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去甘南藏族自治州是1963年的9月，和藏族学者、诗人丹真贡布在玛曲的一间小土屋里住了较长时间。当时的玛曲县城只是坐落在大草滩上的一二百间土坯小屋，屋顶多是铁皮，还不及别处的一个普通小村庄大。竟然有一家建在地窝子里的新华书店，上面盖着碧绿的草皮，工作人员只有一个。令人难忘的是后面的墓群埋的死人比活人还多。论自然风光可真是美得醉人，我的诗《明月出草原》就孕育在那里。那一年我没有去卓尼，后来知道，诞生在卓尼的藏族女诗人完玛央金那时才刚一岁。
我第二次去甘南是在“文革”后半期的1972年的11月，是和一位作曲家被派去体验生活的。我们在夏河看到的拉卜楞寺已经被拆毁了五分之四，剩下的房屋成了人民公社的手工作坊。在首府合作，我们没有见到任何甘南文学界的人。后来知道，那时的完玛央金正在合作上小学。
我第三次去甘南是1980年的12月，是应恢复工作的甘南文联的邀请，与汪玉良、曹杰一起去给业余作者们讲课。我们三人交叉着讲了好几天，并阅读他们的各种作品，提供修改意见。作者中有一个18岁的藏族女孩，诗写得不错，人少言寡语，文静而腼腆，她就是未来的诗人完玛央金。
在那以后的许多年里，在甘肃的一些文学活动中，我们就常见面了，她的作品我也读过不少，却竟然不曾评论过她，总觉得欠了一笔甘南文学的债。对于甘南的重要作家，我虽然评论过丹真贡布、尕藏才旦等人的作品，但完玛央金是不能忽视的。
不久以前，她寄给我一本散文集《洮河岸上》（四川民族出版社2020年1月第1版）。这是她继《触摸紫色的草穗》之后的又一本散文集。我读完以后，还真的有许多话要说，因为这是一本难得的散文集，它相当集中地写了她的童年少年时期家乡的人和事，书中风情万种，民俗独特，时代烙印深刻，场景已不再现。文章笔法细腻，意切情真，像一厚本用文字翻拍的社会影集，具有历史与文学的双重价值。但我不想为它写一篇泛泛的、全面的评论，只想谈谈完玛央金书中的语言，因为这一点在她的散文中表现得更为突出，且很少有人谈及。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换句话说，文学的基本要素是语言，文学之所以能称为文学是因为它使用的是文学语言。这个文学的基本常识、文学的基本要求、同时也是文学的最大优势，却往往被人忽视，在许多文学作品的讨论和认知中，语言问题经常会遭到诸如主题、题材、体裁、结构等问题的遮蔽和干扰。殊不知一部文学作品的成败，语言是起着决定作用的。
究竟什么样的语言是文学语言？学术界似乎没有一致的定论。就像什么是诗一样，古今中外有数不清的说法，至今也没有一个绝对正确的定义，因为文学和数学不同，由于观点、认识、角度、爱好、需要甚至心境的不同，不可能得出如同一加一等于二那样的结论。不过有一点是应当明确的，那就是必须首先把通顺和达意排除在外，因为能够把话语说通顺、把意思表达清楚是一切语言的最低要求，远远上不了文学语言的台阶，正如我们界定什么是人，不能把会呼吸会吃饭当作条件。下面依我对文学语言的看法来谈谈完玛央金的散文。
精确性。曾有一位作家说过：任何一个意思都可以有十几种不同的语言表达方法，作家的责任就是要找到那最恰当的一种。文学语言应当是描述一切事物、表达思想感情最精确的语言，也就是经过反复选择的、最恰当不过的语言。完玛央金在“巷道”一节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常见老年男人披件外衣，嘴里衔着羊腿骨做的烟锅，蹲在墙根晒太阳。头发斑白的女人们已经老眼昏花，做不得针线，坐在小木凳上，任凭小孙子在膝边绕来绕去，把自己拉扯得东倒西歪。”其中“衔着”“蹲在墙根”“绕来绕去”“东倒西歪”等词语，仔细品味，都是经过琢磨和选择的，精确的，最能传神的。再如她对“小脚奶奶”吃蚕豆的描写：“满口没有一颗牙齿……嘴唇不时蠕动着……早上含一粒，咂巴味道，到晌午吐掉。”其中“蠕动”“含”“咂巴”也都是不可替代的精确语言。
