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借全社会的力，共同来把人类珍贵的文化遗产保护好、研究好、传承好，来发挥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之间相互交流互鉴的作用。”从1500年的敦煌壁画保护到600年的故宫保护，履新故宫博物院第七任院长近两年的王旭东有何思考？带着问题，本报记者日前在故宫博物院采访了王院长。

记 者：今年是建党100周年和“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继续加强文物保护和文化遗产传承、弘扬工作成为2021年两会热点之一，作为故宫博物院的新任院长，可否请您结合今年故宫博物院的主要工作谈谈您的思考？

王旭东：今年两会围绕2035年文化强国建设的远景目标，作为文化工作者我们感到使命光荣，任务艰巨。去年是紫禁城建成600年，故宫博物院成立95周年。作为我国古代宫城发展史上现存的惟一实例和最高典范，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宫殿建筑群，故宫是中国最重要的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地，也是藏品规模最大的博物馆，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和历史缩影。紫禁城建筑和存藏其间的186万余件文物是我国具有世界影响的、历史信息含量最丰富的重大文化遗产之一，共同构成了其世界遗产价值，在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因此，把故宫古建筑及其收藏的这些文物保护好是我们的使命，必须把故宫的工作融入到党和国家发展大局当中考量、谋划。

在“十四五”开局之年，面对新发展阶段，新发展格局，完整、准确、全面理解并贯彻新发展理念，故宫博物院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文物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全面统筹推进以“四个故宫”（“平安故宫”“学术故宫”“数字故宫”“活力故宫”）建设为支撑的事业发展体系建设，逐步建成具有故宫特色、引领博物馆发展方向的安防管理体系建设、可移动与不可移动文物保护体系、学术科研体系、数字故宫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转化体系、开放管理体系、展陈体系、人才支撑体系、保障体系等管理体系，形成故宫博物院新的事业发展格局，持续推动故宫所承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实现故宫博物院事业高质量发展。

文物保护事业的出发点与落脚点，是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加的精神文化需求。在建党100周年之际，今年故宫博物院在公共服务方面的重点工作除了围绕建党100周年举办敦煌与故宫联展外，新改陈的陶瓷馆也将向公众开放，贯穿了整个中国陶瓷史的1000余件瓷器将入驻武英殿，成为常设展，这是建立在故宫文物清点和研究基础上的首次大规模、全方位的瓷器展，十分值得一看。除了一系列即将推进的线下展览，面向公众的云展览、云直播、网上的云课堂等也会陆续推进。同时，在这些看得见的工作背后，许多看不见的基础性工作，如故宫文物的基础影像采集工作、馆藏文物清理定级工作，由故宫博物院承担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等，也都在有序推进。

记 者：刚刚过去的2020年，故宫和全国文博机构都接受了一次大考。在疫情影响下，故宫的“云展览”“云视听”等数字化传播，及“丹宸永固——紫禁城建成六百年”大展、“千古风流人物——故宫博物院藏苏轼主题书画特展”等重要线下展览的举办，再度令全球瞩目，总结2020年，您认为故宫有哪些新收获？令您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王旭东：2020年是特殊的一年，新冠肺炎疫情改变了世界、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我们文物博物馆领域，改变了作为世界遗产地的故宫，改变了故宫博物院已沿袭了多年的管理服务模式。为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配合党中央的总体部署，我们率先闭馆，减少人员流动，疫情期间又通过云视听、云展览、网络直播等文化项目服务公众，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美，用文化的力量陪伴人们共克时艰。另一方面通过这些服务，也进一步加速了我们的文物数字资源库建设的步伐，加强了数字博物馆、智慧博物馆的建设。

在这样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期，时代也赋予了故宫博物院新的使命。在我们已取得脱贫攻坚决定性胜利，实现全面小康的历史交汇点，如何坚定文化自信、加强文化建设，如何保护好、研究好、传承弘扬好祖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保护好文化遗产，要加强多学科的研究，要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不是一个世界遗产地管理机构能独自完成的。要实现转化，需要全社会的力量，还有文学艺术创作、文化创意产业等形式都加入进来，使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真正跟我们这个时代紧密结合起来，这就需要我们先把文物资源开发出来，呈现给全社会，使各方力量根据各自不同的需求目的，实现更深入的而不是肤浅的开发，将古老的文物转化成新时代的文化。这对我们提升管理、服务与引领能力的要求就更高了。

