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新诗史一直处在动态的建构过程中，新世纪以来近20年，诗歌界对废名、林庚、朱英诞等诗人的发掘、研究渐成气候，且带出了对一个名为“废名圈”的派别的定位和描绘。陈建军、眉睫、陈均、王泽龙等学者在“废名圈”资料整理、诗歌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陈均较早系统地整理、观照这一派的存在，独具慧眼地在朱英诞新诗讲稿的“诗抄”一讲中拿出了“废名及其Circle”的说法，将其引申为一个有意味的新诗史名词。在“废名圈”这一名义下，朱英诞谈到沈启无、程鹤西的诗，且以废名的诗歌观念和标准作为参照。其实这一派的缘起，要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废名和周作人及“苦雨斋”文人圈的交往。1921年底，废名与周作人开始通信，后考入北大，成为周作人座下主力弟子之一，逐渐形成了对新诗比较确定的看法。周作人“白话文学”“言志派”“科学”等观念对废名诗学观念的形成有重大的影响。此一时期与俞平伯、沈启无等人的互动、探讨，加深了废名对新诗的认识。因此，经由周作人及“苦雨斋”这一桥梁，将五四新文学、新诗精神的薪火接引到了“废名圈”中。废名特别钟情于新诗，自称与新诗是“不结婚的情人”，他一面苦思新诗发展的理路，一面注意培养新诗人。朱英诞和李白凤恰在这一时期进入了废名诗歌圈。1934年，朱英诞和李白凤在北平民国学院读书，教授他们新诗课的是创作势头正盛的现代派诗人林庚。经林庚介绍，朱英诞、李白凤认识了废名、周作人。李白凤诗风清丽哀婉，有1930年代中国现代诗派的风味，但很快南下，投身抗战，诗风一变而成为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交错、混合。真正成为“废名圈”中坚力量的是朱英诞。在此后到抗战全面爆发前的约3年时间里，这一派谈诗、相聚、出诗集、编讲义、书信往来，围绕个人创作道路的找寻、理想新诗风貌的构想，真正形成了“废名圈”具体而微的存在。1935年末，林庚为朱英诞自印诗集《无题之秋》作序；后一年，废名为朱英诞《小园集》作序。后半生隐逸如常的朱英诞，在文章中常常深情回忆他们当年在废名北河沿寓所、燕南园欢聚、谈诗的动人情节。这是“废名圈”的历史形成期。
这一派的深化期是在1937年北平沦陷后的七八年时间里。陈均认为，在这段时间，北平的文学、教育、出版和通信条件，为“废名圈”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环境。卢沟桥事件前一年，废名在北大讲新诗，成半部讲稿，随后南归避居故乡黄梅。林庚也远归福建长汀。这一派“在场”的诗歌活动由朱英诞、沈启无等人担当了起来。1939年，未南迁、留下来的北大成立了文学院，周作人任院长，沈启无任中文系主任。沈启无介绍朱英诞到北大新诗研究社做新诗讲座。1940年8月，朱英诞正式进入北大，主讲“诗与散文”课。朱英诞接着废名的工作，继续讲新诗。此期前后同在北大任教、工作的还有诗人南星、黄雨（李曼茵）。朱英诞从“刘大白的诗”，一直讲到“《现代》的一群”，同时还编选了与讲稿对应的作品集《新绿集》。朱英诞就编讲义、教授新诗课一事多次请教沈启无，沈启无建议参考废名的讲法，但不要像废名那样“陈义过高”，两人反复交换意见。1941年，沈启无主编，朱英诞等人协助主编，出版了大型文化刊物《文学集刊》，发表了朱英诞、沈宝基等人的诗，重新刊发了废名之前谈新诗的文章，宣讲、阐释废名的新诗理论。这一时期，朱英诞、沈启无、沈宝基等人的诗作频频发表于《辅仁文苑》《风雨谈》《中国文艺》等刊物，这一派成员的创作进入了高潮。这一时期，沈宝基对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翻译和体悟影响了朱英诞，两家人有不少交往。据陈建军先生的考证，1944年废名讲稿《谈新诗》在北平新民印书馆印行，此书据黄雨保存的听课笔记整理而成，沈启无、朱英诞为诗论的出版付出了努力。到1944年周作人、沈启无交恶，这一派艰难聚集的诗歌场域就自然地开始消散。到了汉口后的沈启无仍念念不忘废名，还出版了与废名的合集《水边》。废名1946年回到北大后，续写新诗讲稿，还写了《林庚同朱英诞的新诗》等文。至此，新诗史上的这一派别完成了它第二个阶段的发展。但是这一派的活动和努力，并没有终结，后来朱英诞远赴东北教书谋生，与废名仍有联系，朱英诞终身创作新诗约3000首，异常顽强地将这一派的观念和创作坚持到了1980年代。从抗战后到1983年朱英诞辞世，可以称为这一派的消隐期。综合这些史迹来评估，这一派形成了“一祖一宗三主将”的格局，周作人的文学思想成为这一派思想的种子，废名不仅是人事联系上的枢纽，而且提供了创作和诗学观念上可资参考和讨论的标准。林庚、沈启无、朱英诞成为这一派创作上的主将，深化或修正着废名的诗学观念。程鹤西、南星、李白凤、黄雨、沈宝基等人则不同程度地与这个派别成员有交集，可以看成“废名圈”的外围成员。
那么，这一派在诗学上究竟有何独特贡献？这一问题不仅关乎我们对这一派的认识，而且关乎我们对三四十年代新诗史的宏观认识。现在可以暂时离开对史迹的追述，拉开一定距离做一简要归纳、概括。第一，直接抓住了新诗“内容”的问题。废名新诗要“内容是诗的”“文字是散文的”的意见看似古怪，实际上是提取出了胡适“言之有物”“新内容新精神”等新诗方案的精华，并进而发展为以当下感觉、原发体验为主的生命诗学。第二，以古为新的实践理路。他们像T.S.艾略特发现“玄学派”诗人那样发现了“六朝文章”“晚唐温李”“南宋词风”，用作诗学上的共通资源。这些古典诗人打破随乎心性的“乱写”“感觉过敏”“驰骋想象”，创造出思维的“四度空间”，深具“古典的现代性”，契合了他们作为现代人的复杂幽眇的内心，孳生出跳荡婉转的表达方式。第三，别样的“纯诗”观念。与西方象征主义“纯粹诗歌”的观念有联系而不同，“废名圈”诗人没有宗教的背景，他们更多地是想借助“诗歌”这一超功利的艺术对象，逃避现实的宰制和政治的波及，吟哦个人内心的涟漪和日常生活的哀乐，进而提升出一种超越时代、弥合新旧的更为“普遍”“永久”的诗的理想，在更具超越性的层面上思考和言说“诗”的本体。
王泽龙主张在“京派”的意义上看待“废名圈”，实际上“废名圈”在缘起、发展、流变等各方面与“京派”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确实可以将“废名圈诗歌”看作“京派诗歌”的一个构成板块。但即使如此，也难掩“废名圈”这一派别在新诗史上的独特价值,废名、朱英诞等人提供的理路显然与卞之琳、何其芳等人的观点有不容忽视的差异。这一派作为现代新诗史上一个独异的存在，还有进一步展开研究的必要。
（作者系岭南师范学院副教授，本文系广东社科项目“‘废名圈’诗人群文学活动考述”[GD16ZJW05]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