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菊的剧评要结集出版，嘱我为其作序。我突然想起了刘勰《文心雕龙·知音》里的一句名言：“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我是写戏的，而小菊是评戏的，正是刘勰所说的缀文者与观文者。而今要来个角色互换，让我这个缀文者来当观文者，则别有一番滋味。因此，我不揣冒昧就答应下来，愿谈一谈自己品读小菊剧评集后的一些感想。
我在2007年认识了小菊。她当时跟着中国戏曲学会的一批专家来太原观看我编剧的晋剧《傅山进京》，随后发表了一篇《晋剧“傅山进京”的叙事策略》的评论。到了2010年，我忽然发现小菊为我的新作《青藤狂士》所撰写评论《倾注一腔孤愤写狂士 呼唤不拘一格容人才》时，十分惊奇、激动。为什么之前她对拙作的评论没有引起我的关注，而这一篇却引起我的震撼？是因为小菊这次能“披文以入情”。
这种“情”，就是她从剧作中发现了我的一腔孤愤：“……龚自珍‘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诗句激励和感动过许多人，然而有多少人会想到，在中国历史上，从古代到现代，各式各样的奇才、英才、俊才层出不穷，什么时候少过人才！真正缺少的，是‘不拘一格容人才’、让这些人才充分施展才华的社会环境。徐渭的经历也许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是，仅从郑怀兴的剧作中，我们可以找到许多胸怀治国安邦大志与奇谋的奇人异士，却因各种原因不得施展其才华，究其原因，也许是因为复杂纠结的政治斗争，如《新亭泪》中的周伯仁；也许是无耻屑小的从中作梗，如《骆驼店》中怀揣救国万言书的隐士欧阳大可；更有《青藤狂士》中文才惊世、武略惊人却成为党争牺牲品的畸人徐文长！再现历史，反思历史，怎不让人为这些人才扼腕痛惜！”如果说我是一腔孤愤写徐渭，那么写剧评的她也是“情动而辞发”。
这个“情”，包含了被剧作触发出来的激情,她完全理解我的创作初衷——对主人公徐渭以至对历代奇人异士充满了无限同情，因此文思泉涌，文字激扬，令我击节激赏，大有一种遇到知音的兴奋。反观三年前她写的《傅山进京》的评论，尽管角度独特，条理清晰，文字朴实，客观冷静地分析我剧作的叙事策略，为什么没有引起我的情感共鸣？殊不知我写戏，从来不重视技巧，不讲究策略，都是被某个人物或某个题材感动了，一直萦绕于心几个月甚至几十年，让我驱之不去，非一吐为快不可，因此“情动而辞发”，感情汹涌而倾泻出来。初稿出来后，虽然有的要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打磨，但都是为了剧中主要人物更接近本该具备的形象，不是出于写作技巧的需要。谈我写戏的技巧，分析我的叙事策略，是观剧者的发现，却不是我的追求。我要尊重观剧者、剧评者，这是他们的权利，但是这类理足而文著的评论，虽然让我佩服，却引不起我的共鸣。这只是我个人的偏好，说出来贻笑大方，但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公之于众，恐怕也无伤大雅。
这次集中拜读了小菊近50篇的剧评，我赞叹她能够生活、工作在北京，有幸观看那么多剧种的剧目的演出。小菊的每篇剧评，不仅能够让我领略到这些戏的剧情，而且还能让我恍惚看到精彩的演出，想象到名角的精湛表演，甚至舞台的风貌。小菊的剧评能写得这样引人入胜，也是得益于她这些年来奔波于首都以至全国各地的舞台之间。首都人多交通拥挤，居之不易，看一台戏也不易，要不是出于对戏曲的热爱，恐怕坚持不住经常看戏的。
看了小菊的剧评，发现她不仅善于对剧本进行赏析，而且对导演、演员、唱腔设计、舞美设计都能分析得头头是道，都怀有浓厚的情感。即使是批评，也是出于惋惜，十分中肯地指出存在的某些问题与不足，希望能改得更完美。她能对戏曲舞台上存在的一些不良现象直言不讳，尤其是对某个饮誉内外的名剧，敢于坦然提出不同的意见，令我佩服。她挑战权威，并非为了出风头，而是出自对戏曲这种古老的民族文化艺术的真诚热爱。她这样喜爱戏曲的缘由来自何方？等到我看了她写的《灵魂深处的戏韵乡情》后，才恍然大悟。她在此文中回忆了一段童年观看宛梆戏的经历，令我特别感动：“我还记得那个日光苍黄的冬日下午，我独自一人奔跑在乡间公路上，去追一个剧团。因为，前一天，妈妈告诉我，这个剧团唱的是内乡宛梆，那是她老家的戏。而唱戏的演员里，有她年轻时在文艺宣传队里的朋友。我找到了唱戏的地方，找到了妈妈的那个朋友，告诉她母亲的名字，她热情地把我安排在乐队旁边坐下，给我泡了一搪瓷茶缸白糖茶叶水，我就那么高高在上地坐在戏台上，心满意足地看了一下午戏。至今想起，我仍然惊叹小时候的自己真是胆量奇大。传统戏曲便是此时在我心中扎下了根。其实在我心中扎下根的，又何止是传统戏曲，还有家族文化记忆和文化基因的延续、故土情结与家园情怀。”
通读小菊的评论集，我深切地感受到她对戏曲热爱的诚挚之情，也感受到她率真与坦诚的行文风格。我孤陋寡闻，平生读的评论很少，对有的评论者摆出的居高临下架势，望而生畏。一部作品问世之后，可以任人评点，但缀文者与观文者既是平等的，又是可以角色互换的，如果大家摆正位置，相互尊重，少点主观武断，多些实事求是，这样的平等探讨岂不更有益于戏曲艺术事业的健康发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