可以预见，后疫情时代对旅游业的影响也仍将继续。首先是国内游客增加带来的保护压力，我们需要先主动作为，核定好最佳游客承载量，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同时，一定要引领高质量的文化旅游，避免走马观花的到此一游。对于文化遗产地，相关机构应加大研究力度，挖掘其蕴含的多元价值，进行有效转化，从而实现文化的引领而非迎合。对于故宫博物院来说，我们现在的日接待量已从每天8万人降到了4万人，线下接待量的减少更需要我们加大数字化传播的力度，包括云展览、数字交互应用、网络直播等，而支撑这些数字项目的基础则是故宫文物数字资源库建设。去年在疫情影响下，我们共完成了包括书画、器物、宫廷文物、图书等在内的7.5万件文物的影像采集工作，今年还要继续完成7.5万件的采集目标。对于已有600年历史的故宫及其收藏的贯穿中华5000年文明的文物来说，这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浩大工程，不仅涉及业务部门很多，文物修复的量也很大。文物的数字化采集工作不是只拍一两张照片，而是要在影像采集基础上加入学者研究，实现专业、准确、全面的立体化呈现。今年春节前我们重新公布了186万件的文物目录，这186万件文物以及仍在清点整理中的故宫文物，让我们深深感受到了我们这代故宫人的使命与担当。

记 者：2019年您从敦煌研究院院长一职调任故宫博物院院长，这一年，在数代故宫人的积淀探索下，“四个故宫”的理念得以正式提出，两年来，您认为故宫管理服务工作中的最大挑战是什么？对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的文物保护工作您有何看法？

王旭东：我还清楚地记得2019年4月8日就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时的心情，“忐忑不安、如履薄冰”。但很快，随着跟同事们一起工作、调研，我的忐忑消失了，我发现故宫人跟敦煌人一样，他们都是默默无闻前行，承担着守护中华最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和任务。所以两年来，我更多思考的是，如何在一代又一代故宫人成就的基础上，按照时代的要求，按照国家的需要，按照人民的期盼去顺应这个时代，做一些符合事业发展规律的事情。对于故宫而言，一个重大的问题是，古建筑的规模太大了，尽管我们经过了将近20年的故宫古建大修，但还有很多任务没有完成，故宫日常保养维护的任务还非常艰巨。这些木质结构建筑的防火、防风化、防雨水侵蚀问题等，甚至观众进入以后可能会带来的一些人为影响等，确保故宫的平安是我们首先必须要面对的最基础最重要的工作。

另一方面我在思考的是，我们如何进一步把门打开，壮大力量，借社会的力，甚至借国际社会的力，共同把人类珍贵的文化遗产保护好、研究好、传承好，发挥不同文化、文明之间相互交流互鉴的作用。

截至去年，从2002年启动的中轴线建筑大修，后又逐渐扩大至东西两路包括城墙等在内的故宫“百年大修”工作已基本结束了，这意味着故宫的日常维护工作开始进入常态化阶段，从抢救性保护开始转入以预防性保护为主、抢救性保护为辅的一个新阶段。今后我们在进一步完善票务系统，建设访客系统，制定古建筑防火标准、古建筑电气安全标准，加强防范措施和应急准备，优化消防应急预案，实现安防、消防实战演练常规化、制度化的基础上，在进一步研究和探索可移动与不可移动文物保护体系，确保故宫文物古建绝对安全的同时，还要进一步开拓具有中国特色的文物保护利用之路。既要在文物保护工作中加大科学技术的支撑，也要加强技术与高素质的人才结合，要吸引更多学科的学者加入进来，坚持把其他学科的新成果，结合我们文物保护的需求进行转化，让我们的研究实实在在地发挥作用。同时既要鼓励学术热点的研究，也要支持对“冷门绝学”的探索。作为世界遗产地保护机构，我们要目光长远，要多想想10年15年甚至更长时间以后的事。这也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敦煌和故宫在文物保护与传承利用方面能走在时代前列的重要原因。

