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来了新书记》，是我给侯志明第一本散文集作序时的题目。

如今忽忽三年过去，新书记已经有点“旧”了，成了侯书记。那当然是正式场合叫的。在非正式的场合，有一天我突然警觉，怎么我不经意都称他老侯了。他比我年轻几岁，又在单位替我抵挡许多冗杂事务，我想这是表示熟稔和随之而来的亲切感的意思。

第一本书出来以后，这位前新华社记者便新作频出，不断在一些重要报刊发表。有时听见周围人议论，都说他写得越来越好了。虽说不是发表的全部作品，我也挑恰好在手边的读过几篇，也和夸他文章的同行是同样的感觉。至于说私下有没有和他表达过这个意思就不太记得了。

三周前，老侯来我办公室，送一本打印稿，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很有些分量。这是他新集的文稿，说是要出第二本书了，依然要我写打头的叫作序的文章。

这下子就不是茶余饭后，或者某个时间闲聊时不经意的评价，弄得人要皱了眉头端坐着，想些正经话说。用四川话，就叫做：“拿话来说。”

这本新文集题目叫作《少点精致的俗相》，参阅他后记中的夫子自道，原来，其意思是靠写作来“修炼”，以摆脱“俗相”，或超越人生庸常。“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

人生嘛，自古以来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今天时代物质大进步，还加上房子车子票子和别的什么子，物欲层叠累积，不俗也难。何况大大小小的单位，都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办公室小政治，大多数时候也让人看到人性的弱点。在此情形下，文化的功能也主要变为让物欲重压下的人轻松一下，娱乐一下。所以，这时要以文化脱离“俗相”，也就成了有标高的追求。虽说自古以来，文化是引导人追求高尚品格和雅正审美功能的，但不得不承认，眼下，我们目睹的是这种功能的大面积弱化。于是，单单这个题目就让我有点严肃起来了。

这本文集的文章，我是分为三类的：一类是忆旧，以家庭亲情和怀乡为主；一类是访人写人，相当于记者的深度报道；再一类是游历记，到了作家协会，工作性质决定常常有带任务与不带任务的游走，或者看好风景，或者观摩新现象、新事物。

第一类文章，好与不好，修辞之外，重点在于一个情字。感情饱满与否，真切与否，决定文章的高下成败。在这本文集中，这类文章占了多半篇幅，每篇文章，或长或短，字里行间，都是有真挚的深情自然流露的。情的真切与深挚，还带来了一个修辞上的好处，不论着墨浓淡，都能收到去除雕饰、朴素自然的行文效果。老侯自己总结为文“三真”，真情肯定是第一要义。

第二类文章篇幅不多，相当于新闻报刊上的深度专访。对象是曾经的风云人物，比如氢弹之父于敏，比如曾创造长虹奇迹的倪润峰。两篇文章与常见的人物专访又有所不同。不同之处在于加了一重对当时访问情景的追忆。时光流逝，洗去了什么，又留下了什么？过去的辉煌，今日的沉静，两相叠加，可以悟人生、悟命运，也是让人去除俗相的好办法。

第三类文章，大家都去游历，各人都有选择性看见。看见什么，又能了悟什么，就有点高下与雅俗之别。这个“别”是种区分，也是种鉴别。“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所有不同都从同中来，所有同中又可以看见种种不同。老侯是下了探幽抉微的功夫的，是力争要在看见之外还有看见的。

最后想说一点，这三类文章的结集，通常会被叫作散文集。这就牵涉到一个基本问题，散文是什么？所以有此一问，是因为很多时候，散文已经被一些写作者弄得很狭隘了。弄成了一个与诗歌、小说、剧本等体裁相对应的文体。但散文应该是更宽泛更广大的。很高兴看到，单位的这位已经有点“旧”的书记提笔为文时，只是感到有话要说，就服从这个愿望把内心话说出来，有事说事，有情抒情，有理论理，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此种写法，已经就避免了某种固定程式散文“精致的俗相”。更不要说，书写经验，行文中又争取超越经验，这也可以视为其“时时检点自己俗相”的可靠途径。应该鼓掌。

古人诗说：“文章乃余事，学道探玄窟。”余事是小的，但借此要“学道”，要超越日常生活层面，试图洞明世事，那么“探玄窟”就别有意义了。

有点“旧”的书记文章却有“日日新”的努力与成效，再次鼓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