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的时代，不同地区与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更为充分，多种文化相互影响，吸收外来文化为己用，但同时又要在互动中保持民族文化的特性，而不被彻底同化。因此，各自民族精神与民族审美观念的呈现与保存就显得尤为重要。在这一语境下，中国少数民族古代文论以多种形态在社会文化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成为人们认识少数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
中国少数民族古代文论学科从诞生起，就处于传统学术资源、汉文论与西方文论的多重资源并置和相互整合的过程之中。学科所处的困境不仅有来自外界的压力，更有来源于其自身理论建设中的问题。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许多问题还悬而未决。因此，对研究范围的确定、对研究史的梳理、对史料学的建设、对研究方法的探讨等工作，都需要进一步完善。同时，当代文化转型使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研究从一开始就置身于现代性的语境之下，处在少数民族文论与汉族文论、传统文论与现代文论、中国文论与西方文论的矛盾漩涡里。反思传统文化价值、反思当前的文化处境，是当代文化建设必须具备的理性精神。
少数民族文论与汉族文论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融合是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应从比较研究中明确少数民族文论作为整体在中国文论中的地位与价值，它是中国文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如何重建文学想象，进行文化多样性的建设？这就要求我们的研究以开阔的视野介入当下的中国学术文化思潮中。一方面，在古今传承、转换、对照中重估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的价值，为当代文论的建设提供参考与支持；另一方面，作为中国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研究的发展应打破民族与世界的界限，打破国界、族界的限制，甚至打破语言间的障碍，进入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中，这样对其尴尬困境、边缘性焦虑都是有效的缓解。
族别文论是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可以从微观透视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研究的民族性与自主性。通过对蒙古族、彝族、傣族、藏族、维吾尔族、满族、回族等民族的文论文献资料进行梳理和阐述，来展示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的丰富性。这些少数民族，其各自文论的历史起点都不相同，有起源于魏晋时期，有肇始于唐，有活跃于元明清时期，有仅盛于清。但无论如何，其研究的知识系统、研究方法与叙述方式大致相同，对它们的研究，与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的学科发展轨迹基本一致。对族别文论的研究，可通过关注不同民族文学场域内各种要素的纠结、不同载体的运转、不同文本之间的转化、重点问题的探求，呈现出多样化的民族文化形态，描绘出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的整体图像。通过与地域文学、断代文学史、家族文学、口语诗学等研究领域的整合，再现各民族文论的丰富性与多元性。这种将文学空间的探讨与民族特性的探寻融合在一起的方式，展现了族别文论研究所创造的不可替代的视角与方法。它使文论史书写自动转换成文学地图的测绘，呈现出星云密布、熠熠生辉的景象。南方白族、壮族、布依族、土家族等民族的文论形态多受汉文论影响，以汉文书写，既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又与汉文论关系密切。北方鲜卑族、匈奴族等古代民族的文论呈现出一人代表一族的状态，受汉文化及多种文明影响而导致出现文论多元化的特征。这样就将研究的范围扩展到十几个主要民族，其中衍生出各类问题，也便于总结，如文本的收集与整理，经典文本的解读、翻译与传播，族别文论史书写等。这样将对象材料与问题相结合的方式，不失为一种学术史研究方法的尝试。
基于中华民族悠久的多元一体的传统，中国少数民族古代文论在中国文学中起到了填补空白、增进活力的作用。新世纪以来的多民族文论的转向更是形成了一个极富张力的场域，它不仅容纳异质以参照自我，更为践行中国各族群间的和谐、尊重、交流、对话，而且从文化心理层面进行了积极可行的尝试。
当代的中国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研究，虽说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面临着许多困境：如资料的收集与挖掘的困难、各少数民族古代文论及其研究发展的不平衡性、口头文论研究的不成熟性等。在具体的研究中，出现过度追求热点话题、流行问题，使研究出现批评的弱化和重心的偏离，因忽视主题学、叙事学、结构美学等理论介入而导致阐发研究的疲软等问题。在诸多的困境面前，我们的研究工作也较为缓慢，阻力重重。针对当前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研究中的问题，笔者有两点思考：
一是基本问题的滞后：关于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的概念、学科特性这类基本问题的研究相对薄弱，并且大多是杂糅在与汉文论的对比研究中。由此派生出来的少数民族古代文论资料的搜集、整理、翻译问题，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的入史标准、发展分期、改旧编新问题，以及民族内部、古今、中外的关系问题，从研究初期至今一直存在，仍旧是现今研究的焦点。因此，在新世纪，我们面临着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的基本问题整合与理论建构的双重任务。首先，这些基本问题要有助于推动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的内在的体系与规则的研究。其次，理论建构须符合中国国情，与“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文化诉求相一致。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要将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结合起来。
二是资料搜集与研究范式：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的资料搜集一直是学界很关注的问题，但它自身的复杂性、分散性、杂糅性等特征也使这一项工作困难重重。尽管如此，由于受传统学术的影响，它成为少数民族文学、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尤其是各民族的学者，努力发现新的资料，进行整理、翻译，并且努力将部分口头资料转换为文献资料，将民族语言翻译成汉语及其他民族语言。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资料搜集与研究分离的状况。尤其是一些研究者对资料的情况并不熟悉，他们从现有的研究范式出发，对已有的文献资料进行质疑或者任意曲解，以致误读与过度阐释成为常见情况。新世纪以来，现代学科制度、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媒体期刊朝向等变化，促使更多的汉族学者进入到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研究领域中，他们本身的文化背景以及民族语言隔膜，使得他们很难真正进入到这个领域，导致其研究或浮于表面，或隔靴搔痒。当然，相关成果也不能全盘抹杀，“他者”的身份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研究的发展。
总之，当下的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研究，要学会转换视角，解决理论与实践错位的问题，更多地关注文本本身，使少数民族古代文论对中国现实问题具有更强的解释效力。在研究实践中，以跨文化研究为依据，以整体与比较研究为方式，以个案研究为基础，以理论建构为目的，从少数民族的主体立场出发，进一步对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的内涵做挖掘与阐释。尤其是对族别文论的研究，还可以将其放置在更大的背景下做更深入的阐发。这对我们以多元一体的文化理念完善中国文论史书写，乃至推动对中国文艺理论的整体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