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宿州的灵碧县有一个虞姬墓，虞姬墓往南六七十里地是垓下，往西百来里是大泽。

自秦朝末年到楚汉相争结束和汉朝的建立，在中国历史上波澜壮阔的篇章中，大泽是起点，垓下是终点。强大的秦帝国在立国短短15年后迅速倾覆灭亡，起因是陈胜和吴广在大泽乡的起义而引发的群雄逐鹿，又以刘邦在垓下战胜项羽而结束了这个篇章，继之引发中国历史上另一个辉煌的时代。天翻地覆的巨变，起点和终点竟然都集结于小小的宿州，这不能不让人感叹历史命运的奇幻。

虞姬是西楚霸王项羽的美人，她的存在与前面所说的历史的起点和终点没有联系。在垓下之战中，项羽败局已定，虞姬自刎而死以示对爱情的忠贞。如果不是司马迁在《史记》里记录下这个完全可能被历史忽视的细节，虞姬或许永远不会被后人知晓——她不像陈胜、吴广、刘邦、项羽还有那个时代的其他英雄豪杰，司马迁和《史记》不记录他们也会有别人和别的历史著作记录，而像虞姬这样的女性往往被历史忽略了。

项羽是盖世英雄，秦朝灭亡后他以霸王之尊号令天下，可是到了穷途末路时连自己最心爱的女人都无力保护，眼看着她——不光项羽看着，项羽之后的无数人都在通过各种文学的、艺术的形式看着——在自己面前死去，让人感慨。对虞姬的悲悯自《史记》开始，根植于国人的心中，并且因为这悲悯，人们对项羽的命运也扼腕叹息，格外多一份同情。如果失败的是刘邦，那么虞姬的结局一定是一出喜剧，而让历史的旁观者宽怀欣慰吧？不过随着年岁的增长，多读了些书，经历了些事，发现这并非那么简单。

秦朝是一个伟大的朝代，它在政治、经济、军事等社会多方面建立的制度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具有划时代意义，比如在全国实行郡县制的行政区划、对人口实行户籍管理等等，更不用说统一文字、度量衡、货币等奠定国家大一统格局的重要举措。相比于秦朝之前和之后的朝代，秦朝的国家制度在许多方面具有不可超越的先进性和不可思议的历史前瞻性。这种先进性和前瞻性早在秦朝还只是周王朝时期的一个诸侯国时就体现就来，它们也是秦国能够在战国末年的群雄逐鹿中成为后来的秦朝的主要原因。因为先进，所以强大。

可是强大的秦朝，竟然因为陈胜和吴广率领几百个以木棍为武器的农民掀起了全国范围的起义反抗，只过了三年就土崩瓦解。为什么起义？因为生存的问题，至少陈胜、吴广和他们的农民起义军以及绝大多数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到起义洪流中的百姓们是如此。

秦朝建立后大兴土木，修长城、修驰道、修阿房宫、修骊山陵墓，都需要征用大量的劳动力，而秦朝对劳动力的征用是无偿、巨大且十分不讲道理的。有数据显示，秦朝时期人口最多时约2000万，而每年服役的成年人最多时要达到200万。男丁即成年男子不够，就征用女丁。大量的劳动力脱离生产，民生必然疲敝，国家经济必然受到严重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秦朝的法律又十分严苛，对百姓的各种处罚名目繁多。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之所以能够迅速强盛，靠的就是法制，用法制强行统一全国百姓的意志，它使秦国在对外的征战杀伐中形成了强大的战斗力和有力的经济支撑。但是秦朝建立之后的和平建设时期，秦朝的法制仍然沿用了非常时期的理念和思路，甚至有增无减。陈胜、吴广与900个农民从南方被罚往北方的渔阳守边，走到大泽乡时，因连日大雨无法前行而必将延误抵达渔阳的日期。按秦朝法律，“失期，法皆斩”。误期都要斩首，可见制度严苛。陈胜说，横竖都是死，我们宁愿造反而死。900人被迫造反，并且带动了更多的人加入。

国家制度再好，如果漠视民生，是无法长久的。

那么，秦朝灭亡了，民生就一定会好转吗？未必。

如果说陈胜吴广的大泽举义初衷是为了生存，那么后来的目的和走向就变了。也许不完全是陈胜吴广他们变了，而是他们的继承者变了。继承者的代表人物，自然首推项羽和像他那样贵族出身的一批人，而推翻秦朝的目的，则悄悄地变成了东周末年诸侯国的复国运动，变成了贵族的游戏。于是，楚、齐、燕、韩、赵、魏等战国七雄的身影又出现了，楚王、齐王、燕王、韩王、赵王、魏王又回来了，当然也多了刘邦这个汉王和其他一些小国小王。在秦朝灭亡的当年即公元前208年，共有十八路诸侯得到分封。而项羽呢，则成了霸王。这十八路诸侯王都是霸王分封的——虽然彼时还有一个名为天下共主的义帝，他实际上只是受项羽摆布的傀儡。这就像是周朝的分封制，尤其像极了东周末年各诸侯国人人称王的时期。不过，东周时期的周王虽然是共主，却不征伐当然也没有能力征伐各个诸侯国，而项羽这个霸王动不动就四处讨伐别人。这样的政治格局，百姓的民生会好吗？

