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是什么？隐约的直觉让我说，经典就是老少编辑们总是惦记着的那本好书。当编辑30余年，我遇到这样的事例并不多。迟轲先生的《西方美术史话》就是这并不多见的经典中的一部。捧着又以新版面世的这本沉甸甸的书，我不觉地想起它最初诞生时的事情。
改革开放国策既定，出版的春天到了，素有社会责任感的中青社积极谋划起面向全国青年的选题，尤其是“大盘菜”式的大型图书系列。架构宏大、内容丰富的“青年文库”就是其中重要的丛书项目。广州美院迟轲的《西方美术史话》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应中青社文学编辑室的邀约在1980年写成的。那时他在西方美术教研方面已颇有建树，年纪50多岁，正值壮年，又逢时代机遇，干劲自然很大。出版社编辑们对他也很是信任，不吝施以援手。双方商定，为爱好美术的中等文化程度的青年们写一部西方美术发展方面通俗易懂而又扎实厚重的基础性读物。他在给编辑的信中说：“我也总觉得，从美术史中如果能够多得到一些关于审美特征的理解，提高对于各类艺术的鉴赏力，比多记住一堆人名或作品的题目更有用一些。”让读者从自己的书中收获对美的理解力、鉴赏力，这就是他写作此书的初心和目标。定个什么书名好呢？这可是最直接反映图书主题、体式与写作方式的。编辑提议用“西洋美术史”——这似乎有点表示进入新时期，放下思想包袱，打破词语禁讳的意味在，迟先生认为还是叫“西方美术史”好。而对“史话”的定位及称谓，迟先生欣然接受，觉得正中下怀。
这本精心之作定稿后交给出版社是在1980年秋，而它的问世则到了1983年五六月间。近40年时间里，这本书一次次再印，多次改版，开本由小32开到大32开，再到大学教材适用的16开，直至最新的国际流行16开本。印刷由“铅与火”时代的活字排版、压型版印，改进为激光照排、无菲林（软片）的数字技术印刷，这中间图文清晰度、逼真度的提升不可以道里计。装帧形式从平装到简精装再到精装，封面设计有七八变之多。至2020年已有5版13个印次，累计印数达32.1万册。其间迟轲还对全书做过全面修订，使其内容更加完善，于2004年出了修订本，为这本“史话”成为经典更加夯实了基础。他在这一版序里由衷地说，“我愿意修订此书，为美育的大厦再增添一块砖瓦”。
最新版一如既往仍署为“迟轲编著”。这与其说是对历史原貌的尊重，不如说是对迟先生谦逊治学态度和科学精神的又一次礼敬。史性著述的一个特点就是，不仅要引证大量的史实资料，还要尽可能地汲取相关研究的既有成果，借鉴和融会大量专业人士的思想观点、分析研判。故此，许多历史名著大作，也都称“编撰”“纂写”“编著”等，而这并没有妨碍它们成为流传久远的经典。迟先生把自己对西方美术史的爬梳和评说设定为“编著”“史话”，丝毫不影响他对此番写作所坚持的高标准、严要求，以及对该书写作个性、艺术性的探求。丝毫不影响他在长达一年有余的时间里，在担负繁重教学科研任务的同时加班加点、废寝忘食，矻矻孜孜地进行写作——广泛收集图文资料并请有关机构复制图片，研读相关研究成果，慎思精虑完备自己的见解，敷设行文而生出流畅、明晰且生动活泼、亦庄亦谐的有韵味、有温度的富有个性特色的文字。
如果说“史话”之建议“解放”了迟先生对这本书的表达形式和写作方法的话，那么，“编著”式之述评结合、夹叙夹议、多管齐下、文质统一的手法和方式，并未束缚、限定其精心谋划“书设”、兼容并蓄、融入独见，在融汇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基础上，自成体系，刷新讲义，拈精取萃，精到评议，新意迭出。
他首先是力求史话写得精练简明。要达此目标，又要有“史”的规模和概貌，他把着力点放在“选择得当”上，“即使在数量上少一些，也仍然能够给人一个历史的轮廓”。他自期此番写作既要浅出更要深入，在选材行文上要能引发读者的兴致和思索。写作中他有意识地突出画家的个性色彩，力求像一些大家那样，“用三言两语就把一个陌生的名字变成一个有性格的活人”，行文缀章之间将读者悄然带入他所刻意营造的生动的感性历史气氛之中。如何能产生如此“润物细无声”潜移默化之功效呢？迟先生的操作经验是，着重联系一些有关的文化思潮，因为“和它同时代的宗教、哲学（美学）以及文学等文化思潮更直接地影响着美术”。至于他放手大胆果断地略去一般的经济、政治背景的专门介绍，则是因为“艺术与政治尤其是经济，并不是经常直接发生联系的”。迟先生对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做到了深省活用。迟先生还在这本史话的内容结构上彰显了自己的艺术观点、观念。鉴于该书读者对象主要是青少年，该书具备篇幅不大、普及性入门读物等特点，他排除“编年体”而取“归类法”。他参考借鉴了前人或依题材或依风格或依民族特色归类的结构原则和方法，又依据自己的理解、艺术观点和美术史逻辑去归类艺术家及其作品，构筑书写体系框架，扎实进行述评、诠释说明，既有时间线索，又不拘泥于年代顺序。其效果完全达到了“给读者以整体连贯的西方美术史概况”的目标。迟先生还认为，介绍西方美术发展历程，如果只讲思想内容而不讲艺术技巧的特色，是不能全面提高对于西方美术的鉴赏力的，所以他在书中穿插了一些关于绘画技法技巧演变发展的“小故事”。
迟先生成长于中国传统艺术文化的浸润之中，他对祖国的艺术是熟稔的；他多年研究西方美术，对西方美术的了解认识也是深入和宽阔的。这使得他在研究和写作西方美术史的过程中，无形中带有“比较学”的视野和眼光，也将比较研究方法自然而然地当作一个抓手娴熟地运用在此书中。在分析某类艺术作品或艺术家时，他常常在同其他作品或人物进行比较分析中加深介绍、评说。不但在外国作品间比较，更难能可贵的是与中国艺术作品比较、互文。曾有论者云，迟先生在此书中“徜徉于西方艺术的长廊中，而时时回顾中国的文化”，正是对这一写作特色的赞许。
写作中，迟先生始终依循自己的艺术见解和审美观，哪怕是在选择一些艺术家自己或他/她同时代的评论家的意见时，也是予以贯彻的。毕竟，选择什么，引用什么，本身就彰显着对艺术见解主张的观照及其自身审美能力和水准。
有了上述这些，怎能不让前前后后的老少编辑一番番惦记着这部“编著”呢，怎能不让全国的读者一直青睐着它呢。我没淡忘它，其实还有比我更惦记着它的。它就一直没有稍离相关编辑的视线，没有松脱过编辑的牵挂。初版编辑李裕康于2008年去世。打理过此书的周平和常婷等先后退休。作者迟轲于2012年撒手放下了这本心血之作。这次新版的编辑小彭同迟先生从未谋面，与前面的编辑们也并未就这本书做过什么交接，可小彭还是从芸芸老书堆中发现了这一本。她研读了它，认清了它，从而又“发明”了它，把它做成了我们面前的这本美书，为这本无愧为经典的老书打造出一个崭新版本。同时，这也从一个侧面有力地说明了一本精品具有什么样的硬核实力和历久弥新的魅力。之于我，起始于取消发书这一小插曲，冥冥之中在心里老是晃着它的身影，总是惦念着它会怎么走，这不是缘于它的魅力又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