形象性。文学语言与评论、新闻语言不同，最忌讳抽象性。如果使用抽象的语言来写文学作品，人物等同概念，情景必定模糊，感情埋于理性，读来兴味索然，那肯定会是失败之作。比如写一个缺乏素养的食客，用的是“不讲文明”“不顾影响”之类的语言，绝对是没有形象感的。完玛央金是这样描写的：他“高声说话，剔着牙，把擦完嘴的餐纸扔在地上”。短短的13个字，就刻画出了他的粗鄙形象，这就是文学语言的力量。又如她对一位“陕北老八路”出身的“门卫”的描写：“他每次讲话，都得先把一杆烟锅从嘴里拔出，一开口，牙黄黄的。”这种细腻的观察，用抽象的语言是无法表达的。
审美性。文学语言是美的，是“雅言”，是高档的语言。它排斥啰嗦和平淡，更排斥粗俗与肮脏，阅读它是一种美的享受。文学语言的审美性既包括语言自身之美，也包括它所营造的意境之美。对此，作为诗人的完玛央金是尤其懂得的。你看她对草原的描写：“阳光清澈地洒在河两岸的草地上，点点牛羊缓缓移动，一群军马悠闲地吃草。抬头看天，离得很近，云彩仿佛举手便摘得。”这样美的画面只有使用文学语言才能构成。她写松树：“松树站得很本分，端端正正，枝干伸展得很有分寸，把阳光雨露，大片大片地让给了粗壮的和瘦弱的杨树。”不但景象美，还写出了松树的品格美，充分体现了作者的文学语言的修养。
隐喻性。文学语言还有个微妙的特点就是具有隐喻性，有时有话故意不直说，而是点到为止，或者欲言又止，或者只是展示一幅画面、一种情景、一个动作，让读者自己去领会琢磨，自己去做出结论，其中的诱惑力和趣味性自不待言。请看完玛央金的这一段“领导给群众拜年”的描写：“那个书记……坐一辆苏联进口的华沙轿车，从车上下来，肩膀耸一耸，披正身上的军大衣……身后跟着五六个提公文包、拿水杯的人员。”他“用穿军用大头皮棉鞋的脚踹门，里面的人诚惶诚恐满面笑容迎出来。……书记进屋站着不落座，所有人都站着。书记环视房间一圈，又启动两片厚嘴唇不是十分清晰地说：好好工作！转身离开，不耽搁，去下一家。即使谁家的门被踢落了油漆，也是倍感荣耀的事——小城最大的人物来家里了。”这是多么精彩的隐喻性文字！表面看来它只是纯客观地叙述，却活灵活现地展现了那位上级领导的傲慢与下级群众的奴性。它比直接进行评说更能深深刻入读者的内心。
创造性。文学语言不是“陈言”，不是人云亦云的语言，不是让人的“耳朵磨出茧子”的语言，而是鲜活的、具有创造性的语言。这种例子在我国的古典诗歌中最多。我来引证一段完玛央金写她在舅舅家吃面片的文字：“那是一碗端起来就香味扑鼻的面片。清清的汤上漂着零星油花，碧绿的新葱叶子间卧着一颗荷包蛋，静若睡莲。”荷包蛋卧在新葱叶子中静若睡莲，其创造性、新鲜感十分明显，读来令人欣喜，这就是文学语言的创造性带来的效果。又如，她写一位姑娘“天生一副好身材，袅袅婷婷，走到哪里，皆引来一片回眸”，这个一片回眸就带有创造性。再如，她写柳叶“小的如指甲盖，半露半藏，有点自卑和怯懦”，这也不是常见的那些形容。
音乐性。文学语言的音乐性是由汉字的单字单音、具有四声的特点决定的，组合起来千变万化，读将起来抑扬顿挫，这是它独有的优点。我国的古典文学都是有音乐性的，诗歌就不用说了，最突出的是骈体文，它的四六句的节奏是如此铿锵。现代文学当然不能复古那种接近死板的节奏，但是根据汉字的优势适当讲究节奏、令人读起来有一种音乐性的美感，从而为文学语言增辉添彩，也是必要的。完玛央金的散文，对于这一点似乎不太在意，虽然也有含着音乐性的语言出现，例如“清晨、黄昏、春去、冬至，每日深深地呼吸，便感到卓尼那特有的醉人的味道，时时想：我还要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