汉初的政治家贾谊说，秦朝刚建立的时候，长期经历战乱的天下百姓祈盼民生安宁，因而愿意服从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式的管理。这样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中央集权相对于诸侯割据而言，是政治的进步、社会的进步，自然也是历史的进步。但是贾谊又说，秦朝建立之后，秦始皇应当重新奉行周朝的政治理念，“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后，建国立君以礼天下”，回到分封诸侯、用周礼治国的那一套，才能永保长久，这就是明显的书生之见。我们不能因为秦朝的灭亡而否定其政治制度具有先进性的一面，然后用一个已经被历史淘汰了的理念来治理国家。说周礼过时，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出现就是明证，它们作为治理国家的理论和方法，都是很有力的竞争者。秦朝的灭亡是因为它法制思维的简单化和对民生的漠视。法制是需要的，民生是不可漠视的，一个是经验，一个是教训，都来自秦朝。

霸王项羽做的，恰恰是抛弃了秦朝的经验而又蹈袭了秦朝的教训。分封诸侯，当社会从奴隶制向封建制发展、进化时，它是先进的，但是到了群雄并起争霸时则是反动的，因为它必然伤害民生，甚至危害国家的完整。

就在这样的时候，被项羽分封为汉王的刘邦站出来与项羽争雄。刘邦不见得一开始就有超越项羽的见识、想让国家治理回到中央集权制，至少他在楚汉相争时不会有这个想法。但是，刘邦不站出来，一定会有其他人在其他时候站出来。历史的发展中，英雄的作用不可或缺，而这样的英雄是历史用它的发展规律创造的，顺应了历史发展规律并且有能力改变历史的人就是英雄。古人常说天命，其实天命就是历史规律的必然结果。总之，一定会有人改变这样的局面，不管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刘邦是不是推动历史进步的英雄，要等到他战胜项羽、建立新的政治制度才能看出来。刘邦战胜项羽后，虽然仍然实行了分封，但是分封制已经不是国家治理的主要形式，中央集权的体制已经开始生根。并且，刘邦取消了异姓诸侯王，又将分封制与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并行，还派遣中央政府官员到同姓王的封地协助管理行政事务。刘邦的分封，是在中央集权下相对的封建制。这一套制度，与秦朝相比有所不如，但是比项羽进了不止一大步。正因为如此，才有了让后来的中国人为之自豪的大汉雄风。

平心而论，推翻秦朝的最大功臣，除了陈胜吴广应当就是项羽了。在早期推翻秦朝的斗争中，如果不是项羽带领楚军破釜沉舟、在各路诸侯畏缩不前时奋勇取得巨鹿之战的胜利，秦朝并不明显处于弱势，而刘邦则难说能够有机会偷袭咸阳并成功得手。在这一时期的征战中，项羽毫无疑问是起义力量的领军者。

因此，这才是悲剧呢。客观上最有能力开创盛世基业的项羽，以一个与自己心爱的女人相同的方式死去，而这个悲剧早在他分封十八路诸侯甚至更早时就上演了，它的结局是注定的，不可逆转。因此，不存在什么假如胜利的是项羽而不是刘邦的情况。项羽及他所代表的旧的政治思维必败，胜利者即使不是刘邦，也一定会是代表历史进步的其他人。

一般说到历史，往往说的是政治史、法律史、战争史等等。至于民生史，古往今来鲜有专著研究。其实，民生决定了国家的命运，就像国家决定了民生的好坏一样。民生在绝大多数的朝代更替或社会动荡中都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西汉王莽改制、东汉黄巾军起义、中唐之后国力的衰落、宋朝结束战乱频仍的五代十国、明朝的式微与灭亡等等，无不与民生息息相关。民生是人心，是改变历史发展的动力。谁看到它并站在它一边，谁就会是推动历史进步的胜利者——离我们最近的历史就是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一个国家，先进、进步、强大，这些特质最终都要作用于让社会安宁、让百姓幸福这个终极目标，或者产生这样的最终结果。

如果用这种思维来看待项羽，则同情少了些，叹息依旧在。至于对虞姬，则另当别论。虞姬的存在，如同满天繁星之下的一只萤火虫。虽然当我们仰望星空，没人在乎身边微弱的一点亮光，可是人们毕竟不可能时刻都在仰望星空。当我们在夜晚的户外随意行走时，如果看见一只萤火虫从眼前飞过，心中会倏然有一种惊喜的感觉，我们不会在意它想去哪里，是飞向夜空或是潜卧草间。但是如果见到它被夜雨凌虐，被行人践踏，一定会心生怜惜。由此看来，司马迁是心有真情的人。

据说虞姬墓上曾经有一片桃树，一到春天就繁花带笑，可是它们的果实却不好吃，小而苦涩。后来重修虞姬墓，因为担心桃树破坏封土，就把它们全都砍去，这是几十年前的事了。不过我去那儿游玩时，发现墓丘上其实还有好几株桃树。当地人说，那是它们自己不知怎么又生长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