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云驹：黄老师，大家都知道您是著名的文艺理论家、中国电影学进入高等教育的开拓者、文化学者，但其实您也是红色题材影视和小说创作的重要参与者。从改革开放之初，您和老伴绍武先生就率先涉足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在夏衍先生的肯定、鼓励、帮助下推出了《梅岭星火》等产生巨大影响的电影作品。2012年，绍武先生和您又出版了长篇小说《红军家族》，最近又将推出以何叔衡为原型的小说《仲叔其人》。请您先谈谈您二位从事红色题材创作的追求和感悟吧。
黄会林：我与老伴绍武已在创作之路上走了50余载。从上世纪70年代初完成首部电影剧作《梅岭星火》，到今年付梓的最新小说《仲叔其人》，共完成电影、话剧、小说、报告文学、电视专题片等300余万字，而红色题材始终是我们创作的主旋律。绍武自小随母亲参加革命，在八路军129师长大，母亲被日寇逼入绝境跳崖牺牲之后，他被同在八路军中的义父、义母收养，其间，多次跟随着埋葬烈士的队伍，走向山坡上大片的墓地，留下终生难忘的记忆。而我因为抗美援朝战事，16岁参军之后随同部队跨过鸭绿江，经历了多次一线战斗，掩埋过许多亲密战友。这些经历使我们的内心深处始终激荡着对革命、对军队的深厚情感，通过文学创作，我们为先驱者谱写赞歌，为牺牲者敬奉铭文，希望使更多人通过阅读接近那个时代、那些英雄，最终汲取、传承革命先辈遗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
我们常常感慨，过去虽然完成了一些作品，但与广阔的红色题材相比，我们的努力是微不足道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在东方崛起，其间涌现出无数新英雄、新豪杰、新思想、新故事，宛若灿烂星辰，辉煌夺目，光照千秋。这些英雄是悠久传统的继承人，又是现代文明的开拓者，他们对于后世的影响是长久的、划时代的，能够为他们树碑立传，既是创作者的使命，更是无上的荣耀。当然，我与老伴都已年近90，只怕时间不够，力有不逮，唯有希望我们的作品能为后来人铺路，未来有更多更年轻的耕耘者来到红色题材的沃土上，创作出更有价值、更具意义的优秀作品。
向云驹：绍武先生和您都是经历过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和抗美援朝战争的长者。前年绍武先生荣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去年您获得“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经历过这些重大历史事件，对您的学术人生是不是也有一种无形的导向？
黄会林：每个人有每个人生活的年代。我总在说，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觉悟，是一个时代的潮流。在我们成长的时代，去前线是最大的光荣。大家都宁愿牺牲自己，也要保卫新生的共和国，保卫自己的家园。在朝鲜战场上，我很多次与死亡擦肩而过，也目睹过英勇战士壮烈牺牲，那种教育是一生一世的，奠定了我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么多人留在了战场上，我们作为幸存者，做什么都是应该的，因为身上扛着牺牲战友的责任。因此，在之后的生活和治学中，我不敢有丝毫懈怠，一直勤奋努力地做好每一件事。
残酷的战争环境磨炼了人的意志，使我在之后的人生中屡屡“艰难起飞”而未放弃：特殊年代，我在“地下”坚持现代文学的学习与研究，并与绍武共同创作《梅岭星火》，这在当时是冒着很大风险的；之后创办影视专业和艺术学科，是在极简陋的条件下进行的；迄今已经举办27届、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开始于1993年，也是在中国电影低谷时筚路蓝缕起步的。如果说，个人的发展存在机缘的话，那么其中也必然有这样决定性的因素。
战争还带来一个重要的影响，原来也许是不自觉的，但现在越来越明晰了，就是对中国文化自身价值的认识与肯定。战争既是生死考验场，也是文化意志力的较量之地，善于学习的民族是可以由此获得思考和智慧的。我的学术研究和治学思路一直试图寻找中国文化和艺术的独立品格和价值，也是战场经历的积淀之一，是战争经历积淀而成的自觉的使命。
向云驹：当下的电影创作和新中国的电影事业正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时期，您对我国高等教育的电影学创建与发展做出过重要的贡献，也是率先提出中国电影民族化理论的学者，您能向我们介绍一下对中国电影的最新思考吗？
