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时间定位上，科幻文学的重要特色是以科技为参照系融通历史、现实与未来。历史上曾有的谜题可能以过去将来时进入科幻语境，作为有待从科技的角度予以诠释的事件；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可能以将来时进入科幻语境，作为有待从科技的角度予以评估的现象；未来的变化可能以将来进行时进入科幻语境，作为有待从科技的角度予以预测的风险或机遇。在观念上，由于作为主导的时间定位的不同，科幻文学分化成为历史主义、现实主义、未来主义等流派或学派。在实践中，不同的时间定位又可以彼此结合，为读者提供一气呵成的视野，黑山老鬼新近推出的网络科幻小说《从红月开始》为此提供了例证。
科幻小说对于历史的探索是在多种意义上进行的。以美国作品为例。迪克（Philip K. Dick）《高城堡里的人》（The Man in the High Castle）设想反转二战结果的情景，即同盟国失败，德国和日本分割、占领了美国。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五号屠宰场》（Slaugterhouse-Five）糅合逸闻轶事以表现反战主题。杜穆里埃（Daphne du Maurier）《移魂屋》（The House on the Strand）描写时间旅行者旁观历史事件。笔者所著《当即宙》采取了另一种写法，即汇集古代典籍中有关机器人的记载，作为高校科幻社团的议题。从主旨上说，这类作品所契合的观念并非认为历史的意义通常可以或者应该用某种法则或规律加以解释的传统历史主义（historism），亦非主张历史的行程遵循客观的必然规律、因而人们可以据之预言未来的历史决定论意义上的历史主义（historicism），而是反对将历史看作是阐释的稳定基础的新历史主义。
黑山老鬼本是写仙侠小说的，所著有《掠天记》《大劫主》《九天》等。《从红月开始》标志着他将创作领域扩展到科幻。历史在这部小说中既是引子，又是谜题。它始于如下描述：“公元前3年，汉哀帝时期，天下大旱。函谷关以东地区出现神秘事件。百姓集体陷入恐慌，弃田掷锄，皆手持禾秆，称其为西王母筹策，须递于皇宫。或披头散发，或赤臂光脚，晓宿夜行，奔波于路野田间，相互传递。各地官府或抓或压或打，意图阻止，却无济于事。最终数千禾叶麻秆，经历二十六郡、国，最终送入京师，放在汉哀帝面前。此后百姓皆在巷弄田间，歌舞诵经，祭祀西王母，直至年秋，方大梦初醒。”经查考，此事见《资治通鉴》卷三十四：“（哀帝）建平四年戊午，春，正月，大旱。关东民无故惊走，持镐或槀一枚，转相付与，曰行西王母筹，道中相过逢，多至千数，或被发徒跣，或夜折关，或逾墙入，或乘车骑奔驰，以置驿传行，经历郡国二十六至京师，不可禁止。民又聚会里巷阡陌，设张博具，歌舞祠西王母，至秋乃止。”上述事件可以和欧洲中世纪的“舞蹈瘟疫”相印证。例如，1518年法国斯特拉斯堡有400人情不自禁跳起类似于踢踏舞的吉格舞，直至累趴才消停，醒来继续跳。当局的禁令、教皇的惩罚都不起作用，这些人终因狂舞而力竭死去。现代医学对这类现象起因的解释主要有两种：一是致病菌影响，二是群体癔症或迷狂。《从红月开始》则另辟蹊径，归因于作为天象的红月亮，以及异能者所传播的“精神污染”。“红月亮”本来见于偶尔出现的月全食，小说设想它在2030年成为常态。这种自然环境的变化对人类心理产生巨大影响，主要表现在各种异能者的出现，包括蜘蛛系、公主系、造梦系、木偶系、幽灵系、医生系、舞者系、鬼魅系、诅咒系等。通过描绘上述异能者的活动，作者对于历史上“舞蹈瘟疫”之类现象给予间接的解释。例如，小说中的青港城郊在经历“红月事变”之后变得相当荒凉，法制崩溃，村民结伙抢劫歌舞剧团，将其中的舞者系美女变成他们的性奴。她用领舞作为报复，让村民疯狂地模仿。为占有她，村民发生冲突，原先村长及其三个兄弟因此丧命。母亲孟老太伤心过度成了精神怪物，但仍不顾一切想保护余下的最后一个孩子。小说作者通过主角感叹道：“害人的是能力者，救人的是怪物。但害人未必不是值得同情的，救人也不是没可恶之处。”除此之外，这一作品还给出了对于群体癔症的其他解释，如造梦系异能者的诱导、诅咒系异能者的“许愿”、木偶系异能者的操控等。
任何科幻文学都可能有现实关怀，表现为面向当下读者而写作、反映现实生活中所存在的问题、以目前处于主导地位的理论作为指南等。不仅如此，“科幻现实主义”已经成为我国科幻界很有影响的主张。郑文光1981年底在一次文学创作座谈会上谈到：“新的乌托邦科幻小说要给我们描绘新社会的蓝图。”“理想化正是科幻小说的重要创作原则，这并不违反现实主义，而是立足于现实基础上的充满理想光辉的科幻现实主义。”陈楸帆2013年在“科幻照进现实”高峰论坛上发言，将“科幻现实主义”理解成一种话语策略，要旨是“去寻找并击打受众的痛点，唤起更多人对科幻文学的关注，踏入门槛，并进而发现更加广阔的世界”。按他的看法，从美学层面的定义去看，刘慈欣的《三体》属于科幻现实主义；从题材层面的定义看，韩松的“轨道三部曲”（《地铁》《高铁》《轨道》）同样属于科幻现实主义。
