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如果拿刘醒龙和“先锋”一起说事儿，可能不少人会觉得似在意料之外。

《刘醒龙文学回忆录》中讲了一个故事：“我不善饮，更不多饮，却是武汉文学圈公认的酒桌上的开先河者。别人喝啤酒可以喝上半箱一箱时，我在一旁独自饮着干白葡萄酒；好不容易让别人也开始爱上干白葡萄酒时，我又一个人喝上了干红葡萄酒；等到别人也将干红葡萄酒往天上吹，我又转头去喝那只需两杯下肚准保额头出汗的真正酱香型白酒……”

刘醒龙其实并不好酒，在文学自传的开篇就拿酒来说事儿，显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我”是一个追新者，对新鲜事物保有敏感，引领着“酒桌上”的风气；“我”是一个执著者，始终钟情于“酒”；“我”是一个自律者，颇有拿捏分寸的自信；“我”也是一个孤独者，因为率先尝试，所以总是“在一旁”“一个人”，寂寞却不乏骄傲……

这个看似漫不经心的“酒事”，实乃一个意味深长的隐喻。它既关乎着刘醒龙的“心结”，也提出了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面对那些怀有巨大理想、坚定不移的写作者，研究者、评论者在言之凿凿时，真的就明了他们的苦心孤诣和真正价值吗？优秀的作家从来都需要拉开时空距离才能看得更加真切和全面。

从1984年公开发表第一部小说算起，与刘醒龙37年的文学历程相伴随的评论早已构成一部刘醒龙阐释史。寻根小说、新乡土小说、现实主义冲击波、新历史小说与“重塑传统”无疑是其中的关键词。作家就是被置于这样的一个个“灰阑”中解读而进入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可是，这就是真实的刘醒龙吗？

“大别山之谜”系列被视为寻根小说，作家在回望中国传统的同时表现出的超越渴望是不是被忽略了？当我们认同《村支书》《凤凰琴》植根乡土现实、还原生活本相的姿态时，那字里行间焕发出的前所未有的、近乎神圣的道德理想激情是不是被曲解了？人们赞扬《分享艰难》直面现实问题的敏锐，是否留意到了作家深沉而痛苦的忧思与怜悯呢？《圣天门口》解构了宏大叙事和革命伦理，可是它在神性与人性的双重视野中重构了新的伦理价值是否受到了重视？《蟠虺》《黄冈密卷》当然是“重塑传统”，可是由地方文化破译并建构中国人的精神密码算不算独辟蹊径？假如我们认同先锋是一种不循常规的理念和勇于“破圈”的姿态，将刘醒龙从既有文学思潮框架中解放出来置于更加开放的美学视野中考量，他是否也可以被视作一种“先锋”？

二

2011年刘醒龙在华中师范大学曾做过一场题为《启蒙是一辈子的事情》的文学演讲。作家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和重要作品，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文学观，主要包括：“一个人的生命之根，是感恩的依据，也是文学情怀的根源”，作家除了天赋之外还有无限的“天职”，文学要有生命的理想，“一个民族的文学必须表现这个民族的灵魂力量”，经典文学的血统是高贵的，通过对现实的多重质疑来表达自己的理想，“生命之上，诗意漫天”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内容虽然都被归在“启蒙”的题目之下，其实却迥异于学界通常所谈论的“启蒙”。在另一篇文章中，作家有更明晰的表述：“人人心里都有一个‘圣’的角落，这样的角落正是人性的启蒙。”刘醒龙将“启蒙”思想之根扎在中国传统的土壤里：“潜意识里的道德体系规范着我的写作行为，而这个道德体系还是来自乡村。”他还有许多类似的宣言式表述，隐约透露出其自我正名意识。然而3年后，在该校召开的刘醒龙文学创作30年研讨会上，依然有不少评论家将其创作纳入启蒙话语体系，强调立足现代性和现代知识分子品格，围绕文化性、批判性、隐喻性来论证他续接了启蒙精神。检索关于刘醒龙的研究论文，也大多是在这样的文化立场和美学视野之下的肯定或批评。诚然，这样的阐释在很多时候是有效的，但有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人们对一个独特而丰赡的作家的全面认知。

新时期以来，以启蒙主义为标准确立的一套美学原则在极大地推动着当代文学发展的同时，也“规范”着文学的发展。毫无疑问，刘醒龙从写作之初也选择了启蒙立场，表现为对人的人格、价值、尊严的关注。但是，对“启蒙”刘醒龙显然还有着自己的“僭越”了既有规范的理解。所以，从《村支书》到《分享艰难》，其作品不时遭到批评界的讨论和批评。当作家的文学实践更加丰富、思想根基更加坚实、艺术技巧更为娴熟之后，他开始直接发声，通过阐释自己的价值观和美学观来争取话语权。其“策略”之一就是将概念内涵进行置换，所以此“启蒙”并非彼启蒙。综观其创作，作家的思想来源较为复杂：启蒙主义只是其一，传统儒家思想堪称底色，兼有道家思想，还受到楚文化和红色革命文化影响。他的基本姿态是建构性的，但也并没有放弃反思与批判。他始终保有对人的怜悯与关怀，并有着更为宽广的视野和别样的情怀。

与作家的“启蒙”观点相关联的还有“真正的现实主义”。就学理性而言，刘醒龙似乎并没有将这个概念说透彻。但是，他旗帜鲜明地倡导一种肯定性的正面价值观，呈现出强烈的道德化色彩。他也许是在提示文学史家，他的现实主义写作与“现实主义冲击波”根本就是貌合神离。通过不断地演讲、对话、发表创作谈等方式，这些年来刘醒龙不断地阐释着自己的文学观。也许希望藉此为自己的写作正名，为多样性文学存在的“合法性”正名。