黄会林：电影已成为当今世界传播最广最快，对人们的思想意识、生活方式影响最大的艺术创造和文化传播方式之一。近年来，随着国家政策扶持、工业体系完善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电影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态势。但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一种危机也日益显现，那就是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正在受到西方发达国家影视文化的包围和侵蚀。不仅观众在潜移默化地接受电影中的西方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也有一些学者盲目迎合、照搬西方影视理论。在我看来，中国电影文化的主体精神尚未完全确立，这一深层的文化困惑已经使中国电影面临一些创作难点。电影美学的民族文化特征模糊，导致了中国电影理论的滞后，而理论的滞后又必然限制电影实践的发展。
票房成绩固然亮眼，但我们应该认识到，电影不仅有市场价值，更有艺术价值与社会价值。电影艺术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美学纪念碑，是特定民族和时代的形象表达。中国电影能否迈上新的台阶，关键就在于其是否生成了具有民族特征的艺术风格，是否能发扬深厚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美学。因此，相比于一些学术潮流和标签，我更坚信民族化才是电影艺术的根本所在，既是它的现实路径，也是它的未来目标。自从1995年前后提出影视理论民族化的课题后，我始终坚持这一学术立场。
从“有无相生”注重整体功能的宇宙观、“天人合一”的和谐观等文化观念，到具体的审美方式，传统文化中可供电影汲取的精华实在太多太多。倘若创作者们能更多地以本民族的审美心理为支点，以具有当代生命力的文化资源为基石，一定会让中国电影更上一层楼，我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向云驹：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的能量和体量日益与中国文明的能量和体量相匹配，于是，我们面临的文化发展挑战也凸显出来。核心问题是两个方面：一是当下文艺攀登新的高峰问题，二是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与彰显影响力的问题。10年前，您就敏锐地捕捉到时代的机遇和挑战，提出了“第三极文化”理论。最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您的新著《第三极文化》。这个理论创建和完善历经10年，您有什么体会？
黄会林：我的学术生涯曾经历过多次转型，从现代文学到现代戏剧，再到创建北师大影视学科、复建艺术学科，一路走来，逐渐意识到要把关注点从单一学科转向整体文化发展战略。经过了几年酝酿，我和绍武在2009年提出了“第三极文化”理念，借用地理学上“极”的概念，从影响力角度将欧洲与美国文化看作“两极”，而具有深厚根基及强大生命力的中国文化，可称为 “第三极文化”。“第三极文化”首先要继承和发扬中国文化内部最有代表性的内容，进而把中国文化放在世界背景下加以观照，通过“会通”欧洲文化、美国文化及其他各种文化，构建更为和谐的人类文化图景。
“第三极文化”是一个具有独立性、本土性、当下性和开放性的理论设想，需要研究者本着文化自觉的态度，去关注当前社会发展、文化建设存在什么问题。幸运的是，我们的设想得到了许多专家学者的呼应，从内涵、外延、体系建构等多个层面进行了很有价值的讨论。《第三极文化》是对此一理论10年探索的结集，这个探索还没有完结，希望继续得到大家的帮助，使“第三极”理论不断完善。
除了理论构建外，我们也在文化传播、艺术创作和资源整合等各方面进行着努力，并在去年迎来了三个“十周年”的纪念：“第三极文化”提出十周年，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成立十周年，“看中国·外国青年影像计划”举办十周年。希望今后我们能收获更多的理论和实践成果，迎接“第三极文化”的下个十年，下下个十年。 向云驹：在我看来，您创建和主持的“看中国·外国青年影像计划”是一个极具创意和创新的文化传播项目。体量大、时间久、作品多、影响广，是这个项目给人的印象。这个项目的情况和最新的动态怎样？
黄会林：“看中国·外国青年影像计划”是一项外国青年的文化体验和影像创作活动，它是“第三极文化”在影视领域的一个具体实践，也是我们作为非政府、非营利的学术机构，为推进中国文化国际传播、促进世界文化交流互鉴做出的努力。这个项目在成立之初只有9位美国青年参加，后来规模不断扩大，每年都迎来上百位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到目前为止，“看中国”已经连续举办10届，邀请了来自五大洲83国的725名青年，落地中国26个省区市，完成了712部短片，获得了120余项国际性奖项。2019年底，“看中国”还登陆了美国城市卫视，在覆盖全球3500万受众的多媒体平台进行展播，网络点击量突破1000万。
