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王家卫的电影一直引领着一种独特的美学风潮，受到了中外影迷的喜爱。这与王家卫的深厚文学根底不无关系。从他电影中为人津津乐道的文学化的对白就可见一斑。那么，王家卫电影的文学滋养从何而来？近期由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张建德所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王家卫的电影世界》或许给出了某种解答。

普伊格是对王家卫影响最大的作家

在张建德看来，阿根廷作家曼努埃尔·普伊格（Manuel Puig）是对王家卫影响最大的作家。在众星云集的拉美文坛，普伊格并不引人瞩目。他不属于拉美“爆炸文学”阵营，虽然一生创作了《蜘蛛女之吻》《丽塔·海沃兹的背叛》《伤心探戈》《布宜诺斯艾利斯情事》等多部长篇小说，普伊格的世界声誉直到晚年才真正建立。《蜘蛛女之吻》是他最为知名的作品，曾被改编为电影，并获得过奥斯卡金像奖。

普伊格一生颠沛流离，曾在罗马学习电影。最初梦想拍电影或当编剧，以失败告终后开始以写作谋生。普伊格常说：“不是我选择了文学，而是文学选择了我。”因为由衷热爱电影，他的小说常带有鲜明的影像色彩。譬如普伊格喜欢借助人物对话推进叙事，《蜘蛛女之吻》即是典范。全书从头至尾都由人物的对话组成。普伊格广泛吸收通俗小说和各类现代艺术的养分，创造了与众不同的小说风格。与此同时，其小说往往聚焦阿根廷社会中下层的普通人，同性恋、罪犯等边缘群体常出现在他的小说中，这也是他与“爆炸文学”作家们不同的地方。

王家卫深受普伊格的影响，在访谈中曾表示，“南美作家影响我最大的是写《蜘蛛女之吻》的那个作者。到了现在来说，对于我拍电影产生最大影响的正是他。最好的是原著小说。不过他最好的作品不是《蜘蛛女之吻》，他最好的作品是《伤心探戈》，很伟大的作品。在他之后，我就没看过什么伟大的作品了。”如此高的赞誉如同马尔克斯在读过胡安·鲁尔福的小说后发出的由衷感叹：“那一年余下的时间，我再也没法读其他作家的作品，因为我觉得他们都不够分量。”

王家卫和普伊格的缘分是由对王家卫的电影事业有提携之恩的谭家明促成的。谭家明把普伊格的《伤心探戈》介绍给了王家卫，他读后爱不释手。“根据谭家明的说法，王家卫尝试通过将这部小说的结构运用于他的影像来掌握它。”张建德甚至认为，“王家卫或许就是香港电影界的普伊格”。

在张建德看来，王家卫的《阿飞正传》可被视为《伤心探戈》的松散改编。“通过独白式对话和允许人物拥有自己的情感空间”，王家卫根据演员的情感驱力重新诠释了《伤心探戈》。并且在以意识流的方式表现人物思想方面，《阿飞正传》和《伤心探戈》都颇具实验性并且细致入微：“王家卫善于拿捏普伊格小说结构中看上去不相关的元素之间微妙的关联。”

《阿飞正传》里有一个镜头是旭仔阿飞（张国荣饰）对着镜子凝视自己漂亮的脸，这让张建德联想起普伊格在其第一部小说《丽塔·海沃斯的背叛》中写到的一位年轻人，小说里也有年轻人对着镜子梳理鬈发的描写。这种联想乍看起来或许显得有些牵强，但也并非没有可能。

电影《春光乍泄》与普伊格的另一部小说《布宜诺斯艾利斯情事》也有松散的关联。《春光乍泄》的故事背景设定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原先，王家卫想把《布宜诺斯艾利斯情事》改编为电影，但在制作过程中最终放弃了这个计划。改编虽然未能实现，《春光乍泄》中对病态性欲的关注还是让人想起了《布宜诺斯艾利斯情事》中充斥的情色描写，这也说明了两者之间存在的一些隐秘关联。

