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月31日举行的“新青年·新势力”中国青年作家峰会上，艾诺依、崔君、范墩子、格桑拉姆、李司平、林培源、庞羽、宋阿曼、王苏辛、魏思孝、小珂、余静如、郑在欢等13位与会青年作家围绕“我们时代的写作”这一主题，就写什么、怎么写，写作的变与不变，文学如何扩大影响力等议题，分为三组展开交流。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徐可、老舍文学院专业作家宁肯、《小说选刊》副主编顾建平分别为三组点评人，与青年作家共同探讨文学和写作，中国作家网总编辑陈涛主持分组讨论。

无论时代怎样变化， 写作者都要直面内心

“写什么、怎么写”，这是写作者所面临的基本问题，也是需要用一生来回答的永恒问题。对于每一个作家来说，关于“写什么”与“怎么写”的答案常新常变，蕴含的是他们不同时期对文学观的个性化思考。“文学是面向一切人类经验和智慧的结晶”，中国作家网总编辑陈涛说，青年作家们要深入生活，从生活的广度中认识文学的广度，“在生活内部去生活”。

“作家如何做自己，如何发出独特的声音，是每个时代作家都会面临的终极问题。”在小珂看来，当今时代信息爆炸，不同形态的文艺作品对写作者构成不断的冲击，“我们可以看到特别多的外国文学作品、电影、艺术品，但很多时候信息是一把双刃剑，要在庞杂的信息中找到自己的路，也需要屏蔽某些信息后找到真正的自己”。信息很多，重在选择。在北京城长大的小珂说自己现在只写城市文学，她有一段时间也曾迷恋小镇文学，可很快发现自己“写不了那个东西”。关于怎么写，她认为，这事关作家的创作风格，成为一个成熟作家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即是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格。

信息的大量涌入必然带来“流量时代”，人们可能会更关注浏览量高的文章，而不自觉地忽略了相对小众的声音。艾诺依希望青年作者多去关注一些微小的声音，跳出自己固化的思维方式，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她以同为公安作家的吕铮作品《三叉戟》为例，影视化的再创作固然是作品走红的原因之一，但关键还在于故事内核的新颖性：三个快退休的“老炮”加一个公安“新兵”能创造出来什么样的工作价值？以往同题材创作中，这种人物搭配所产生的故事较少被关注，这既是“写什么”的问题，也与“怎样写”有关。此外，作为一名少数民族作家，艾诺依还提到要更多关注少数民族题材，在作品中保留民族特色,传达出中国文化的整体价值，是她愿意为之努力的写作方向。

来自咸阳的作家范墩子谈到“怎样写”时，用了一个生猛的比喻：“要杀出潼关寻找自己的路子”。陕西是当代现实主义文学大省，在元气淋漓的史诗性长篇巨著之下，许多陕西作家也有着“影响的焦虑”。据范墩子说，在咸阳有一批写法独特的作家，致力于从传统中冲杀出来，而对范墩子自己而言，先锋就是骨子里的求变，想要不断跟过去的自己说拜拜，去寻找新的创作领域。谈到发掘小说中的独特性，范墩子以鲁迅笔下的国民性为例，认为在当下生活中，鲁迅的精神遗产仍然在发挥价值，但也出现了更深刻、更复杂的新问题。范墩子说，他要认真观察和思考，把时代和社会中出现的深刻与复杂写进作品。

作家的思想也会不自觉地固化，关键在于要随着新的现实的出现去敏锐地感知生活。宋阿曼认为，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但如果个人审视现实的观点是崭新的，那肯定会发现很多新的现实素材。我觉得其实写法上的新旧之分，只是选择最合适的方法与内容相匹配。”结合自己的创作，宋阿曼觉得，写好作品最重要的是出去走走，“真的生活”，而非沉溺于文学书籍，兜兜转转：2018年秋她毕业后来京，异乡的雾霭晴岚让宋阿曼心有所感，一个小说的雏形开始形成，但作品核心的真正建立，来源于她去看的一次爵士乐演奏，意外地，乐队改编了京剧《天女散花》，在吉他、低音提琴与爵士鼓的伴奏下，宋阿曼感受到她希望寻求的新旧碰撞感，《西皮流水》顺势完成。