三

“对于一个真正的作家来说，必须以笔为家，面对着遍地流浪的世界，用自己的良知良心去营造那笔尖大小的精神家园，为那一个个无家可归的灵魂开拓出一片栖息地，提供一双安抚的手。”刘醒龙一直强调作家的社会责任对社会进步的正向作用。在他看来，“在这个社会变革时代，我们应承担起责任，通过写作承担责任和表现这种责任”，文学必须是“为人生”的，让人“变好”“变善”。因此，他笔下的人物往往承载着强烈的道德意识，甚而就是理想道德的“化身”。

在长篇小说处女作《威风凛凛》中，尽管“恶”践踏了知识、美好和人的尊严，但是赵老师身上的知识与文明为西河镇的“威风”文化注入了新内涵，彰显了道德的力量。《生命是劳动与仁慈》认为生命的意义在劳动中凸显，劳动是一种道德力量，能够拯救溃败的社会，救赎堕落的灵魂；生命同时也是仁慈的，可以挽救物欲时代异化的人际关系。陈东风式的劳动创造人、创造道德并自我完善的理念，虽然带有乌托邦性质，但其鲜明的道德化立场仍然不失感染力。《痛失》痛心的是一个基层优秀干部丧失了做人的基本道德良知，批判了物欲时代人格和灵魂的堕落。

如果说刘醒龙早期的这些长篇小说在价值层面偏重于“破”，那么以《圣天门口》为标志，“立”的意图更加显豁。他说：“写这部小说时，我怀有一种重建中国人的梦想的梦想。”他立志要写出人伦的高贵。这部具有寓言气质的史诗性作品反思中国暴力革命和权力话语，在消解历史的同时也重构了历史，确立了一种终极精神价值立场：在政治伦理之外，不仅有民间伦理，而且还有一种精神伦理——以梅外婆、梅外公、雪柠等人为代表的非暴力救世精神。它呼唤和平，倡导宽容与博爱，具有超越性。《天行者》则是一曲对于山村民办教师的深情颂歌，高举着道德理想主义的旗帜，将乡村知识分子的无私奉献精神和自我燃烧的理想激情张扬到了极致。《蟠虺》将知识分子视为国之重器，以青铜器隐喻诗性正义、君子之风和守诚求真精神。曾本之堪称传统人格理想的化身，他在对真的坚守、对良心的忠诚和对欲望的抵抗中，实现了人生超越。《黄冈密卷》中的老十哥既有坚定“党性”，又胸怀“大爱”，无比珍视“人情”，他身上焕发出强大的道德感召力，是一个堪称民族脊梁的“父亲”形象。

所有伟大作家都具备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他们在洞悉了时代的真相和人性的秘密之后，仍然能对这个世界抱有信心，对人怀有怜悯、慈悲与爱。这就是人道主义精神。刘醒龙始终坚信：“惟有爱是伟大的永恒。它关怀一切，抚摸一切，化解一切。只要有爱，所有应该改变的，最终肯定会改变。”因此，他的道德理想主义构筑在深广的人道主义基石之上。

传统道德力量作为一种面向传统的价值取向，寄望它来感化人心与解决当代社会问题只能是一种理想。刘醒龙不可能不明了这一点，但是他依然笃信：“文学毕竟不是用来解决问题的，但文学一定要成为世界的良心。”也许是身为黄冈人的“一根筋”使然，这种“执念”像一束光，至少能照亮人性风景之一隅。

四

有人说，刘醒龙是最“中国”的作家之一。中国传统文化于他而言是融化在了骨子里。

梁漱溟曾说，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以道德代替了宗教。刘醒龙正是在伦理层面实现了对“中国精神”的深刻理解和精准把握。“道德至上”不仅是他的主体人格追求，也是其创作的价值基点：“敦厚、和善、友爱、怜悯等，这类被自身过度消耗了的营养，而我正是将它们作为艺术的灵魂。”刘醒龙的“道德”，其实已非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道德规范和伦理准则，而是一种具有超越性的、普适性的终极价值。

在他的小说世界中，仁慈、宽容与爱等道德精神像珍珠一样熠熠闪光。他以仁爱与善良来消除误解和仇恨，用宽容、悲悯来化解矛盾冲突，以基于传统农耕文化的重义轻利的道德观念和人伦温情来对抗、消解城市化进程中显露的某些欲望和邪恶。他成功地塑造了一批承载着传统道德的人物形象，寄望以他们的人格力量来改良弊端、拯救人性沉沦。他说：“我相信善能包容恶、并改造恶，这才是终极的大善境界。”“大善”其实就是大爱，亦即“仁”，指向了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

刘醒龙固然是一个勇于“出圈”的“先锋”，但同时也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然而这种立场，却并不影响作家以自己的方式抵达现代性。他曾说：“文学中的中国传统一直是我所看重的，我始终没有停止过这方面的探索。”无论时代如何变幻，他始终坚定地走在自己认定的路途上。近年他的长篇小说创作又有新探索，譬如植根于文化传统的“青铜人格”“黄冈人格”中所包蕴的时代新内涵；将中国古典小说的野史杂传传统与西方现代小说技巧融合，并借助文体互渗将“小说”引向“大杂文”等，这些都为当代文学有效实行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提供了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