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上学谣》，看到和读到的是一片意想不到的奇特风光，如同走进了一个涂满神话和童话色彩的、现实生活的、充满激情的世界。这里有处于苦难和艰辛生活中的壮族孩子火龙和他的家人，有一个在政府和乡亲们的呵护下发奋图强、积极向上、追求梦想的有为少年，有一位经过风风雨雨的洗礼，最后涅槃重生，成为家乡第一位走出大山的大学生……

读《上学谣》就像是读了一部壮族的大百科全书，那古老的神话，那浓郁的壮乡风情，那独特的生活环境，那朴实的叙述语言，那憨厚的乡亲和孩子们，那动情的歌谣，那水牛、那斗笠、那芭蕉、那葫芦、那铜鼓等等，在我们面前展现出了一幅壮族大地活灵活现的、美丽奇妙的风情画卷。

也许是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虽然也多少了解一些南方的生活，但是读着这部小说，仍然感到新鲜，不仅增长许多知识，同时，也是一种少有的美和艺术的享受。

我很同意小说附录部分，评论家刘颋和李浩两篇评论的观点：作者胡永红的儿童文学书写和创作途径，是一个具有独特价值的异类，她直面现实生活的苦难，挖掘苦难生活中动人的美好，让人透过苦难来品味生活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一部小说的成功，必须要有一个打动人心的故事，完整的结构和框架，生动的细节，能够站立起来的人物艺术形象，以及流畅和精美的语言。这些，这部小说的作者都做到了。火龙兜兜的人物形象是成功的，是一个经历苦难、经历磨难、渐渐成熟的新时代的少年儿童典型。在我国现今将近600个贫困地区宣布脱贫的伟大历史背景下，这种书写，这种困境孩子的成长，这种典型人物的塑造，就具有特殊的意义。

创作儿童文学作品，离不开作品中的成年人物形象描写。有些儿童文学作家在创作时，经常殚精竭虑地致力于书中儿童人物形象的刻画，而忽视孩子周围的成人形象，致使作品的价值和品位下降，是不应该的疏忽。儿童文学中的成人形象刻画，同样十分重要，它能起到绿叶托红花的作用，为作品增色。《上学谣》中的水仙阿嬷就有这样的效果。这是一个多么质朴、执著、可爱、可敬，又很有个性的长辈啊！通过这个成人形象，写出了壮族民族的个性，为小主人公形象的成功塑造和故事的有序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画龙点睛的作用。水仙阿嬷与火龙兜兜相互帮衬，像两颗明亮的星星，照亮着全部故事的始末。

在书写语言的运用上，作者也表现得非常出色。比如写到壮乡的夜幕降临的景象：“朦朦胧胧的远山，影影绰绰，在缥缈云烟中忽远忽近，若即若离。犬吠、牛哞、羊咩、鸟嘤、蝉鸣、虫啾、蛙叫、鸭啼，一声比一声哀怨。”再比如，写人们寻找丢失的火龙兜兜时的情景：“族人们打着伞，披着蓑衣、雨衣、打着火把和手电筒，一路喊着火龙的名字和小名，他们在寻找跑失的火龙……火光掠过山丘、田埂、池塘、竹林。呼唤声此起彼伏，但是除了我轰轰隆隆的和鸣，没有回应。”这种流畅活泼、舒缓有致、抑扬跳跃，富于节奏感的叙述语言，真的很生动、很精彩。

最后，这部作品独特的叙事表述方法，可以说是一种创新，是一种开拓，也是一个试验，是“儿童文学叙事边界的又一次锐意拓展”（刘颋）。这就是书中的童话创作元素与小说创作元素的美妙奇特的融化与结合。作者把没有生命的具有壮族特色的事物人格化，或者叫拟人化。让它们说话、思考，融入小说叙述，成为小说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不仅仅是某一个章节，而是贯穿在整个故事的章节里，甚至像“故事”这样的非物质事物，都被人格化，成为“我是故事”，我要说话。其他诸如黑狗、雷公、水牛、斗笠、荷花、响石、雨伞、小溪、木屐、童谣、葫芦等等多达27种事物，一个个都活起来，用自己的嘴，自己的思考，从另一个视角，或者说是“第三只眼睛”，注视着书中人间社会的一举一动，真是万物有灵，像托塔李天王那样，依据睁开的第三只眼睛，把观察到的一切，帮助作者加以表述，既生动活泼，又趣味无穷。更重要的是它们的视角与作者的叙述互相补充，互相烘托，相得益彰，收获了让读者更加了解和认知书中内容这一创作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