刘以鬯是王家卫的文学老师

在电影《花样年华》的片尾字幕里，王家卫曾特意感谢了作家刘以鬯。《花样年华》的灵感正是来源自刘以鬯的小说《对倒》。《对倒》写了一男一女的故事，男人从上海移民来香港，女人则在香港土生土长。而《花样年华》讲述的也是一个有夫之妇和另一个有妇之夫的故事。

2018年6月刘以鬯去世后，王家卫在微博中引用了他的小说《酒徒》中的“所有的记忆都是潮湿的”来纪念这位香港作家。很多大陆读者正是通过王家卫的“引介”认识了这位在香港鼎鼎有名的大作家。刘以鬯一生致力于严肃文学的创作，在香港与金庸齐名。王家卫与刘以鬯一样，先是在上海出生，后又移民香港。两人都对海派文学情有独钟，这或许是让王家卫在初次阅读刘以鬯的《对倒》时“一见如故”的原因之一。

刘以鬯的《酒徒》被认为是香港第一部意识流小说，开头即令人过目难忘：“生锈的感情又逢落雨天，思想在烟圈里捉迷藏。推开窗，雨滴在窗外的树枝上眨眼。雨，似舞蹈者的脚步，从叶瓣上滑落。扭开收音机，忽然传来上帝的声音。”如果熟悉王家卫的电影，这种绵稠、细密的语言实在很像他创作的台词。陈子善称“刘以鬯是王家卫的文学老师”，不是没有道理的。

《花样年华》首映后,一本有关《对倒》与《花样年华》的写真集在香港出版，书中图片选自《花样年华》中没有出现的镜头，文字则来自刘以鬯的《对倒》。王家卫在该书前言中写到，“对我来说，Tête-bêche（法语词汇，意为对倒，指一正一倒的双连邮票）不仅是邮学上的名词或写小说的手法，它也可以是电影的语言，是光线与色彩，声音与画面的交错。Tête-bêche甚至可以是时间的交错，一本1972年发表的小说，一部2000年上映的电影，交错成一个1960年的故事。”王家卫说，“让世人重新认识、知道香港曾经有过刘以鬯这样的作家，是最让我开心的事。”

其他作家的影响

除了普伊格和刘以鬯，科塔萨尔、村上春树、金庸、雷蒙德·钱德勒、加西亚·马尔克斯、太宰治等作家的文学作品也影响了王家卫的电影创作。张建德认为，《阿飞正传》除借用《伤心探戈》的人物和情境外，可能还调用了其他文学资源。比如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小说里涉及记忆和遗忘的幻想让人想起《阿飞正传》里的阿飞。

村上春树的另一部作品《遇到百分百的女孩》则影响了影片《重庆森林》。“金城武饰演的害着相思病的警察以第一人称独白的形式喃喃回忆，或许是村上第一人称叙述的延续。”张建德认为村上春树对王家卫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王家卫标志性的独白反映了村上春树小说的对话风格；其二，两人都认同叙事是对记忆的重述。

此外，王家卫也深受科塔萨尔的影响。在张建德看来，《春光乍泄》与科塔萨尔的《跳房子》的关联实际上胜过了普伊格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情事》。《春光乍泄》的英文片名是“Blow-Up”，这也是意大利名导安东尼奥尼的电影《放大》的英文片名。巧合的是，《放大》也是改编自科塔萨尔的作品《魔鬼涎》。

其他一些显明的影响不必多说。《东邪西毒》改编自金庸的《射雕英雄传》，是一次极富创意的个性化改编。“《东邪西毒》既可以被合乎情理地视作一部改编自金庸小说的影片（尽管是激进的改编），又是一部武侠片（尽管并不遵循这一类型的陈规）。”《堕落天使》的片名出自《圣经》，明显指涉了凯鲁亚克的《达摩流浪者》和科塔萨尔《跳房子》中“蛇社”的成员。

总之，王家卫通过援引电影（如新浪潮导演戈达尔的电影）和各种通俗文学作品，以及歌曲、诗歌等其他资源，融汇成了一种高度鲜明的个人风格，从而成就了“一种以电影化的风格讲述故事的感性”。这位现场拍戏不依赖剧本，把拍摄周期不断延长的香港导演，事实上有着深厚的文学功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