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是从文化与政治两个层面同时展开的，而且两个层面之间构成相互渗透、相互支援、相互促进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与1920年代最早的两个专业社团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之间，便是这种关系类型的典型代表。
与中国共产党同年诞生的两个现代文学社团
促成中国共产党诞生的，除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这一外来因素之外，就中国国内而言，实际上与1917年开始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发生在1919年的五四学生爱国运动都有关系：正是在新文化运动中，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得到了比之前广泛得多的介绍与讨论，并在与当时各种思潮的竞争中显示出了自己的优势；刚刚在俄国发生的十月革命，也正是在此时引起了国内高度的关注。而五四学生运动则不仅使中国的工人阶级作为一支重要力量走向历史舞台，同时也使围绕在《新青年》周围的知识群体产生分化，在中国产生了第一批把“共产主义”作为政治信仰，希望中国走“俄国道路”的“马克思主义者”。
文化的“五四”和政治的“五四”叠加之后，对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走向发生的巨大影响，在政治领域最为集中的体现，莫过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而在文化领域的表现，则是“新文学”最早的两个专业社团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的成立。历史的巧合在于，两个文学社团的成立，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发生在同一年：文学研究会发布成立宣言是在1921年1月，创造社在日本发起成立的时间则为1921年7月。
接下来，在整个1920年代，作为政治团体的中国共产党与作为文化团体的两个文学社团之间，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首先体现在中共党员与两个文学社团成员的相互交集。以此为桥梁，中国共产党对两个文学团体的成长发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就社团方面而言，它们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而许多文学家正是在接触与传播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过程中，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并最终加入了党组织。就中国共产党方面而言，其对社团的影响与贡献不仅表现在其成员在社团发展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1920年代中期之后其对文学社团的日渐重视及提供的帮助，也对两个社团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最终促成了以两支力量为主的“左翼”文学社团的联合。
中国共产党与两个文学社团在成员上的交集
从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的领导者与参与者中，成长起了中国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成为192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中坚力量。而这些人许多又同时是“新文化”的倡导者、“新文学”的积极鼓动者与参与者。这使得中国共产党早期成员中，不乏一些集革命家与文学家于一身的人物，这些人物在中国共产党的组建与文学研究会的组建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1921年之后，特别是在创造社里，不断有文学社团的成员加入中国共产党，从而使得中国共产党与两个文学社团在成员上有了更多的交集。
文学研究会尽管从本质上讲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文艺团体，但其最初所提倡的“写人生”“人道主义”“血和泪的文学”“泛劳动主义”“文学是一种严肃的工作”等等，都与五四时期在中国影响很大的社会主义思潮有或多或少的联系。而马克思主义倡导的科学社会主义，则是当时从国外传入的诸种社会主义思潮之一。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成员，许多人也是先受到一些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影响，最后才走向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这是导致这两个团体成员产生交集的一个重要原因。
导致文学研究会会员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交集的最直接的中介，则是“新文学”。众所周知，在“新文学”最早的倡导者中，就包括后来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与首任总书记陈独秀。文学研究会在1921年成立后，不仅吸纳了五四以来大多数最重要的“新文学”作家，而且把许多刚刚崭露头角的作家，以及渴望成名的文学青年也聚集在了自己麾下。这其中就包括一些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甚至是党的高层领导。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与核心成员之一沈雁冰，同时也是1920年5月在上海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并为《共产党人》杂志撰写稿件。1921年，沈雁冰由李汉俊介绍加入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并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转为正式党员。入党之后，茅盾利用在文学研究会的阵地《小说月报》编辑部工作的便利，受党的指派，承担了外地党组织或党员与在上海的党中央之间联络的工作。1923年，茅盾还在党内担任上海地方的执行委员，负责苏州、南通发展党组织的工作。茅盾在后来的回忆中谈到，从1925年开始，他已经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投入了政治斗争，文学活动只能抽空做了”。这种政治身份使他在大革命失败后处境危险，不得不隐姓埋名，并与党失去了联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生计，开始以“茅盾”为笔名从事小说创作。
