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去的太阳》是巴金的第二部文学创作，之前只有一部在法国期间完成的《灭亡》，《新生》虽然被看成是《灭亡》的续篇，创作时间却晚于《死去的太阳》。从小说中的人物塑造、行文叙述等角度看，《死去的太阳》相较另外两部也显得较为单薄粗糙，但在巴金的整个创作生涯中，《死去的太阳》第一次直接触及工人运动题材，且有真实的历史史实为依据。也是在这部作品中，巴金奠定了之后创作的普遍基调，即矛盾痛苦挣扎中却不乏光明的信号。这并非什么创意之举，却是巴金的主义信仰与创作实践间的对抗与调和。

讨论《死去的太阳》前需要简单回顾《灭亡》。《灭亡》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是巴金文学创作道路的起点，同时也是一个对世界和时代充满浪漫夸张想象的革命青年的表白之作。巴金本人后来曾回忆《灭亡》的创作动机，表示只是因为彼时身在异国他乡郁闷寂寞，为了缓解乡愁提起笔来，并未太放在心上，直到持续接到大哥的来信说些希望他“扬宗显亲”的话，他才觉得有必要借文学创作向大哥表白心迹，“如果他读完以后能够抚着我的头说：‘孩子，我懂得你了。去罢，从今以后，你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你哥哥的爱总是跟着你的！’那么，在我是满足，十分满足了！”于是有了杜大心的形象，有了巴金最早的对于革命现实与行动的书写。《灭亡》的结尾，心灰意冷的杜大心选择完成“献身”，这显然和巴金的信仰与思想有关，但巴金将流血牺牲这样的少年意气赤裸裸地告知供养他生活、对他寄予厚望的长兄，在传统文化意义上讲其实是“大不孝”，彼时年轻而性情激烈的巴金恐怕无暇多思，对现实与革命的理解也较为粗浅。《灭亡》全文充斥着青年知识分子的怨怼、不安与愤慨，与其说是记录青年人的革命过程，不如说是展现了青年人在爱情、工作与生活中的诸多不满与矛盾，巴金对“革命”活动的理解停留于发传单、写文章、集会讨论等，这也是他个人在去国离乡之前的主要社会经历。

巴金虽然将杜大心设定为参加了“社会主义的革命团体”，但对“社会主义革命”本身的具体事项显然并不熟悉，这也就使得他在回国后的30年代初，面对彼时整个社会的氛围多少有些隔膜。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在历经了五四落潮和大革命失败的冲击之后，知识分子多有沉湎于消极忧郁情绪之中者，但更多的是奋起重寻未来出路的仁人志士，而彼时社会主义思潮大行其道，在思潮中成长并已经度过草创初期艰险的中国共产党和日益壮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群体开始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巴金自少年起信仰的便是社会主义思潮中的互助、正义、牺牲，这一主义具有强烈的乌托邦色彩，包括蔡元培、毛泽东在内的众多重要人物早年都是其重要理论家克鲁泡特金的拥趸，蔡元培也正是在这种理论的滋养下，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诸多理论，提出了“劳工神圣”的命题，虽然蔡元培最初将劳力者、劳心者都划归“劳工”作为完善人格的必要，但到了20年代末，政治时局的持续变动使得社会氛围普遍左倾，这便使得“劳工神圣”成为一种对“劳工”，尤其是对底层工人进行着重关切的政治正确。巴金在这样的情境下回到上海，并未取得任何法国的学位，也并未习得任何可以“扬宗显亲”的技能，只是多了不少革命与斗争的经验，他也确如夏志清所说，“是一个具有强烈道德感——甚至可以说宗教狂热——的人”，此时拯救生民于水火，开创一个理想新中国便是巴金的“宗教”，于是便将书写的目光集中于以工人为主体的五卅运动也算是水到渠成。

首先需要讨论的，也是主人公吴养清最关切的，即工人运动。根据学者张全之的研究，巴金真正意义上描写工人运动的小说只有《死去的太阳》和《雪》两篇。《死去的太阳》是巴金最初的尝试，此时距离《灭亡》的创作过了大概两年，那个在痛苦矛盾中挣扎的“杜大心”也有了不少改变，成长为看起来较为成熟稳重的吴养清。在小说中，巴金赋予了吴养清一定的身份背景，他是“受命”前往南京的，但这一人物显然更多是无政府主义者巴金本人的化身，他亲眼目睹了上海的血腥大屠杀之后一心寄望于南京罢工运动的另一番景象，结果却也事与愿违。值得注意的是，吴养清的失望并非建立在革命行动的外在挫败，而是出于对底层工人生活困苦的人道主义同情。巴金其实把握住了当时社会环境下工人运动的本质难题：反抗和斗争当然是必要的、正义的，但在这种必要和正义得到完美实现之前，因为罢工失去收入的普通工人已经饱受折磨，甚至饥寒交迫而死；如果顾及当下的温饱而屈服于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压榨，又无异于饮鸩止渴，长远看必定导致各个阶层的苦痛。面对这样的困境，“吴养清”又变成了“杜大心”，失望、焦虑、痛苦，而这时代替“杜大心”去献身的是李阿根，而与此前简单“灭亡”的结局不同，这次在献身火海的李阿根之外，多了一个革命的“启蒙者”。