这10年来，通过外国青年独特的视角，我们看到了更为丰富、立体、朝气蓬勃的中国形象，也通过亲历亲至、人际交互的体验模式，培养了许许多多爱华、友华的青年火种，建立了温暖的“看中国”大家庭。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去年疫情最严峻的时候，来自世界各国的无数师生向我们致以恳切的关心、问候和鼓励，许多青年导演还通过线上合作、远程创作的方式，完成了数十部优秀的融媒体短片。正如一位葡萄牙指导教师龚赛乐所说的：“‘看中国’应该改名叫‘爱中国’，因为它让我们每一位参与者都爱上了中国。”这或许是“看中国”项目最大的意义所在。
向云驹：请谈谈您创建“会林文化奖”的初衷和它已经产生的效果。
黄会林：做文化事业，尤其是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许多专家和学者数十年如一日地在这个领域默默耕耘，以民间性、学术性的身份向世界发出中国文化的声音。他们的事迹应该为更多人所知晓，因为这些事迹背后，饱含了贡献者们多年来乃至一辈子的甘与苦。创设“会林文化奖”，就是希望感谢他们的坚守，感谢他们让世界认识中国，也通过这个奖项，让更多的人认识他们。这个奖一年颁授一次，每次授予一名外国文化学者和一名中国文化艺术名家，都是从中外名家中遴选出的对中国文化研究和海外传播做出过杰出贡献的人士。我们所提供的荣誉和奖金是有限的，而他们的成就却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
如今，“会林文化奖”已经连续举办了7届，评选出了13位对中国文化国际传播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外学者和两位特殊贡献者，影响力不断扩大，也呈现出这样几个特点：一是被提名和获奖的外国人士中涉及的国家越来越多，可以看出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海外传播中国文化的人才越来越多；二是被提名和获奖者的文化领域范围广大，显现出中国文化国际传播日益多元多边并向更宽的领域展开；三是每年被提名的中外学者和获奖者都有当年的年度特征和鲜明的时代亮色，说明中国文化国际传播是一个与时俱进、厚积薄发又朝气蓬勃的伟大事业。这既归功于我们阵容强大的提名者团队，也要感谢那些来自不同国籍不同领域，在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道路上持续付出的被提名人，他们增强了中国文化在海外的影响力，也增进了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友谊。“会林文化奖”汇聚了各界人士的热心，秉持“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恒心，传承着中华优秀文化的初心，它属于所有文化传播事业的同路人。
向云驹：您的学术经历特别丰富，从文学到戏剧，到电影，到电视，到美学，到艺术学，到传统文化，到文化传播，到文化理论，似乎也有一个越来越多点化、集群化、综合化的学术走向。您正在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当代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生成研究”，经过几年的努力，今年就要推出成果和结项。这个研究已显示出极其重要的学术和理论价值。这个研究是不是“第三极文化”理论某种方向上的深化？
黄会林：我一直认为，当代中国文化的影响力生成是中国知识分子一个必须思考的问题。我们知道，中国作为文明古国，对世界文明发展有过巨大贡献和影响，但当代文化影响力却是滞后的，就像一个演讲者登上了舞台却不发声一样。因此，加强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已成为一项必然的任务，而“生成”角度的问题意识，则是最终实现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根本保障。
我们这几年来一直致力于推进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当代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生成研究”，这是一个大型的跨文化交叉课题。本着“各归其所，和而不同”的研究立场，我们通过各学科众多的研究“点”，联结成为生成路径与机制这条“线”，来实现当代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各“方面”的思考。具体而言，在“第三极文化”理论的引导下，选择当代中国文学、电影和美术三个学科领域展开研究，注重每个学科对象各自国际影响力生成的历史总结与现状评估，并对整个传播链条上重要环节进行追踪，归纳国际影响力生成的路径机制问题。
我一直倡导“知行合一”的原则，一方面，希望能以该课题为契机，具体落实“第三极文化”理论，不断生成新的系列性理论成果；另一方面，也重视研究的现实关注，强调学术的实践运用，课题的总体设计和展开，都与社会实践运用密切相连，但愿通过我们的努力，可以更好地发现问题，找准出路，为相应文化传播实践提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