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军旅作家黄传会，读者们会想到他多年来创作的《托起明天的太阳——希望工程纪实》《中国山村教师》《中国贫困警示录》《发现青年》《中国海军三部曲》《为了那渴望的目光——希望工程20年纪实》《中国婚姻调查》《我的课桌在哪里——农民工子女教育调查》《军徽与五环辉映》《中国新生代农民工》《潜航》《国家的儿子》《中国海军：1949—1955》《大国行动——中国海军也门撤侨》等一大批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近期，他的报告文学新作《仰望星空——共和国功勋孙家栋》又即将付梓。作品聚焦我国的航天事业，全景式展现了“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孙家栋院士的传奇人生和卓越贡献。日前，记者对黄传会进行了专访。
记 者：在您看来，这次创作有着怎样非同寻常的意义？
黄传会：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孙家栋等8人被授予“共和国勋章”荣誉称号。按照中宣部部署，浙江人民出版社策划了《共和国功勋》丛书，并希望由我来写孙家栋院士。孙家栋这个名字如雷贯耳。他曾先后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改革先锋奖章、共和国勋章等，担任过40多颗卫星的总设计师，为我国多项重大航天工程作出了卓越贡献。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正是像孙家栋这样一批又一批的先锋将士、民族英雄，挺立起中华民族的脊梁。于是，这次创作让我充满着一种渴望和期待，并第一次走进了航天领域。在写作过程中，我不仅采访了孙家栋院士本人，还采访了叶培建、欧阳自远、吴伟仁、范本尧、李祖洪、杨长风、谢军等航天界的翘楚。这次采访让我真正理解了什么是新时代、什么是报国情怀、什么是创新精神，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启迪。当然也“淘”到了许多鲜活的素材。
记 者：您在这部作品的后记中写道：“对于报告文学作家来说，如果你书写的是一群仰望星空的人，那是一件多么令人憧憬、令人激情四射的事情。”在这次采访和创作的过程中，您有哪些难忘的经历和感受？
黄传会：我没有料到的是，这次竟然会是我最具挑战性的一次创作。
2020年1月6日，北京迎来新年的第一场大雪，我冒雪前往中国运载火箭研究院，开始了第一波采访。在研究院办公楼门厅里，我第一次见到科学巨匠钱学森塑像，他目光炯炯，右手指向前方，仿佛依然在带领着中国航天人向太空挺进——一种崇敬感油然而生，我隐隐约约地感到，钱学森将会是贯穿这部书稿的一个灵魂人物。
正当我准备大干一场之时，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神州大地，搅乱了整个世界，同时也打乱了我的创作步骤，原定的采访计划不得不中止。报告文学写作是一种需要深入采访的写作，不能出门、无法采访，就像双手被捆绑住一样，让我心慌意乱、十分焦虑。就在此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给我寄来一大箱图书资料，包括《钱学森导弹手稿》《钱学森航天岁月》《钱学森科技人生》《山高水长——我父亲聂荣臻》《中国航天大事记》，以及十多位航天院士的传记，大约有六七百万字。我利用居家隔离的机会，闭门静心研读了两个多月。当我穿越时间隧道，走进中国航天初创时期，我被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深深触动了。在研读钱学森和“航天四老”任新民、屠守锷、黄纬禄、梁守槃传记时，我发现“一钱四老”有一点共同之处，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或之初，他们都像是听到祖国母亲的召唤，不约而同地放弃国外优裕的生活待遇和先进的科研条件，远涉重洋，历尽艰辛，甚至冲破种种阻挠，毅然回到祖国。他们的归国不是寻常的羔羊跪乳、慈鸟反哺，而是体现了中华优秀儿女浓烈的报国情怀。作为他们的弟子，孙家栋1958年留学归国，一参加工作最强烈的感受，便是这种爱国主义情怀和奉献牺牲精神。他后来常常说的“国家需要，我就去做”，便是由此而升华开的。于是，我似乎一下子抓住了本书的血脉——爱国主义和奉献精神。我将书稿的第一章定为《归来》，集中笔墨书写“一钱四老”归国。这样的开头与本书的主题并不游离，因为这体现了两代知识分子一脉相承的报国情怀，彼此具有一种内在的精神联系。正是有了“一钱四老”的言传身教，才有了孙家栋丰富多彩、辉煌灿烂的人生。
到了2020年6月，疫情转入常态化防控阶段，我便抓紧时间开始新一轮的采访。第一个采访对象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嫦娥一号”总设计师叶培建，见我戴着口罩，他问：“还需要戴口罩吗？”我说：“你是国宝级人物，为了保护您，我必须戴口罩。”他笑着说：“咱们还是按北京市的规定办吧。”这是我采访生涯中第一次戴着口罩采访，仿佛我们之间隔着一层磨砂玻璃，刚开始有些不在状态，但是很快便找到了感觉。
