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一部诗歌作品选本是学问，是艺术，也是选择。择与弃，彰显编者个人趣味，但最后仍不免溯源于时代。《福建优秀文学70年精选·诗歌卷》无疑是把福建当代诗歌史纳入新中国成立70年的发展大潮中，需要的是编者对时代的宏观把握能力和对文本微观批评能力。福建作为当代中国诗歌版图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早期受抑而蓄势，到“归来”中的爆发，再到争鸣中的众语喧哗，其诗学嬗变与时代审美变迁息息相关，正如编者伍明春在该书后记中所言：“纵观现代汉诗100多年来的发展行程，在各个重要的历史节点，闽籍诗人的身影从未缺席，他们的诗歌绽放出一种耀眼而独特的光芒。”

诗歌如何以其独特的经验表达和想象能力进入生活？诗人如何在没有深度的平面生活中，发现沉潜在喜怒哀乐背后的共同精神渴求？这部诗歌选本则以艺术标准为前提回答了这些问题。在20世纪50年代的一体化诗歌话语中，蔡其矫是透过裂隙的一道光。他有“沉痛”也有“不忍心”，并借搏斗在急流上的英雄表达自我“宁做沥血歌唱的鸟/不做沉默无声的鱼”（《川江号子》）。1979年，蔡其矫更以对时代审美转型的高度敏感写下《波浪》一诗，这是诗人对自由的呼唤，也是他对诗歌归来的期待。同年，福建诗人舒婷发表了《致橡树》《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等经典诗篇，以不拘一格的艺术姿态承担起特定时代文化启蒙的重任，成为中国诗坛不灭的记忆。相较于当时刻板、单调的既有诗歌模式，以舒婷等为代表的朦胧诗人对理想人性的追求、对心灵自由思考的渴望、不受传统习惯羁绊的诗学观念引发广泛的诗坛论争。谢冕、孙绍振、徐敬亚发表了三个“崛起”论，不约而同肯定了诗歌回归本体、尊重个性的审美特征。

心灵一旦获得解放，潜藏在八闽大地上的诗歌力量就纷纷破土而出。诗人冲破自我封闭，从生命的外在形态走向内在真实的生命体验。福建场域内涌现出丰富的诗歌写作样态。出生于闽南的诗人安琪以背井离乡的诗歌朝圣精神和笔耕不辍的文本创作，践行着对诗歌深沉的热爱。她明白“亲爱的杜拉斯，我不能像你一样生活”（《像杜拉斯一样生活》），但她依然努力着“做梦都想翻过喜马拉雅”（《风过喜马拉雅》）。她所提出的“中间代”概念，在洪子诚、刘登翰主编的《中国当代新诗史》中被视为诗歌史代际概念的一个补充。这正是对安琪多年来不迁就不妥协的诗歌精神的回应。部分诗人在先锋与民间立场之间维护一种有尊严的日常化写作，比如吕德安《诗歌写作》中说“多少年，在不同的光里/我写微不足道的事物/也为了释放自己时/顺便将黑暗沉吟”。

经济形态的多元化与社会身份的分层化裹挟、激变着人们的审美趣味。个体的日常抒发与世俗审美消费获得更多的合法性，理想主义的光芒在90年代末期开始黯淡。如何以出色的文本创新实现对社会精神的审美引导？鲁迅文学奖诗歌奖得主汤养宗坚持对新诗的现代性探索，在“破”与“立”中不断拓展诗歌的艺术空间。选本中的8首诗不仅指向汤养宗不同阶段的文本创新，还看重其诗歌中主体精神的表现与担当。即使“与自己的祖国的母语一直热恋”（《在汉诗中国》），但同时也要“自己给自己制订法典/一条棍棒先打自己，再打天下人”（《立字为据》）。文本的创新要求诗人在时代的裹挟中保持警惕，以躬身自省的写作姿态和坚定的美学立场实现语言的继承与创新。

诗歌在福建场域从来都不是寂寞枯燥的单行河道，而是千百支水流汇聚、跳跃的海洋。在闽东，不同代际的诗人汇聚成令人瞩目的地域性文学现象——“闽东诗群”，他们以持续的影响力和成就践行与传播“闽东之光”；在三明，一群人因为相近的诗学观而聚合，提出“大时空、大心境、大技巧”的美学主张；在福州，同样有一批诗歌写作者倡导诗歌的先锋性与实验性写作，从而形成颇具影响的“反克诗群”；还有“闽北诗群”“漳州诗群”“客家诗群”“晋江诗群”等。从“00后”到“10后”，诗人的努力最终推动了闽地诗歌的整体发展。总之，这部诗歌选本涉及面之广，入选人数之多，足以反映编者的细心工作与专业眼光。虽“难免有遗珠之憾”,但更多的优秀诗作因此得以呈现，不至于被湮没。

诗人们因为时代环境、文化背景等不同，带来审美发现与诗语表达的差异，但正是这些“差异”才构建了人世间的丰富与新鲜活泼的生命力。70年来，福建诗人的生命经验在作品中生长、融合、升华，最终以艺术想象的姿态汇入时代经验，在中国当代文学的浩瀚星空中闪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