“但是你一定要听我说清楚，”吴养清哀求地说，“我并不是只有五分钟的热度，我并不是欺骗工人，然而我不能够看见工人那样地挨饿。如果我是一个益记工人，我也许会反对复工。但是现在我自己吃饱饭，我不能够看人家牺牲。你现在可以了解我，可以原谅我罢？”

王学礼突然转过身子，用他颤抖着的大手紧紧地抓住吴养清底右手。吴养清看见他底眼角里各嵌着一滴大眼泪。“在我们两个人中间，是没有原谅存在的。也许我不了解你，但是你也不了解我。你不能够了解我们工人。你只知道怜悯，然而我们工人所需要的却是超于怜悯以上的东西。除非你是一个工人，我们就永远不能了解。”

“超于怜悯以上的东西”是什么，巴金没有继续讨论，或许是“劳工神圣”的荣耀，或许是无政府主义者追求的平等与尊严，但此时，在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推动下，在马克思主义者的不懈努力下，“工人运动”的主体“工人阶级”俨然成为全新的主人，成为最可依靠的力量。五卅惨案后的群众运动最终也被证实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工人运动，于上海发源后席卷全国，并从工人发展到包括学生、商人、市民等在内的社会各阶层，一时间风起云涌，拉开反帝国主义压迫的革命浪潮的序幕。可以说，这一运动之所以彪炳千古，正在于其第一次在真正意义上发动了工人群体，证明了政府无能之外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可以且应该领导革命的合法性所在。然而，此时的巴金是坚定的无政府主义者，他安排给王学礼的结局也依然是“杜大心”式的，即便多了两年的历练，即便隐约意识到了“怜悯”之上的东西的存在，却还是无法更进一步，无法认知到在人道主义的怜悯以外，真正可以改变工人生活现状与广大人民群众反抗状态的组织性与制度性因素，无法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对“劳工神圣”的批判性解读，无法理解党群关系对工人运动成败的决定性影响。换句话说，巴金的视角始终是外在的，“如果读者觉得我的英雄有点幼稚、滑稽，那么请他明白小资产阶级大半是这样的”，也就是说，巴金依然在写“自己”的故事，在写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与现实真相的激烈碰撞。虽然在强调“我相信靠了大众底力量，我们会走到那里的，至少我们底弟妹们会走到那里”，“望着这许多面旗帜和大队的群众，他感到一个伟大的时代底来临”，然而最终却不得不面对“在同一个运动中他们只是演讲、发宣言、拍通电、作文章，而别的人却在受苦”的事实。巴金的叙述视角虽然从《灭亡》中的过度关注个人转移到了对历史现实的着重关怀，采用的书写手法还是陈旧的，依然是浪漫化的革命想象与深情而不得的恋爱相结合。于是在小说结尾，使得吴养清振作起来的，是恋人和同志的死亡，是生硬转折之下的强行乐观。这份乐观或许也是常年在激情与忧郁之间挣扎的肺病患者巴金社会意义上的难得“进步”。

作为革命层面的“启蒙者”，王学礼当然还是稍显稚嫩，但他却开启了一个重要的向度，即让吴养清（巴金）开始意识到，“也许我们有一天会做朋友”，这本是王学礼对吴养清同志式的告白，却也使吴养清开始思考他和王学礼之间的互不了解并非是单纯的有关怜悯的理解不同，而是有着立场与境界的差异。巴金当然是触及了最为根本的时代难题，触及了30年代文人知识分子普遍关切的问题，即我们以及我们的社会、国家要往何处去？文人知识分子何为？杜大心与李阿根的牺牲多有无谓之意，这是巴金内心与鲁迅同构的虚无与绝望，但王学礼显然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这种虚无与绝望，他在吴养清心中种下了一颗种子，即他们成为朋友的可能，这种“做朋友”不只是认同彼此对某一问题的看法，更是理解一种立场、一种主义乃至一种建设未来社会的理想，给予工人阶级乃至所有民众怜悯以上的东西。从一个杜大心或吴养清式的“怜悯的人”变成王学礼式的拥有“人的怜悯”，或许才是“会做朋友”的那“一天”到来的契机，是真正意义上的“死去的太阳”变成“新生的太阳”。自此，巴金的主义信仰与现实行动有了最基本的触碰与调和。

从《灭亡》到《死去的太阳》，再到紧随其后的《新生》，巴金显然理解了王学礼，在追寻“有一天”的道路上驰骋前行。或许巴金终其一生都没有成为王学礼所说的那种“朋友”，但之后呈现井喷式创作状态的巴金交出了《家》《春》《秋》《雾》《雨》《电》，交出了《第四病室》《憩园》《寒夜》，在近80岁高龄还写出了《随想录》，他对自身信仰与现实境况的理解与认知敦促他对道路的寻找乃至开拓从未停止，且早已超出了物质层面而进入精神领域。巴金的写作及其道路，极为忠诚地为读者呈现了时代的迷惑与迷惑中的自我省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