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一生，由不同年代的三场“战争”组成。这场战斗跨越时空，与石油同行。每一场战役的背景，都浸透着时代的印记。时光大浪淘沙，带走的是岁月，岁月波澜壮阔，记下的是精神。
父亲名副其实的第一场战争，是那年参加越战。
他们蜷缩在猫耳洞里，亚热带气候下不到一平方米的山洞狭小闷热，黑暗潮湿，老鼠蚊子和蛇是他们“亲密的伙伴”。物资送不过来的时候，渴了喝一口榴弹后盖的水，饿了只能抓老鼠吃。下大雨的时候山洞里灌进来的水淹到脖子，水退了身上泡得发白起皱。那时候最强大的对手，除了敌人，还有残酷的环境和无休止的寂寞。
父亲一直说，那时他们是靠着那一大壶散酒活下来的。高度的烈酒像灼热的火苗，从嗓子穿透到身体的各个部分，驱赶着身体里多余的潮气，没有让它们长时间在关节里面定居，他从此喜欢上了酒的味道。
很多人永远倒在云南边境的战火里，父亲在战斗中被炮声震伤了耳朵，复员后听力下降严重，说话的声音像横飞出的硬纸片，能将面前的空气分裂撕碎。猫耳洞像一个炼狱，锻炼着父亲的身心与灵魂。
那年转业，父亲成为了中国石油队伍的一员，开始了他的第二场战争。那又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跑步上庆阳，会战红井子，饿了啃干粮，倦了睡地窝，父亲喜欢和我谈过去、谈喝酒、谈王进喜。萦绕在他嘴边的地名排列组合成了长庆的发展进程。
我参加工作后，他问我：“石油是什么颜色？”我自信地回答：“原油由于密度、含水、杂质差异，在阳光下会有很多种颜色。”他望着窗外原油一样浓的夜色，微微点头，说：“我的记忆里，石油是火的颜色，是山丹花的颜色。”
父亲前往腰鼓之乡安塞打井，一路上卡车纷纷扬扬的尘土和脑门上的汗水，和成了汗泥。月亮刚刚从地平线升起来的时候，卡车忽然抛锚熄火。他们在路边支起锅灶，吃完半生不熟的晚餐，身子一歪靠着卡车轮胎睡着了。第二天太阳露出地平线，他们步行翻山找修理工，刚刚翻过一架山梁，同伴指着远处的山坡惊叫一声：“好漂亮的山丹花啊！”父亲朝着那个方向望过去，一大片红色的花朵随风摇曳，六枚胭脂红的花瓣姿态各异，显得端庄秀丽，那是他在陕北见过最美的一幅画面。
他们承钻的35井在陕甘宁交界的姬塬乡，是鸡叫一声听三省的地方。父亲的队长喊出革命加拼命也要拿下油井的誓言，冒着零下十几度的严寒，啃着干馒头，喝着散装酒，在完成钻前准备工作的时候，一场鹅毛大雪封堵了道路，配泥浆的白土运不到井上，钻机不能开钻，一连几天未见进尺。队长一夜之间着急上火满嘴燎泡，父亲说那几天井上的三条狗挤在一个角落里，看见陌生人都不理会，山下河坳里没有融化的积雪，在微弱的阳光下泛着冰冷的光。也就是那个时候，父亲灵机一动想出用当地河床里的白河土代替白土的点子，当时工具紧缺，大家把能用的家伙全用上了，有的用装粮食的布袋背土，有的用水桶挑土，有的用床单兜土，队长干脆把长裤脱下来扎紧裤脚装土，有条件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天气寒冷山路陡峭，可全队的人都想着快些开钻，在寒风凛冽中干得汗流浃背。正是这种信仰，支撑着他们早已疲惫不堪的身体，为开钻赢得了宝贵时间。
父亲的第三场战争，是与体内病魔的斗争。这场战斗漫长持久。
他有一个剥落了瓷釉的洋瓷碗，裸露着黑色条纹和斑点，一直散发着酒精的香气。父亲怀揣着洋瓷碗，上巍巍黄土山，下潺潺马莲河，走遍了长庆油田的沟沟壑壑。洋瓷碗在父亲布满老茧的手里，盛满了散装酒，白酒泡馍就是他们独创的美食，一碗一碗的劣质白酒在胃里定居。那年体检出胃癌早期的时候，父亲比我们冷静很多，豁达的态度甚至让我觉得癌症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可怕。他靠着坚韧的毅力配合医生的治疗，半个胃被从身体里面切除。
我驾车带着父亲横穿陕甘宁，开始一段告别的旅程。谁也挡不住被胃病一天天折磨的父亲，重回石油、戈壁、高原的决心。到了油区，他好像变了一个人，一路上兴奋地注视着车窗外，细细地辨认回忆，眼睛就像摄像机，把一片野花一朵云彩一架油井都记录下来。
行程至陕西，连日的奔波让父亲的身体更加虚弱，但他坚持要亲手摸一摸原油，闻一闻他日思夜想的味道。在陕北一个采油厂，父亲特意在一棵古树下祭奠了老石油不屈的灵魂。这棵古树古朴而苍劲，粗壮的树干需三人才能合抱，数米高的古树主干，显得格外稀奇。父亲说：如果历史是一条河，这棵古树就是他们当年跋山涉水，餐风宿露，饱经孤独寂寞煎熬的见证者。父辈们种下了一棵棵采油树，却花白了几代人的头。
在甘肃的石油基地，曾经人声鼎沸的石油小区，被时间的洪水冲刷得只剩斑驳的水泥墙和一地荒草。油田的一生是搬迁的一生，他一辈子住过好几个家，在长庆桥住过帐篷，住过两年土窝子，住过三年零七个月干打垒；在马岭川道，住过4年筒子楼；这才告别落后，搬进50平米的楼房，在庆阳县城生下了我。但父亲说：“油田的日子是滚烫的。”那时物质匮乏，人的精神却很富足。站在宁夏古长城，茫茫大漠一眼望不到头，曾经的刀光剑影暗淡，曾经的战马嘶鸣远去，生生不息的农耕文化与金戈铁马的边塞文化在此地汇聚交融。石油工业部的勘测队纷沓而至，昔日的荒蛮之地在一声钻机的轰鸣中苏醒，现代化的采油厂拔地而起。
这之后父亲年龄渐长，能听见的东西越来越微弱，久病初愈的身体越发消瘦，父亲提前办理了内退手续，退出了油田舞台。
去年9月我在大庆油田铁人纪念馆停留了好久。大庆油田的每一寸土地，都深深地打上了铁人的烙印。我反复确认展馆里的每一个细节，那段不屈的童年，艰苦的创业，无悔的奉献，还有那积劳成疾的胃病，这展馆的陈述和父亲漫长的岁月，如此相似。父亲无数次说起的那座干打垒的住房，和我眼前复原的景象一样，潮湿的土炕，蓬草的房顶，掉漆的木箱，父亲回忆里呼啸的北风，真真切切地朝我迎面吹来，夹杂着几十年潮湿的记忆。
我想念父亲。想念他的战场，那是他长出骨骼的地方；想念他的洋瓷碗，那是他的热血青春；想念和他走过的路，这条路与时代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