记 者：您曾说，与故宫的缘分要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我国第一批世界遗产申报成功10周年之际，甚至更早。30多年来，从文化遗产保护概念的推广普及到故宫、敦煌数字化保护工作的飞速发展，您作为重要的参与者、见证者，有哪些难忘的经历与体会？

王旭东：我第一次走进故宫是1997年在承德参加完国家文物局举办的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培训班时，那一年正好是故宫、敦煌莫高窟等我国6处自然和文化遗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10周年。上世纪90年代的故宫只开放了中轴线沿线的几大殿和御花园等，东、西两路开放得没有现在这么多，去故宫旅游的人们主要想看看天子宝座、皇帝举办大婚典礼的地方等等。随着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和国民经济的发展，物质生活的满足，文化旅游业飞速发展，作为汇聚了中华5000年文明的故宫，无论是其建筑本身，还是其收藏的大量文物所承载的优秀传统文化，都吸引着大量中外游客的慕名而来。至新世纪特别是近10年，人民对文化生活的需求不断提高，甚至从某种程度上，他们已经成为了文物保护的老师或是监督员，促使我们要不断提升文物保护研究与管理服务的质量。这亦使得我们对文物价值的挖掘工作变得更加重要。所谓保护即是要保护文物的价值，如果文物价值的研究不深入，还会出现在保护过程中对文物价值的破坏。而对价值的挖掘又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不断深入的过程，随着多学科的介入，文物的多元价值会从不同角度呈现出来。

文物的传承利用第一个手段是开放，让观众们亲身去感悟它，这是过去传统的一种方式。但毕竟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能够来到现场，所以通过传统的书、画册等出版物，我们也可以实现一些小众的文化传播。直到数字技术的出现，互联网给我们提供了更多可能。现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的人，只要他想了解故宫，通过网络都能得到满足。这就使得我们现在的数字故宫建设更要紧跟新的时代脉搏，让人们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故宫。第二，专家的研究成果需要转化成老百姓喜欢看、喜欢读、能读懂的方式，通过网络平台传播出去。学术研究、数字化影像以及创造性转化，三者缺一不可。从开放来讲，故宫目前已经几乎没有可再释放、开放的空间了，为此，故宫北院区建设已列入国家“十四五”规划，未来五年这将是故宫博物院工作的重中之重。我们还希望，每个进入故宫的游客都能获得一种美好的经历和内心触动，产生对中华文化的敬畏之心，这对引领高质量的文化旅游而言更加重要。因此，今年我们将继续提升故宫文物数字化保护和共享利用的能力，促进文化与科技充分融合发展，大力推动建设智慧博物馆。还将完成多媒体数字化融合发展转型，打造“纪录片+展览+图书”的数字融合项目，推进故宫文物与科普项目，围绕新形势和新特点，探索故宫开放模式，逐步建立符合故宫特色的开放服务管理体系。

记 者：近年来，以故宫为创作题材或书写对象的优秀文艺作品纷纷涌现，如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我在故宫600年》系列，综艺《上新了故宫》系列等；一些知名故宫文化学者所著相关图书也在文化深度与视野格局方面，对故宫文化进行着持续开掘，进一步助推了故宫热的出现，您如何看待文艺创作对故宫形象塑造、故宫文化传播的作用？

王旭东：党的十九大提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当绝对贫困已经消除之后，人民对精神文化的需求，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在进一步提升。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个自信”，党和国家对文化空前重视，人民群众也发自内心地热切地想要文化寻根。我们应当引导人民群众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让人们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弘扬融入血液之中，进入言行之间。尽快推动这样的转变，才是我们文化文物工作者的重要任务。

