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一直非常重视党史学习，毛泽东同志早在1961年6月12日就在《总结经验，教育干部》中说，“我们是历史主义者”，并强调，“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1964年、1973年，他几次强调要“写党的历史”，共产党的历史应该总结。邓小平同志在1980年3月到1981年6月的《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中，更是讲到，“要学点历史。青年人不知道我们的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江泽民同志《论党的建设》一书收入其1993年7月5日的《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学习》一文，他强调，“要努力学习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和党的历史”，并强调，这一点对于各级领导干部十分重要。在1996年6月21日的《努力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一文中，他再次强调，“希望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认真地读一点历史”，“作为当代中国的领导干部，如果不了解中国的历史，特别是中国的近代史、现代史和我们党的历史，就不可能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继承和发扬我们党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光荣传统，也就不能胜任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职责”。胡锦涛同志在2003年11月24日的《在十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形势下，在深刻变化的国际环境中”，“我们要更加重视学习历史知识，更加注重用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史来教育党员干部和人民”。
习近平同志非常重视党史学习教育，党的十八大以来，他多次在讲话中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历史是一面镜子”。早在2013年3月1日在中央党校建校八十周年庆祝大会暨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他就明确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党史、国史，知史爱党，知史爱国”。2014年5月8日在同中央办公厅各单位领导班子成员和干部职工代表座谈时的讲话中，他再次强调，“要加强党史学习和教育。”2016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五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回顾历史，不是为了从成功中寻求慰藉，更不是为了躺在功劳簿上、为回避今天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寻找借口，而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他在多个讲话中告诫我们：“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他说：“一个忘记来路的民族必定是没有出路的民族，一个忘记初心的政党必定是没有未来的政党。”2021年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历史是最好的老师”，“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强调“以史为镜，以史明志”，并提出“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的明确要求。
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对于历史的真正学习与深切领悟还是为了着眼于现实的工作，围绕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历史的学习，结合从事的工作，我以“新时代党对文艺工作的要求和我们应做的工作”为题，谈一下学习体会。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文艺工作，可以说，从世界范围讲，没有一个政党像中国共产党这样，将文艺事业作为党的事业中如此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历史上看，首先，党的诞生、新文化新文学的诞生几近同时。第二，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早期领导人和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倡导人多有重合。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等，都是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领导者和实践者。前些天，我去陈独秀故居参观，看到自上海搬至北京的《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就在同一座院子里。第三，中共党史与中国新文学史的发展相叠相伴、相促相生。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文艺的发展，从1921年以来直到今天，每一历史时期，国运与文运、国脉与文脉都是紧密相连、相互促进的。可以说，对于文艺工作的关注、关心、关怀，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政党能够比肩于中国共产党。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是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不断砥砺奋进的一百年，也是中国文学事业不断繁荣发展的一百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艺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强调了新时代文艺工作的重要性，确立了文艺事业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进程中的重要地位与历史作用，同时也为文学从“高原”迈向“高峰”指明了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在新时代做好党的文艺工作的根本遵循与行动指南。
通过党史学习，结合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重要论述的深入学习，必须进一步明确新时代党对文艺工作的要求，必须进一步明确党的新时代文艺工作既有与以往各个不同历史阶段一以贯之的地方，同时也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呈现出的新的特点和要求。
一、做好新时代党的文艺工作，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
