主任。对这样忠于传统、诚而有信的合作者，你还有什么好讲。

所以，我铁了心无条件地把《少年维特的烦恼》让人文社出下去，欧阳韬来续约和新签《格林童话全集》《魔山》《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的合同，问我千字稿费要多少，我答：“别说了，谁跟谁呀，你定多少都行！”

还是那句话，北京朝内大街166号是我心中的圣地，楼里耕耘着一代代富有献身精神的圣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