无论时代怎样变化，写作者都要直面内心。和青年作家们一样，点评人徐可也对此颇有感触。他提到，柳青在皇甫村生活多年创作《创业史》，写什么是他的主动选择，怎么写是生活对他的内化。类似情况还有陈彦的《装台》，装台人的喜怒哀乐对行业外人来说非常陌生，却是陈彦内心中深受感染的柔软之地，他以传统的现实主义方式恰当合理地展现出戏剧冲突，小说获得了成功。徐可鼓励青年作家，在“言志”的同时更要“载道”，在创作实践中把“写什么”和“怎么写”紧密结合。

变与不变：

青年写作无法回避的命题

李司平通过自己生活中两个真实例子来阐述对“我们时代的写作是否要求变”的看法。他身边的一个朋友阅读《许三观卖血记》时曾经发出疑问，“落到卖血的地步为什么不去找政府解决困难”；在李司平本人的生活经历中，他也曾不止一次地暗想，假如把自己10年前热血澎湃的小青年生活写进小说，也许会被问到同样的问题。他由生活中最朴素的观察得出结论，所处的时代不同，写作必然随之发生改变。至于改变诉诸写作的哪些方面，李司平认为，从叙事的内容到叙事的细节，都将随着时代环境的变化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庞羽用充满思辨性的语言对“我们时代写作最需要的品质”给出自己的答案——文学不仅仅是对“新变”的书写和探讨，文学也是“回望”。庞羽提出了坚贞、慈悲、优雅等“过时”的词语，回应关于“怎么写”的问题，“在变中找到那些不变的量，在不变中坚守住自己的底色，在底色中又找到那些变的量，是一个小说家应有的品质”。

30年前，鲁迅文学院曾经迎来一群朝气蓬勃的青年作家，在由鲁院和北师大合办的创作文艺学研究生班上，出现了很多当今文坛响亮的名字，莫言、刘震云、余华、迟子建……他们当时已经是青年作家当中的翘楚。如今在鲁院工作的崔君在鲁院现存档案中看到了这届研究生班的详细资料，深受触动。30年后的今天，轮到崔君和同龄人在这里谈论自己时代写作中的变与不变。崔君认为，“变的始终是生活理念、创作理念、创作方法，不变的是一代人的文学理想，是一代人想要超越时间限制，为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找到文学表达的形式和出口。”

“我们时代的写作，变还是不变？”是今日青年写作无法回避的问题。目前仍在校园读书的格桑拉姆在课余阅读雨果的《悲惨世界》的过程中更清晰地意识到，在当时文坛新古典主义理论的影响下，文学书写的主流是关注上流社会，书写较为宏大和崇高的主题与内容。在《悲惨世界》中，雨果延续了这种传统，选择以写作探讨宗教等形而上的主题，但同时将关注的视角转向生活在贫民窟里的人，这对于当时的社会现实和文学书写来说，无疑具有突破性。由此，格桑拉姆的思考是，不论生活在任何时代，只有就新的时代想象去进行发现和探讨，所谓文学的创新才可能具有超越时代的价值。

作家宁肯对几位青年作家的发言一一予以点评，认为“新时代新青年”的状态与自己青年时代的状态不同，变得更加多元，导致对我们时代写作“变与不变”的认知也很多元。他谈到，李司平来源于生活的生动例子说明他对“变与不变”的问题有着非常朴素而清醒的认知；庞羽对这个命题有着相当彻底的思辨；崔君以史为鉴，从历史之中回望当年的写作对今时今日有着重要启发；而格桑拉姆由阅读文学名著过程中得到的启示则结合历史的和现实的观点，说明了探讨这个命题的意义。他进而阐述了自己对“变与不变”问题的看法。什么是写作中不变的东西？宁肯认为是真实。文学要反映真实，而对真实的理解又有着丰富的内涵。考量这个问题，首先需要思考“真实”和“现实”的不同，在宁肯看来，“真实”要远远大于“现实”，事实上，“作家如何理解和建构属于自己的真实”是“变与不变”的题中应有之义，其中既牵涉到作家的个性，也包含了现实中潜在的可能性。“真实最大的敌人不是虚假，是简单化”，现实体现出的仅仅是冰山一角，很多真实的东西处在水面之下，尚待发现，而恰恰“这部分可能性才是有待于作家去发现的真实”。宁肯同时指出，相比于这场讨论中被更加强调的“不变”，“变”才是更加复杂的，同样值得写作者关注。