在具体做法上，科幻文学如何反映现实，可以有不同的尝试。《从红月开始》的特色是针对现实的讽喻。作者将主人公陆辛设定为虽然在精神上处于最高量级、但却没有任何专门能力的孤儿。因为缺乏任何专门能力，他在生活中以普通人为起点，在一家公司当职员，必须为基本生计奔波。因为拥有最高精神量级，他通过必要训练可以模仿其他人的异能。被设定为样板的首先是他在心理上设定的“家人”，从妹妹以玩制顽、在机灵的嬉戏中战胜庞大怪物的能力，到母亲以柔克刚、用强大意念化解所遇到的一切险境的能力，以至于父亲以暴止暴、在关键时刻横扫强敌的能力。通过陆辛作为普通人的经历，小说力求唤起相对于读者的代入感。他执行青港城特清部（特殊污染清理部门，或特别擅长清理某些人的部门）交给的任务，除了做人的良心、忠于职守的本分之外，便是多挣一点收入的考虑，因为他不仅要解决自己的温饱问题，而且要资助作为其感情寄托的孤儿院。通过主人公作为精神异变者的经历，小说探讨了如何对待特殊人才的问题。这些异变者“人性越多，失控的风险越低”。他们必须自律，如陆辛所言，“不该做的事情不能做。规则就是做人的仪式感”。反过来，公众必须相信他们可以做到自律，如代表理智和良知的白教授所言，“当你们都从心底里开始害怕，怀疑他们，那又怎么可能做到接纳并理解？”守信用，讲规则，有定力，是陆辛最可贵的品质；知人善任，循循善诱，多谋善断，则是青港管理层拨乱反正的关键。
从总体上看，科幻文学是面向未来的。它固然可以穿行历史、关怀现实，但更看重想象未来。在我国，科幻作家、学者吴岩于2014年5月11日发表《科幻未来主义的状态或宣言》，阐明了科幻未来主义的五条要旨：为未来写作，感受大于推理，思想和境界的无边性，没有唤起的作品是可耻的（指“以人对未来生存和生活的情感和态度唤起为核心考量”），创造力是最终旨归。萧星寒在2017年发表《关于科幻“未来主义”的思考》一文，从“三观”（科技观、未来观、宇宙观）、“三个意识”（读者意识、文体意识、创新意识）做了进一步阐释。
以未来为时间基点的叙事构成了《从红月开始》的主体。作者设想2030年将发生“红月事变”，中土社会经受精神异变的考验。科幻文学在我国曾经一度被当成“精神污染”，原因主要是它不符合科普的要求。作为科幻小说，《从红月开始》却将精神污染当成自己的题材。它把语境切换到未来，而且对科技本身予以反思。作者笔下的月蚀研究院就是一个被打上问号的科研机构。它原以“红月研究院”为名，早在红月事变前就开始研究精神异变现象，直到红月事变之后才更名，致力于清除精神污染。它是否对红月事变负有责任，文中虽然尚未明言，却已通过曾在该院进修、在全书中代表理智的白教授加以质疑。月蚀研究院跳楼的天才研究员预言：“随着精神变异的出现，人类会进入另外一种生存结构”；“准备好迎接神的到来”。以此为背景，小说描绘并谴责了科技教会对于社会秩序的破坏。
不论“历史主义”“现实主义”或“未来主义”，其含义都随着语境的变化而变化。例如，“历史主义”可能是指尊重作为客观过程的历史，也可能是指在研究作为历史记载的文本（档案）所持的理智态度，或者是史学领域一种针对主观臆断而言的理性精神。“现实主义”可能是指文艺领域师法自然的倾向，也可能是指19世纪法国的现实主义流派，或者是一种对于国际政治的研究方法。“未来主义”可能是指西方20世纪初狂热歌颂工业文明的一个诗歌流派，也可能是指把未来学的原理和方法应用到科幻写作中，或者是我国吴岩、萧星寒等作家、理论家倡导的一种科幻文学主张。尽管如此，在科幻语境中，“历史主义”“现实主义”或“未来主义”主要是表明不同时间定位的创作观念，虽然论者有时也赋予其更为多样化的含义。它们存在相互衔接、彼此呼应之处。
《从红月开始》表明：历史意识、现实关怀和未来想象是可以相互统一的。历史既以其确定性展示了可以作为我们前行依据的规律，又以其不确定性为我们留下了伤脑筋的谜题；现实既以确定性成为我们安身立命的基础，又以其不确定性说明了功利关系如何左右我们的阐释和判断；未来既以其确定性说明事物总要向前发展，又以其不确定性说明发展存在诸多不同的取向。科幻文学之“科”，重点在于从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包括可能的谜底、必须秉持的实事求是原则、在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发展趋势等；科幻文学之“幻”，重点于将确定性化解为不确定性，在于破除历史皆有定论的幻觉、现实都成类型的刻板印象、未来早由宿命规定的迷信等；科幻文学之“文学”则是在以人为本的意义上将“科”与“幻”统一起来，通过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无穷转化放飞想象，追求自由。就此而言，《从红月开始》也就是从把握确定性（月亮应会当空照）和不确定性（当空未必是皓月）的辩证统一开始。小说中的白教授说：“我们都生活在红月之下，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无法置身事外。”循此推理，我们都无法回避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矛盾，因此每个读者都可以从科幻文学中获得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