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伊始，《大家庭》（La Familia grande）犹如一枚重磅炸弹，震惊了法国文坛和政治学界。作者卡米耶·库什内（Camille Kouchner），45岁，大学法律教授，《大家庭》是她的第一部作品。一位新人的处女作何以掀起如此波澜？究其原因，这本书揭露了少年时期继父对双胞胎弟弟进行性侵的乱伦丑闻，而继父奥利维·杜阿梅尔（Olivier Duhamel）还是政治圈的耀眼人物，他早先在高校担任宪法教授，曾担任国家政治科学基金会主席，去年年初，被任名为世纪俱乐部主席，该俱乐部聚集了法国金融、政治和媒体界的精英。因此，无论是作品话题的敏感度，还是其涉及人物的社会影响力，都足以让这本书成为这个冬天法国电视广播报刊绕不开的话题之一。
全书以母亲的葬礼开始，唤起了作者对儿时的回忆，时间倒退至20世纪80年代。作者6岁那年，亲生父母分开，各自重组家庭，孩子跟随母亲开始新的生活。继父比母亲小10岁，相似的法律专业背景，知识分子间的默契，彼此眼中的柔情，加之继父待孩子热情贴心，视如己出，很快继父代替了父亲的角色。每年夏天，一家人都会到继父拥有房产的萨纳里度假，并邀请许多好友来家中聚会，宛若一个“大家庭”。不仅继父拥有很多光环，母亲艾芙丽纳·皮西尔（Evelyne Pisier）也丝毫不逊色，公共法律专业教授、政治学家、法国女权主义的先锋人物，年轻时曾是古巴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的情人。母亲的妹妹玛丽-弗朗丝·皮西尔（Marie-France Pisier）还是法国著名影星。这样一个“大家庭”聚集了众多耀眼的左派人物：哲学家吕克·费里、律师吉恩·韦伊（西蒙娜·韦伊的儿子）政治家伊丽莎白·吉古等，堪称当时左派精英的缩影。这些人年轻时都经历过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他们鼓吹自由，其中包括女性主义强调的“性自由”，在南法盛夏一个个热闹非凡的晚上，演绎着独特的“后68年代式的”生活方式。然而，自由的旗帜之下是病态的环境：成人和孩子在泳池嬉戏，彼此赤裸着身体，无所忌惮，继父还会拍摄女性的胸部和臀部，并且把照片张贴在房间的墙上。只是以作者当时的年纪，还不会分辨“自由”的真正含义，只是多年后回头看这一切，才意识到不妥之处。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1986年和1988年，母亲的双亲相继自杀离世，由此拉开了悲剧的序幕。母亲难以承受噩耗，依赖酒精打发时日，沉浸在痛苦中无法自拔。于是继父成了孩子们的支柱，却没有想到成了噩梦的开始，继父在弟弟13岁到15岁期间多次对他实施性侵。在接受“大书店”节目的访谈中，作者表示她永远记得弟弟来向她求助的那一幕：一天，弟弟把“我”叫到房间，告诉“我”继父对他做的那些事情。弟弟先是转述继父的话，妈妈的双亲都自杀了，她现在非常累，“我们”就不要再去给她添麻烦了。弟弟让“我”保守这个秘密，并且求我帮他对继父说“不”。可是“我”没有。在“我”眼里，继父是那么充满魅力，让人仰慕。“我”曾看到过继父和其他女性打情骂俏，可是母亲告诉“我”说：“那是我们的自由。”年幼的“我”不明白“自由”的边界，更无法理解“乱伦”的概念。继父对弟弟的行为也是允许的吗？那个时候， “我”的困惑没有人解答。之后，继父每次去弟弟的房间，“我”都知道，“我”能听见他的脚步声，他开门进入弟弟的房间，在沉静中“我”想象着那个房间发生的事情。结束后，继父总会来到“我”身边，告诉“我”，现在的每一天对妈妈来说都是一次胜利，所以“我们”最好不要去打扰她。他总是拿妈妈做借口，他也知道“我”对他的信任，他料定“我”不会把这件事说出去。的确，“我”什么也没有说。罪恶感就像一条蛇，从那时起，它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我”，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罪恶感与日俱增，小蛇变成了多头蛇神，在心底深处起舞，洋洋得意。因为“我”选择了沉默，仿佛意味着“我”默许了这件事的发生，“我”感觉自己变成了同谋。