茅盾的弟弟沈泽民不仅随兄长一起加入了文学研究会，而且也与他一同加入了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并在后来转为中共党员。沈泽民入党后一直为党工作，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增补为中央委员，担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后来成为中共领导人的瞿秋白，直接参与了文学研究会的筹备工作。只不过当文学研究会宣告成立时，他已经到了俄国，因此没有出现在1921年1月《小说月报》上发表的“文学研究会发起人”名单里。不过，在文学研究会会员名录里，瞿秋白被列为正式会员，会员编号是“40”，位列朱自清、冰心、朱湘等文学研究会“资深会员”之前。瞿秋白与鲁迅等现代作家保持着十分良好的关系，1930年代初在“赋闲”的情况下深度介入左联工作，进而成为十分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与早年的这种经历有关。除瞿秋白外，在后人所列的文学研究会会员名单里，我们还可以见到陈望道、冯雪峰、陈毅、张闻天等著名中国共产党人。（《文学研究会发起人及部分成员简介》，见《文学研究会资料（上）》，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
创造社早期打出的是“为艺术而艺术”的旗帜，发起者与最初的成员以在日本留学的青年学生为主。这些人最初与国内的文化界与文学界没有什么联系，与中国共产党之间也没有什么交集。但发生“转向”之后，创造社成员的政治倾向日渐“左倾”，并纷纷加入中国共产党。创造社成员与中共党员之间的交集大概存在这样几种情况，一种是像潘汉年、李一氓这样的进步青年，在1920年代中期加入创造社的同时，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实际上是创造社中的第一批中共党员。一种是像郭沫若、成仿吾这样的创造社“元老”，在国共合作之后，到广州参加了北伐战争，在这个过程中与中国共产党人有了较多接触，受其影响，在大革命失败后，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种是像李初梨、冯乃超、朱镜我这样的创造社后期成员，1927年从日本回国发起“革命文学”论争，后来在潘汉年等中共党员的鼓励下，于1928年入党。创造社的许多人，在加入中国共产党前后，有着投笔从戎的经历，或者在入党后便离开文学，从事其他战线的工作。因此，与文学研究会相比，从创造社中走出来的职业革命家要多得多。
两个文学社团对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传播的贡献
文艺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革命导师那里，都受到极大关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并在后来形成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成果——毛泽东思想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尽管在新文化运动开始前后的几年间，马克思主义思潮已经传入中国，但人们还仅仅把它当成是一种政治学说、经济学说或社会学学说，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并没有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整个1920年代的中共领导人，包括对文艺问题有很大兴趣的陈独秀、瞿秋白，在领导人的岗位上时，都把主要精力用在了应付十分复杂而严峻的国内、国际政治局面上，根本无暇参与文艺战线的斗争，也没有认真关注过国际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的状况。瞿秋白虽然早年在苏联时关注过苏联的无产阶级文学实践，但他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并最终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实际上与他1931年初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王明等人排挤出政治局常委，在“赋闲”的状态下开始介入“左联”的事务有关。比较成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在192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革命文学”口号的提出，才开始进入中国的。在当时，参与并推动“革命文学”论争的，主要是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语丝社、太阳社等文学社团，接受与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主体，也是身处文学社团中的理论家。其中，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起了主要作用。
据文学史家考证，最早提出“革命文学”这一主张的，是文学研究会：1921年7月30日，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郑振铎就发表了《文学与革命》一文。文学研究会也是中国较早接受、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文学社团之一。1924年，郑振铎出版了《俄国文学史略》一书，书中列专章介绍评述了对后来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产生重要影响的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人的理论观点，并高度评价了高尔基的创作成就及其文学思想。茅盾在1925年的《文学周报》上连续发表了长文《论无产阶级艺术》，主要结合苏联的文学实践，对无产阶级艺术的发展情况，以及无产阶级艺术的形式特点及其思想内涵进行了分析与总结。
文学研究会的理论家之所以会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生兴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些立场与观点，同他们最初提倡的写实主义文学观念之间有着可以对接的地方。茅盾作为文学研究会最重要的理论家，在建党初期，虽然也在尽力为党工作，但在文艺主张上，他所提倡的是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然主义（写实主义）文学观。而当茅盾从早年宣扬的自然主义文学观转向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文学观时，并不使人感到十分突兀，这主要是因为他从马克思主义的文学观中提取了现实主义的立场与方法，以此对之前的文学主张进行了改造。
