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三四十年代正是中华民族奋力抵抗外来侵略者的抗战时期。民族的命运深刻地影响了文艺的命运。抗战文学的应运而生，将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革命文艺运动带进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今年恰逢中国共产党诞生100周年，回顾党在民族革命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对抗战文学的影响，我们能够清晰地意识到，现代中国文学正是党的红色基因的注入，才有了抗战文学最为辉煌的历史篇章。
引领民族抗战文学的方向与道路
抗战文学的兴起，与1931年“九一八”事变密切相关。同年11月，党领导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以下简称“左联”），在执委会决议《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中，就明确强调“在文学的领域内，加紧反帝国主义的工作”，在创作中“抓取反帝国主义的题材”。于是，着重表现“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鲁迅语）的东北流亡作家群，率先举起了抗战文学的旗帜。1935年，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的扩张，中华民族的危机日益严重，各界人民的抗日救亡热情空前高涨。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当年年底，党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会议，通过《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对此，文学界积极响应，“左联”内部先后提出了“两个口号”，即“国防文学”（周扬）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胡风）。显然，正是面对新的历史阶段，两个口号的倡导者一致认识到应该有一个新的文学运动、新的指导思想，联合更多的作家，创作更多的反映民族革命的文学作品服务于民族解放运动。但是在迅疾变化的民族抗战的大形势下，究竟如何建立文艺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如何更准确地理解和概括新阶段的文学创作的具体理论，“左联”团体内的作家存在着分歧，并由此一度发生了关于两个口号的激烈论争。1936年，党员作家冯雪峰由陕北来到上海，与鲁迅进行交流。8月初，鲁迅在病中作《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明确表示拥护党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赞成一切文学家，任何派别的文学家在抗日的口号之下统一起来的主张”。他说，“文艺家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无条件的，只要他不是汉奸，愿意或赞成抗日，则不论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鸳鸯蝴蝶都无妨，但在文学问题上我们仍可以互相批判”。鲁迅的观点引导了两个口号的并存，消减了论争中双方派别的激烈情绪，推进了文学界的联合。很快，全国文学艺术界不仅成立了100余人参加的“中国文艺家协会”，而且先后共同发表了《中国文艺家宣言》和《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指出“在文学上，我们不强求其相同，但在抗日救国上，我们应团结一致以求行动之更有力”。至此，文艺界在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团结起来的局面逐渐形成。
伴随着1937年卢沟桥事变的发生，全面抗战开始。战争改变了一切。战争使得山河破碎，抗战的硝烟将千万人民带进了饥饿和死亡的灾难中，抗战的烈火也锻炼了人民，使得他们坚强、勇敢，义无反顾地走出了家门，走上了前线。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以下简称“文协”）在武汉宣告成立，选出郭沫若、茅盾、丁玲、夏衍、胡风、田汉、郁达夫等45人为理事，老舍主持日常工作。周恩来作为名誉理事，对“文协”工作非常重视，亲自指导和参加了许多重要活动。“文协”是党所领导的一次最广泛的文艺界的统一战线的组织。“文协”使得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有了根本性的改观，进入了一个深入发展的重要转折期。“文协”提出“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引导作家们深入战火硝烟之中进行书写。源于战地需要的创作不仅是多样化的，而且大多采用贴近军民生活、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抗战文学中大量的诗歌（包括鼓动诗、朗诵诗、长篇叙事诗）、报告通讯、速写、戏剧（包括歌剧、独幕话剧、街头剧）等文学样式特别繁荣，还有鼓词、快板书等民间曲艺也深受欢迎。这些新型文艺创作奠定了抗战文学基本的创作路向。
这场人民群众最广泛参与的民族解放战争，给予抗战文学的重要影响是使文艺与民众进一步紧密结合。它激发作家对五四以来的新文艺与传统文化尤其是民间文化关系的思考。1940年至1942年，文艺界展开了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和文艺整风运动。这期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反对党八股》《改造我们的学习》等一系列论著，直接影响了抗战文学新理论的建构，尤其是他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更加完整而系统地制定了一条党的革命文艺的路线，明确文艺的发展方向，深刻阐述文艺与生活、文艺与人民、内容与形式、普及与提高、继承与创造等的辩证关系。这为行进中的抗战文学指明了正确的思想方向，乃至为后续的社会主义文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石。
“笔部队”与抗战文学肩负的使命