文学影响力，谁说了算？

2014年，余静如开始持续发表作品，当时她第一次参加文学会议，看到不同年龄段、不同职业的作家，感觉文学圈子挺大，而现在，她发现大部分还是这些人。“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很小的圈子，很多时候我们说，某个作家有名，其实都是在圈内有名，他并没有走出这个圈子。”

余静如读研二时，有一次被政治老师问到专业，得知她的专业是文学写作后，老师问是不是写电视剧，比如抗日神剧之类的。余静如惊讶于复旦老师会问这个问题，写作可以和这个画等号吗？亲戚知道她写作也会这样鼓励她：希望有一天在电视上能看到你的名字，这就很厉害了。余静如不知道如何跟外界去讲自己到底在做什么，似乎也很难在文学圈以外的地方获得认同。很多有写作天赋的朋友或同学没有坚持创作，毕业后大部分去了游戏公司或者影视公司，那里收益很高，获益也相对快捷。余静如认为，天赋是需要通过努力和时间去实现的，“但是现在年轻人不具有这个时间，因为社会生活压力太大了”。

时代的脚步让文学生长的沃土发生了变化，在魏思孝看来这是正常现象。“80年代，期刊上的一篇小说就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我们正在经历的当下，看起来文学没有以前那么繁盛了，但它的影响力在暗处，不在明处。开会、论坛，各种有大咖的文学活动，能扩大文学影响力吗？我觉得这都是一时的，我们知道文学的影响力是用实践给你答案，现在这个年代，影像化的数字媒体已经占据了生活，但是从精神思想上说，能引领时代往前走的，归根结底还是文学，并且不是通俗文学。”

自己写作也做文学评论的林培源认为，还是要从作品入手。真正的好作品，经过传播媒介的助推，会使作家与作品走向大众。但他并不是特别乐观，“我经常给别人写评论，写批评，实际上文学批评真的能够帮助作者的作品，给他多大的提升吗？好东西不一定都能被发现，还是要靠时间去给出答案。”

有不少声音认为对文学而言，现在已经不在风口，飞不起来了，郑在欢觉得，“那我们就努努力，从内部找找出口”。他最近迷上了哔哩哔哩网站，里边有很多UP主，音乐、社科、体育、历史、财经、地理等等各个领域，有硬知识，有软交流，从口才到头脑到内容，都收获了大批粉丝。有一个人之前酷爱文学，投稿不成功，就转行做了up主，在自己平台上和关注自己的人聊文学，弹幕上很多回复，有共鸣，有分享，也有各种不同想法。“在我们追求文学崇高的同时，在努力创新的同时，也要放下身段，写点通俗易懂的东西，哪怕在很小的平台上实现交流，都是在扩大文学的影响力。我希望出现在‘文摊’上和读者交流，这是很多人都渴望的状态；而不是进入文坛，在文坛消失。”郑在欢说。

什么样的作家才能走进读者心中，获得广泛认可？王苏辛发现，这样的作家有一个共同点，“作品非常清晰，在阅读过程中具备无限深入清晰的能力，每一层的清晰可以达到每一层读者的心里面，能够让他们懂。”这听起来有些功利，但真正做到并且做好需要智慧。“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是非常混沌的，我们根本不知道别人在想什么，这个别人不只包括我们无法比肩和企及的，山东人也好，潮汕人也好，北京人、上海人也好，那么多不同，我们不知道任何人心里的任何想法，不知道的话你怎么可能去写出有那么多人能够理解和接受的作品？”但是如何迈出这一步，如何知道，也不能单靠体验生活。王苏辛认为，还是要从自身出发，慢慢往外走，慢慢体会。如果作家能放下自己的前设立场，就会渐渐渗透到不同的思考层面，写出一部能令人不断深入的作品，收获更多共鸣。

点评人顾建平针对这一话题在分享中提到，作家不要拒绝媒介，尤其是新兴媒介。微博起来尝试一下，微信起来尝试一下，电影改编也不要拒绝，文学其实就渗透在其中。大家常说网络文学，其实网络不会带来文学本质的改变，但是网络是文学很好的传播工具。我们对于媒介要有开放的心态，未来，青年写作的生长力量很可能是从这些地方汹涌蓬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