创造社是在国内发动“革命文学”论争的主要团体。而早在发起“革命文学”论争之前，创造社中的一些人物就开始接触与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后来的创造社领导人在介绍创造社的历史时，常常强调国内第一篇将文艺问题与阶级斗争学说联系起来的文章是郁达夫的《文学上的阶级斗争》，这篇文章发表在1923年5月27日《创造周报》第3号上。尽管他们也承认，郁达夫当初在文章中对阶级斗争的理解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还存在较大差距。创造社的灵魂人物郭沫若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早的记载是1924年。这一年，他在日本翻译了早期马克思主义学者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1925年，郭沫若宣称完成了文艺思想的转变。1926年，他相继发表了《文艺家的觉悟》《革命与文学》两篇利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宣扬“革命文学”的文章。创造社后期的理论家冯乃超、朱镜我、李初梨等人，在日本接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是在1920年代中期，其思想深受当时在日本流行的“福本主义”影响。随着他们在1927年回国，作为创造社的新生力量，以“革命文学”为口号发起对鲁迅、茅盾、张资平等人的批判，这种带有强烈的“左倾”色彩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被带进了国内。
当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家们以社团理论家的身份进行理论选择与理论建设时，文学社团这一平台背后的人际关系模式、理论生产方式，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早期形态及其理论品格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使得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多采取论战性的姿态与论争性的理论形态，许多文章文风生动活泼，与文学创作实践、文学批评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与影响力。与此同时，基于社团立场的传播，也使得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系统性、学理性及理论深度受到一定影响。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经由文学社团这一渠道传播时，除茅盾等极少数人之外，其他社团理论家，无论是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郑伯奇这样的五四作家，还是后来从日本回国的冯乃超、李初梨等人，在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时，都不是中共党员。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接受与传播，对他们中人许多人接近与认同“左翼”文学，进而认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理念，最后加入中国共产党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对两个文学社团发展的贡献
整体上讲，从成立到大革命失败这段时间，中国共产党将精力主要放在了组织建设及组织工农运动上面，没有太多时间介入文学社团的工作。但是，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两个社团的发展，仍然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影响。这种影响，有些是中共党员以文学社团成员的身份工作时产生的，有些则是经由党的组织发生的。
作为发起人与核心人物，茅盾对文学研究会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尽管他是以个人身份在从事着文学研究会的工作。而就创造社而言，在其成立初期，曾经对国内文学青年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并因此而迅速发展壮大起来。但在接下来的几年间，却面临了生存困境：运作资金出现困难，刊物无法出版；内部产生分歧，一些骨干成员退出，郭沫若等元老则南下参加了革命。在这种情况下，潘汉年、李一氓等进步青年的加入，对创造社至关重要。而他们在加入创造社不久便入了党，成为创造社中第一批中共党员。正是这批“创造社的小伙计”，在困难时期将创造社的事务性工作承担了下来，从而使这一社团得以延续下去。与此同时，他们在创造社“转向”的过程中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转向”之后的创造社，作为一支革命力量，开始引起中国共产党高层的关注。据阳翰笙后来回忆，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周恩来曾告诉郭沫若，“应该在创造社中加强党的力量，多调些人去，把党的组织发展起来”。阳翰笙便是在这种情况下到了创造社。在“左联”成立前，创造社的党员已经被纳入了中共上海党组织在闸北区的一个支部中。而创造社中的党员潘汉年、李一氓、阳翰笙等人，则在社内组成了一个党小组。创造社后期成员冯乃超、李初梨等人的入党问题，也是在潘汉年受党的指派，调停创造社与鲁迅等人论争时解决的。
大革命失败后，尤其是“革命文学论争”期间，中共看到了文艺的巨大影响力，提出了团结文艺界人士及建立广泛统一战线的主张。为此，中共中央相继出台了一些政策。1928年7月，中共六大通过《宣传工作的目前任务》，提出为了尽量扩大群众动员工作的基础，“宣传之另一种的方式就是我党同志参加各种科学文学及新剧团体”。这是中共中央首次以文件的形式要求党员参与文艺团体的活动，以扩大自己的影响。同年10月，中国共产党又发布文件，指示“在各大城市发展各种政治的文艺的小刊物”，“用种种方法发展社会主义的影响”，并认为应该有一文化机关“以指导和批判全国的思想和文艺”。在1929年6月召开的六届二中全会上，中共制定了有关文艺宣传的《宣传工作决议案》，要求“利用现成的群众组织，群众集会，与现成的书店刊物”扩大宣传，并成立了由中央宣传部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其职责是“指导全国高级的社会科学的团体，杂志，及编辑公开发行的各种刊物书籍。”这一切表明中国共产党对文艺工作的认识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有了关于文艺工作的完整的规划，并建立起了领导文艺的组织机构。对“革命文学”论争的干预，对创造社党组织发展的重视，以及后来创造社、太阳社、文学研究会等文学团体联合，成立“左联”，这一系列事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