多年后，“我”和弟弟都长大成人，有了自己的家庭。2008年，终于，“我”决定不再沉默。然而，说出真相后，母亲的反应却令人出乎意料，她责怪“我”为什么当时没有告诉她，不然她就会离开继父。而现在，一切都太晚了。她甚至责怪弟弟，认为都是弟弟的错。为此，小姨和母亲大吵一架，分道扬镳。2011年，玛丽-弗朗丝·皮西尔在家中身亡，死因不明，作为法国新浪潮电影明星，她的离奇死亡在当年引发了各种各样的议论。直到2017年，母亲去世，30多年来饱受折磨的“我”，决定将这一切写下来。《大家庭》以母亲的葬礼开篇，以一封写给过世母亲的信结尾。在这封信中，作者对母亲复杂矛盾的情感跃然纸上：一方面是曾经对母亲深深的爱，另一方面是对母亲行为的费解和怨恨：“你要记得，我们也是你的孩子。”当年，弟弟让“我”不要把这件事说出去，“我”没有说。“我”没有说，不是因为信守这个承诺，而是对于当时弱小的孩子而言，父母看起来是那么高大，怎么会做对孩子不好的事情呢？是父母让孩子沉默、噤声。无疑弟弟是受害者。“我”没有保护好他。可很久以后“我”明白，“我”也是受害者。因为继父的行为和举动，“妈妈，这些年来，罪恶感、悲痛感和愤怒感压得我喘不过气”。直到写完这本书，“我”仿佛终于可以摆脱心中的多头蛇神了。卡米耶·库什内认为，无论哪个阶层，都存在乱伦。而这个敏感的话题，由于触及家庭深处最隐秘的部分，会动摇整个家庭的根基，所以受害者往往难以启齿。她希望可以为无数因为害怕、恐惧、内疚、负罪而沉默的兄弟姐妹发声，让更多人关注这个群体。
近几年，在文学界或影视界，也不乏其他人和卡米耶·库什内一样，勇敢地打破禁忌。法国作家克莉丝汀·安戈（Christine Angot）在13岁至16岁之间多次遭到父亲性侵，先后以此为题出版了《乱伦》（L’Inceste，1999）和《不可能的爱》（Un amour impossible，2005）。导演安德丽·贝斯孔（Andréa Bescond）9岁时被父母的一个朋友性侵，她将这段成长经历改编成电影《不能说的游戏》（Les Chatouilles），于2018年上映。去年，出版人凡妮莎·斯普林莫拉（Vanessa Springora）在其作品《默许》（Le consentement）中指控作家加布里埃尔·马茨涅夫（Gabriel Matzneff）在其14岁时对她实施性侵，书籍出版后同样在文坛引发了不小的轰动。当沉默被打破，随着越来越多的受害者选择发声，性暴力这一话题受到了更多的关注。2017年秋天发起的“MeToo”运动，揭示了女性所遭遇的性暴力，而后，关注的弱势群体也开始向儿童和青少年延伸，大众对这一敏感话题的认知和意识也随之觉醒。据统计，在法国，1/5的女性和1/13的男性曾在童年时期经历过性暴力，而1/10的法国人都曾是乱伦的受害者。《大家庭》一书出版后，社交平台上涌现出“MeTooInceste”（我也是乱伦受害者）等话题标签。一场法国版的“MeToo”运动正在上演。继父奥利维·杜阿梅尔对弟弟的性侵案因为过了法律时效期而变得棘手，但“杜阿梅尔事件”足以震动法国知识分子和精英阶层。迫于舆论和抗议，继父辞去了所有职务，与其相关的人也相继离职，比如巴黎政治学院的校长弗雷德里克·米昂，因早前知道杜阿梅尔性侵一事却保持沉默，被抗议的学生围堵在校园门口。
林奕含在《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中用细腻的语言、繁复的比喻和精妙的修辞，刻画了溢满孤独与绝望的“房思琪式的强暴”，撕下了“李国华们”丑恶又虚假的嘴脸。伊藤诗织在《黑箱》里揭露司法体系的弊端，与权力结构抗争。香奈儿·米勒作为受害者，在《知晓我姓名》中回顾当年的“斯坦福大学性侵案”给自己造成的伤害，以及为此讨回公道时遭受到的不公与侮辱，她同其他性侵受害者站在一起，告诉世人：为罪恶付出代价的应当是施暴者，而不是被侵犯的人……暴力之下，文学何为？对于卡米耶·库什内，写作是自我疗愈的过程，同时也是为千千万万受害者同胞发声的机会。克莉丝汀·安戈表示，不乏一些受害者想发出声音，却苦于找不到途径。而文学将这些血淋淋的事实鲜活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让大众得以通过阅读引发思考，比如，如何采取必要的立法手段来填补法律实效性这方面的空白，从而对施暴者予以惩戒，对受害者加以保护，这些在今天都极具现实意义。当文学和现实的边界变得模糊，当二者的关系愈发紧密，文学观照现实，可以推动社会进步。或许这就是暴力之下，文学能起到的作用与力量，也是非虚构文学受到越来越多读者拥趸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