整个采访创作过程，我一直处在感动和激动之中。孙家栋已是91岁高龄，朴素得就像一位退休的中学老师。他说：“写航天，你主要应该写航天这个集体。卫星不是只靠一个总师干出来的，而是几十万人共同努力，才干出了我们的东方红一号工程、嫦娥工程、北斗工程、天问工程。”北斗卫星里有一个管时间的核心部件原子钟，当时西方对我国禁运，孙家栋说：“我们已经被逼到了绝境，如果原子钟不能国产化的话，北斗就不要上天了！”我们的科研团队埋头苦干、历尽艰辛，终于研发出“中华牌”的原子钟。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不仅可以和GPS媲美，而且还有我们的优势，比如短报文通信等。
记 者：作为一名军旅作家，多年来您在报告文学创作领域笔耕不辍，推出了反映百年海军史、希望工程、农民工群体、先进模范人物等不同题材的优秀报告文学作品，产生了广泛深远的社会影响。您认为，报告文学创作的题材选择有何“秘诀”？
黄传会：有位评论家说，每个时代总是存在着一些让人们最感焦虑和痛苦的问题。这种包含着时代重大问题的题材，可以称之为“时代的迫切性题材”。与这些题材相关的人物与事件，不仅严重而普遍地影响人们的生活，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还深刻地改变一个时代的社会风气，改变人们的道德意识和行为方式，甚至改变历史的前行方向。我觉得这段话讲得特别好。一个有经验的报告文学作家面对一个新的题材，首先应该考虑这个题材里的人物与事件是否能产生上述的影响。一部由好题材产生的好作品，应该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应该让读者心灵一震，有所感悟，有所提升，选择了什么，坚定了什么，抛弃了什么。
对报告文学作家来说，一生其实很难遇到几个心仪的题材和几位心仪的人物。我写了将近40年报告文学，真正算起来总共也就写了十几个题材。所以，对每个题材都要敬畏和珍惜。不能贪多求全，巴不得把很多题材都抓在自己手里，结果光有好题材却没精心打磨好，成了对创作资源的一种浪费。
“七分题材三分写”，强调了题材的重要性，却容易造成误解，以为只要抓住一个好题材，作品就成功了七分。其实好题材离好作品还差得远着呢，“三分写”根本写不出好作品，必须是“七分写”，甚至“十分写”。
记 者：作为文学的“轻骑兵”，报告文学有其自身的文体特征和创作规律。一部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应当兼具报告性、新闻性和文学性。您认为现在的报告文学作品在这方面普遍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什么？报告文学作家应如何在实现这三者的有机统一上下功夫？
黄传会：中国文学源远流长，无论诗经汉赋、唐诗宋词还是明清小说，每种体裁都有其诞生的因由，也都有其演变发展的过程，有的长达两三百年时间。报告文学是一种年轻的文体，是一种最能贴近时代、可以与现实“零距离”的写作，它一诞生便显示出勃勃生机。如瞿秋白的《饿乡纪程》《赤都心史》、夏衍的《包身工》等早期作品，都已经充分具备这种体裁的特性。
报告文学姓“报告”名“文学”。一部上乘之作必须有思想高度和精神品质，但这种思想高度和精神品质必须靠文学来完成。对报告文学作家来说，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将真实的事件转化为文学的叙述。多年来，报告文学创作取得了丰硕成果，涌现出很多精美、厚重之作。但恕我直言，现在的作品是数量多质量弱，有“高原”缺“高峰”。人会生病，报告文学也有痼疾新病。其主要症状有：
一是大而长的作品多，短而精的作品少。重大题材、重要人物，诚然需要用大体量的长篇报告文学来完成。但一味贪大求长，又无力驾驭，或是成为素材的堆砌，或是变成了“注水肉”。现在每年出版的大部头报告文学数以千计，但真正耐读的寥寥无几。我们缺乏的是短而精的作品，一叶知秋、滴水藏海。哪怕是小人物、小事件、小篇章，只要结构精巧、故事精彩、思想深邃，同样可以写出精短的美文。在《谁是最可爱的人》之前，魏巍曾经写了一个长篇通讯，用了20多个小故事。《解放军文艺》编辑看了，觉得内容太满，感染力不够。魏巍以一当十，精心挑选了三个最感人的故事，写出只有3000多字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一经发表，反响强烈，影响了几代人。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也是不到2万字的短篇，却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大人物小角度，小人物大情怀”，已经成为一种经验之谈。
二是“超市里买的”多，“树上摘的”少。报告文学的素材就如同水果，从超市里买来的毕竟是大众化的，你买得到，我也买得到，但亲手从树上摘的便大不一样。作家必须自己去找“果树”，才能摘到那些成熟的、带着露水的果实。现在不少作品的素材是从资料堆里扒出来的，或是道听途说来的，而不是自己深入生活获得的。有些作者在采访上下功夫太少，甚至写一些重大题材，一个星期或半个来月就完成了采访。