在抗战过程中，我们尤其需要注意一支特殊的部队——“笔部队”。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人民燃起了争取生存与解放的神圣炮火。“文协”及时向作家发出了号召：“我们感到文艺抗战工作的重大，散处四方的文艺工作者有集中团结，共同参加民族解放伟业的必要。”为此，抗战文学中一支支“笔部队”应运而生。
1937年8月初，中共中央率先酝酿成立了以文艺工作者为主体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以下简称“西战团”）。其主旨就是要求文艺工作者们“到前线去，可以接近部队，接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扩大党的影响”。“西战团”的第一阶段，由丁玲任主任，吴奚如任副主任。1938年5月，又一支“笔部队”——“抗战文艺工作团”（以下简称“工作团”）组建完成，先后分派多个小组，每组3至5人深入战区工作。参与的作家有刘白羽、吴伯箫、卞之琳、雷加、周而复等。同时，以“工作团”为主干，出版了《文艺突击》小型刊物，刘白羽为主编，创刊号上有毛泽东亲笔题写的刊名。“工作团”团长刘白羽说：“我们抗战文艺工作团就是为了团结文艺工作者到前线去、到敌人后方去而组织的。”其主要工作就是“在所在各地推动文艺组织文艺团体之建立，注意到文艺干部的培养和提倡”，更重要的是进行“文艺界的国民精神总动员”。1939年3月，在延安的“鲁艺文艺工作团”赴晋东南工作近一年之久。类似的还有延安抗大文艺工作团、鲁迅实验剧团、抗战剧团、烽火剧团等民众文艺团体组织。11月，“西战团”工作进入第二阶段，由“延安鲁艺文工团”副团长周巍峙带队奔赴晋察冀敌后战场。
与此同时，在抗战的正面战场，作家的活动也颇为壮观。“文协”成立后在武汉三镇组织的“全国慰劳总会”（以下简称“慰劳团”），分南北两路到抗战前线的各战区慰问浴血奋战的将士。1939年7月，“慰劳团”的“笔部队”集结启程。其中，老舍、胡风等作家向北路进发，在大西北地区行走了5个月，两万多里。为适应战时文化服务和宣传鼓动的需要，1939年6月，“文协”又筹建了“作家战地访问团”（以下简称“访问团”），王礼锡为团长，宋之的为副团长，团员有葛一虹、杨骚、杨朔、白朗、罗烽、李辉英等13人。“访问团”从重庆出发，长途跋涉，途经四川、陕西、河南、山西、湖北等省，历时半载，深入前线重点访问了中条山、太行山两大战区。“访问团”所到之处，“给予了前方军民以异常的兴奋与鼓励”，“使得战地的文化工作更有了辉煌的发展”。这应该是抗战文学中“笔部队”影响最大的团体组织了。另外，作家姚雪垠后来回忆：“在39年春天，为响应总会‘到战地去’这个号召，我同克家、孙陵，另外两三个青年同志，从襄樊到随枣前线。”他们深入偏僻的皖北第五战区，自称为“大别山中的文艺孤军”。在不长的时间里，他们建立了“文协鄂北分会”，开辟了抗战文艺一片新天地。抗战文学中的“笔部队”，除了上述团体外，实际上在全国各地出现了各种大大小小的文艺作家团体，他们积极深入前线和后方进行抗日宣传。
正是这些蔚为壮观的、活动着的“笔部队”，使得抗战文学有了鲜活流动的精神气脉。前线士兵需要文艺生活，需要通俗的文艺读物。战地作家群体以“笔”为武器，宣传抗战，鼓动斗争，服务战时文化工作的需要。这与其说是文学直接深入了军队和乡村，倒不如说是文学本身得到新的力量。但是他们不单纯是抗战的宣传队。“笔部队”是一个团结战斗的群体，每个作家在此获得了精神的新生。抗战的旗帜，民族救亡的使命，最大限度地使现代作家有了统一的精神向度，到前线去，浴血奋战的将士的需要就是他们前行的目标。抗战中“笔部队”肩负着抗战文艺建设的主力军，也是中国抗战力量的重要一翼。刘白羽在谈到为什么组织“工作团”时说：是抗战的前线需要作家，“因为在那里，是时代中表现得最紧张，休戚相关的，充满了战士们可歌可泣的事实，群众怒潮般的动员，敌之残暴……”“访问团”出征前也有这样的集体告白：“我们当尽我们的能力把敌后方一切可歌可泣的壮烈英雄的事实，用我们的钝的可是纯真的热情的笔把他们写出来，用诗歌的形式、小说的形式，用戏剧、散文、图画种种形式去写，我们的枪已经够使敌人发抖，我们还要用笔去暴露敌人的残暴，去‘消灭’侵略者的灵魂。”“笔部队”作为战时一种特殊的作家组织，正是因为自觉地把握了抗战时代的脉搏，将个人的生与死置之度外，他们广博的胸襟、开阔的视野，定格了抗战文学雄浑而壮丽美学的基调，也书写了五四以来新文学史册新的篇章。
抗战文学的成功经验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在我们为中国民族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为此，“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这既是对民族抗战文学肩负历史使命的准确定位，又是对文艺在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地位以及抗战文学的历史特征的概括。这最集中地体现了时代共识和要求。抗战以来，“文艺”的定义和感观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文艺不再是少数人的孤芳自赏。正是战争中文艺的大众化，文学及时感应时代的脉搏的跳动，最大限度地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作家的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家国情怀发挥到了极致。与时代社会同频共振，才能成就文学的灿烂辉煌。这正是抗战文学创作带给我们的宝贵历史经验。这是其一。
其二，文艺面向大众，这是抗战文学的基本思想，也是我们党引领现代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基本理念。“文协”正是通过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作家，将作家推向民间、前线，使得文学源于民间、前线，又回到民间、前线。在这样的循环中完成了一个崭新的抗战文学再造。这中间大众、民间、前线的实体究竟是什么？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来联系大众、民间、前线？是通俗化、旧形式吗？这些问题在当时引起了激烈的讨论。毛泽东《讲话》中“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之问和其深刻的阐释，指明了革命文艺运动的前进方向。作家真正贴近了抗战时代的现实生活，文学与民众完全融在一起。身份的确定、形式的认同赋予了抗战文学特殊的功能，极大地丰富了抗战文艺的天地，也拓宽了五四以来的新文学领域。作家艺术家的深入战区，“面向大众”的共同话语，为新文学大众化路径探索了宝贵的经验，这对后来以“人民”为中心的当代文学也提供了积极的启示。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