近些年，有关故宫题材的文学艺术创作、视听节目更多地走近了大众，体现了我们传统文化传播方式的多元。特别是一些年轻人的加入，他们以一种学习、探究的姿态走近故宫，用他们对文化的敬畏、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带动并拓展了故宫文化传播的整体面貌。比如《上新了故宫》《国家宝藏》《我在故宫600年》等节目，又比如各种文化创意产品，针对青少年的音视频教育节目等，都让我们的文物活了起来，让文物的灵魂活了起来，这是非常可喜的现象。但另一方面，一些制作粗糙的影视剧作品忽略了真正承载中华5000年文明最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本，刻意迎合文化消费，这种情况也亟需改变。为此，去年我们特别成立了两个委员会，一个负责文化产品的审查，一个负责合作项目的审查。在文化产品创作方面，未来我们要继续推进共同策划，反对蹭热点的合作挂名，要坚决反对低俗、媚俗、庸俗的东西，坚持通过文化的力量实现一种正向的精神引领，做高质量的文化精品，引领风尚，共同呵护故宫这一文化殿堂的形象。在学术支持上，未来我们还会继续加大资源的开放力度，推动以文化遗产为主题的相关文艺创作，从而引领文艺创作从历史的、科学的、理性的层面进行深度开掘，真正将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中国智慧、中国精神呈现给广大观众。探索出一种可供推广的模式。今年我们将推进与中国东方演艺集团、中央民族乐团等艺术院团的合作，我们也将加强对故宫无形资产管理，加强对故宫知识产权保护研究，防范和化解潜在的法律风险等。

记 者：新世纪以来，随着故宫各项基础工作的加速推进，迈入新百年的故宫以前所未有的开放程度和开放姿态迎接着全世界的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迈入新的百年征程之际，故宫对于铸牢民族文化自信，加强文化交融与互鉴方面还有哪些可做的工作？未来以“学术故宫”为核心，百年故宫努力的方向是什么？

王旭东：多年来，我在出国访问的交流中感受到，文化的交融互鉴至关重要。艺术本身是不存在隔阂的，美是全世界共通的都能接受的语言，文化的交流与共鸣拉近的也是不同国家人民之间心与心的距离。追求和平的、大同的文化总是有着最广泛的传播基础，同时这也是中华文化的特点之一。敦煌文化是一种不断变化的、灵动的，以开放、包容的精神不断吸收外来文化而形成的。故宫文化也是5000年中华文明不断积淀的厚重的文化。我在祖国各地甚至国外曾经参与文物保护工作的经历，令我深刻感受到，中华文化与世界其他各国的文化一样，都是竞相开放在世界文化长廊里的五彩斑斓的花朵。所以做好故宫保护我们也要加大对外交流和开放。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地，不仅要和国际社会加强合作，也要向国内同行学习。特别是故宫作为中国明清两代政治文化的中心，故宫文化汇聚自五湖四海，所有的中国地域文化都能在这里找到呼应，所以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故宫文化价值的挖掘具有重要意义，而做好故宫文化的研究，则需要我们不断学习不同相关领域的最优秀成果。

在对外合作上，除了我们的学者走出去，还可以把国外的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们请进来，通过他们对故宫文化的研究，让他们讲中国的故事，讲故宫的故事，这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另一种方式。在对内交流方面，国内文博界的学术壁垒还需要进一步打破，在保护各自劳动成果形成的知识产权的同时，加大学术资源共享。2020年的疫情给业界带来了一些改变，在国家的引导下，通过云直播、云展览、文物数字资源的部分开放等数字传播方式，很多珍贵资源被释放出来，成为全社会共享的内容，未来这个趋势如果持续下去，文博界将会越来越开放，整个文博事业融入到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大局中，未来一定会实现更大的发展。对故宫博物院而言，今年我们会更加开放，未来欢迎国外的学者到故宫来，我们也将持续推动太和学者计划和英才计划，让资深学者带领青年学者去自由探索，推动“学术故宫”的体系性、开放性建设，探索建立具有故宫特点的学术科研体系。

回首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凡是封闭保守的时候，文化就要走向没落，中华5000年的文明之所以了不起，就是因为能不断吸收、接受新的东西，才能走到今天。这是我们从历史、文物中得到的经验教训，也启迪我们，在今天这个全球化的多元时代，应以一种更加开放包容的精神境界与心胸拥抱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