报告文学是“走”出来的文学，我认为“没有采访就没有报告文学”。面对波澜壮阔却又风云变幻的社会，改革之艰难，创新之不易，生活之复杂，只有沉下心去深挖细掘，才有可能在大量素材的基础上，披沙拣金，吹糠见米，提炼升华。
记得有一次，我去采访一位有着40年军龄的姓宗的潜艇老兵。他因患中风，无法用语言表达，他的潜艇生涯都是他的老伴讲述的，故事生动，写一篇短篇报告文学素材够了。但我感到还不满足，总觉得似乎还缺了点儿什么。我合上采访本，依然有一搭没一搭地与他老伴继续聊着。我看见潜艇老兵的床头摆着台电视机，就问她：“宗老每天看电视吗？”“看什么电视，不看。”片刻，她像是突然想起来似的，说：“看，看，每天晚上九点，一定要看电视台的海况预报。”我不解：“看海况预报？”他老伴说：“当作训参谋养成的习惯，几十年了，每天都关心海上气象，刮风下雨，有没有风浪，舰艇能不能出海训练。”
犹如一道闪电在我的心头划过，这个细节将老一辈献身海军事业那些已经尘封的历史一下子“激活”了。尽管宗老思维迟钝，语言功能几乎丧失，但他的潜艇情结依然没有中断，他心中永远有一片辽阔的海啊！
这次我深入航天采访了几十位人物。其中有一位给卫星加注燃料的质朴无华的老师傅，他开始给自己定的目标是退休前加注100颗卫星。但在他加注完第97颗卫星时，退休时间到了，他为此生没能加注到100颗卫星感到非常遗憾。采访结束时，握着他的手，我不由得一震，他的双手伤痕累累，像是一把锉刀。他告诉我，这是由于长期与有害气体接触造成的。而且因为这双手，他还差一点进不了家门。前年，他们家安了指纹锁。他去西昌发射基地执行任务，小半年才回家，用手指怎么按也打不开门。儿子发现他的手指已经变形，指纹也早已磨平了，他成了一个“进不了家门的人”。这样鲜活的人物，走马观花岂能发现？
三是报告多，文学少。现在大量的报告文学作品，立意从属于新闻报道，平庸而又粗糙，根本谈不上什么文学性，不堪卒读。报告文学的文学性主要是指结构、语言、细节等。一位评论家尖锐地指出：“现在许多报告文学，没有解决结构问题，平铺直叙，索然无味。”精巧的结构就像精美的建筑，如故宫的皇家气派，人民大会堂的泱泱浩气，各地民居的地方特色。我们在创作每一部作品时，都应该去寻找属于这部作品最佳的篇章布局。要向戏剧家学习，戏剧家是最懂得结构的，几千年历史、一个人一生，都可以在舞台上用两三个小时完成。还要向小说家学习，优秀的小说家都是讲故事的高手，最能设置悬念，悬念其实也是一种结构。
报告文学的语言主要是作者的叙述语言和人物对话。叙述必须准确、精练，具有汉语特有的诗意、洗练之美。对话必须符合人物身份、性格，要有特色。一些作品中的人物对话，完全脱离开“这一个”人物，讲的都是“共同语言”，其实是作者自己在说话。
没有好细节，是一些平庸之作的通病。经典细节必须带有文学意味，它如同早春的花蕾、盛夏的谷粒、晚秋的红叶。它往往藏身于细枝末节、犄角旮旯，一不留神，就会逃之夭夭、稍纵即逝。这就需要作家深入生活、贴近地气、独具慧眼、敏锐捕捉。通俗地说，就是用好“两镜”：先用显微镜洞察，再用放大镜渲染。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捷径可走。
记 者：您在报告文学创作的文学性上有何追求？您的作品在写法上有何艺术特色和亮点？
黄传会：写得多了，对报告文学越发有一种敬畏感。每写一部作品对我都是一次新的挑战，每次写作都是苦心孤诣。
2015年，中国海军第19批赴亚丁湾护航编队奉中央军委命令，赶赴战乱陡然升级的也门，10天内转战三国四港一岛，撤离被困的中外公民897人。这是中国第一次派武装力量到海外撤侨，使命重大，意义深远。我接到《大国行动》的创作任务时，电影《红海行动》正在热播。电影可以虚构，报告文学怎样能写得既真实、又好看？按时间顺序本应是：编队离开母港——在亚丁湾护航——接到撤侨命令——转战各地——圆满完成撤侨任务。但如果平铺直叙，肯定吸引不了读者。
我在采访时，听说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北京姑娘和一位天津姑娘酷爱旅游，不远万里跑到也门所属的远海岛屿索科特拉岛旅游，玩了一周，正准备乘机回国，也门战争爆发。这下糟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紧接着，我国驻三个国家的大使闻悉后，都与她们联系，告诉她们：祖国不会丢下她们！一周后，海军编队派出一艘两万多吨的综合补给舰接她们回国。
于是，我一下来了灵感。作品的第一章就叫《来自索科特拉岛的呼救》，写两位姑娘到索岛旅游，身陷绝境，向祖国求救。先把悬念提出来，吸引读者往下读。最后一章《回家》，写海军巨舰接姑娘回国。首尾呼应，中间重点写海军编队撤侨。这样的篇章布局自以为还是比较合理的。
报告文学写作是“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如同自由体操，“大事不虚”是“规定动作”，必须完成；“小事不拘”允许运动员充分展现。我以为报告文学作家最可以施展才华的地方就是“不拘”。但哪些内容可以“不拘”，“不拘”的分寸如何把握，这里面大有学问，也是对作家综合能力的考验。
我写《仰望星空》最后一章，天问一号发射成功的那天晚上，孙家栋院士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来到天上。当时嫦娥和吴刚为庆祝天问一号发射成功，正在广寒宫里举办庆祝酒会，他见到了十分想念的钱学森等老一辈科学家。孙家栋介绍了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状况，钱学森勉励航天工作者自主创新、永攀科技高峰，还请孙家栋喝了桂花酒。我觉得全书快收尾了，有必要让孙家栋做这样一个梦。辛辛苦苦的孙院士可以浪漫一回了，与老前辈抒抒衷情，共同憧憬中国航天的未来。这或许就是“不拘”一下吧！
去年《人民日报》约我写孙家栋的报告文学《北斗璀璨》，孙家栋可写的内容太丰富了，如东方红一号、返回式卫星、嫦娥工程、北斗工程，等等。因为篇幅有限，我选取了大家最关心的北斗工程，而在其中又只选取了六七个细节。
我在采访北斗二号工程副总指挥李祖洪时，听他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想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但巨人不让我们站。怎么办？我们只能让自己变成巨人。”这句话说出了中国航天人的志气和气魄，孙家栋也非常赞赏。但这句话如果一般性地叙述一下，可能不会让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又是一番苦心孤诣，对这段话作了如下处理：
……第二天，在宾馆吃早餐时，孙家栋把李祖洪、谢军还有一些骨干叫到一起，交代了下一步工作后，缓缓地说：“最近我听说了一段话，不知道是哪位哲人说的，说得特别好。”
大家都放下了筷子。
孙家栋认真了起来：“这段话是这么说的：‘在北斗工程起步之时，我们想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但巨人不让我们站。怎么办？我们只能让自己变成巨人。’”
李祖洪一听愣了一下。这时有人忽然想起来了：“孙老，这话是李总说的。”
大家都笑了。孙家栋却变得严肃了，他说：“前几天，有人告诉我祖洪总指挥讲的这段话，我觉得讲得特别棒，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这些年，我们曾经想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可巨人不让我们站，而且还卡我们、压我们。我们被逼到绝境，靠别人靠不住，只能靠自己，拼搏努力，让我们自己也成为巨人，让中国的航天也成为巨人！”
这样一渲染，这段话的分量显然加重了。这或许也可以称之为文学性的魅力吧。《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刊发《北斗璀璨》，点击量超过3千万。
报告文学的文学性如高山似大海，永远值得报告文学作家去攀登、去畅游。如何写得铿锵有力、情意盎然、回味无穷，我心向往之，殷殷追求之。
记 者：当下，我们正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踏上奋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您认为今后的报告文学创作应如何更好地与新时代同频共振？在党的百年华诞之际，您最近有什么新的创作计划？
黄传会：近年来，报告文学作家牢记使命担当，创作了一大批反映新气象、新风貌、新成就的报告文学佳作。优秀的报告文学应该记录伟大时代，书写精彩人生，展示中国精神，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弘扬中国价值。这是一个需要优秀报告文学的时代，也是一个能够产生优秀报告文学的时代。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报告文学作家的幸运。
这次写孙家栋院士，让我有幸接触到航天这个题材。我就像一名登山运动员又攀上一座高峰，放眼望去风光无限，同时也发现了一座新的丰富的创作宝藏。2020年6月23日，我国成功发射北斗最后一颗组网卫星，标志着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拥有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7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建成暨开通仪式上提出，要传承好、弘扬好新时代北斗精神。我目前正在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北斗》，就是关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我又一次踏上新的征程。我会以最饱满的精力和状态投入到创作中去，向党的百年华诞献上自己最为满意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