一个民族要走在时代前列，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种文艺要发挥引领作用，同样不能没有思想支撑。百年党史，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党领导下的文艺工作，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意识形态领域的一项重要工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飞跃，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正如有论者指出，习近平同志提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发展；其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新发展；其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不断发展、不断升华，结合新的实践而作出新的理论创造，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活力的奥秘所在。有一些人可能认为学习马克思主义是理论家评论家的事，其实不然，作家的学习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首当其冲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业已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得好、学得透的作家，其作品的格局和影响也是不一样的。比如柳青，我们阅读他的《美学笔记》，就知道他是一个多么重视思想修养，而且理论根基又多么深厚的作家。《创业史》之所以成功，我认为不仅在于他对于生活的深入，在更深的层面上，它的成功还在于对生活的体察，这个体察的深度从哪里来？还是从马克思主义那里来，从历史辩证法那里来。所以，新时代文学工作，做好文学史的成功经验的梳理，做好作家创作思想的引导，以使新时代作家具备理论自觉的能力，仍然十分必要。
二、做好新时代党的文艺工作，必须坚持以时代大势为重要参照
一个作家只满足于闭门造车，是终究造不出大器，也成不了大器的。凡成大器者，他的视野必然是广阔的。对于党的文艺工作者，何尝不是如此？如果只看见门前院内，只兴味于家长里短，只沉溺于杯水风波的描摹，而对正在发生的时代大的变化、人类命运的大的走向漠不关心、毫不在意的话，那么人们也是很难在他的作品看到“大风景”的。前些天，中国作家协会主办“迎着新生的太阳——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红色经典大展”，中国现代文学馆约我参与“云展”采访，我谈及的部分是赵树理。赵树理是继鲁迅之后最熟悉农民的作家，对他的重读过程中，我发现赵树理现在让人记住的作品并非动辄百万字的鸿篇巨制，他的《小二黑结婚》是短篇，《李有才板话》是中篇，都是1943年写作完成的，都是薄薄的小册子，但为什么时隔七八十年，人们还记得、读者还爱读呢？原因之一当然像周扬所说，赵树理是“第一个以农民的语言、农民的思想写农民生活的作家”，“中国作家中真正熟悉农民、熟悉农村的，没有一个能超过赵树理”。不要小看这些论断中的“第一个”和“没有一个”，赵树理之所以被陈荒煤称为“赵树理方向”，被周扬称为“人民艺术家”，其原因固然在他的小说写出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直至六十年代太行山区人民的生活，以及晋东南、晋北百姓的生产劳动、生活习惯、婚丧嫁娶，从而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一面镜子；而更深在的原因，我认为是赵树理笔下的“小二黑”“小芹”“李有才”们，已彻底不同于闰土、祥林嫂和阿Q了，小说中农民形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前文学中的“农民”是被启蒙的对象，自赵树理开始，“农民”在文学上获得了主体的地位，获得了真正的主人公地位。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农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历史前进的历程中获得了人格的进步，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站起来”了，只有农民的人格进步了，关于农民的“新人”形象才可能应运而生。这也说明了，文学只能是现实生活的真切反映的道理。
赵树理写出“小二黑”“李有才”那一年正值37岁。1943年，这是一个了不得的年份。1943年5月，赵树理写“小二黑”，9月出版；10月写“李有才”，12月出版。在1943年的10月19日的《解放日报》上，毛泽东同志发表了他于1942年5月讲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中提出的“文艺为什么人服务”和“如何服务”等一系列问题，我们在赵树理的创作实践中找到了很好的解答。赵树理的创作精神及其成果，之所以被认为是对毛泽东文艺思想所指引的方向的具体实践，不在别的，而在于一位作家眼见农民的变化并将这一变化的历史忠实地记录了下来，深刻、真实地反映农村变革，真切、朴素地表达农民心声。赵树理之所以能够做到这样，其原因在于他的笔从来没有离开正在觉醒、正在翻身的农民获得了主体地位的时代大势。准确地说，是这个大势成就了他。
我们身处新时代，目前的时代大势可概括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作家对于这个大势的认识极为重要，它决定着一个作家能否写出这个时代的真貌。当然，对于党的文艺工作而言，我们要做的工作，是在梳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文艺发展、文学创作成就的同时，给当代作家以观大势的眼光、定大局的思路、谋大作的信心，这变得极为重要。工作得到位不到位，的确关乎能否催生出伟大的作品，从而与这个伟大的时代相呼应、相匹配。
三、做好新时代党的文艺工作，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我们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人民，是党的根基和血脉；人民，是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由党的性质宗旨决定的，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党的文艺事业的出发点与落脚点也只能是人民，这也是由社会主义文艺的性质决定的。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早在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同志就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上，邓小平同志在大会祝辞中强调，“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在人民的历史创造中进行艺术的创造，在人民的进步中造就艺术的进步，把人民放在心中的最高位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顺应人民意愿，反映人民关切，一直以来都是党对文艺工作的要求。这一要求是基本要求，同时也是高标准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0月《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因此他指出，“热爱人民不是一句口号，要有深刻的理性认识和具体的实践行动”，“要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个问题，拆除‘心’的围墙，不仅要‘身入’，更要‘心入’、‘情入’”。任何一个立志为人民写作的作家，其作品境界的高下，也取决于这样一种文学自觉。
路遥写过一篇散文《病危中的柳青》，我们从中看到了一个作家眼中的作家形象。一个是病房里的柳青：“各种输氧和输液的皮管子，从这里那里交错着伸到他的鼻孔里或者胳膊上；有些管子一天二十四小时不下身。在这个用皮管子把他和各处众多的器械联结在一起的房间里，他本人就像一部仪器的主体部分。”另一个是记录人民创造的“交响乐”的指挥家柳青：“他把蛤蟆滩上所有的这些人都带到这个病房里来了。他强迫这些人物进入他的心灵；而他也要固执地走进这些人的心灵中去。他同时运用戏剧导演家的热情和外科医生式的冷静来对付这群并不太听话的‘熟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后半辈子大部分时间都是生活在这一群‘熟人’中间的。他能离开自己生活中的亲戚朋友，但永远也离不开他所创造的这些人物。”一个作家何以与他的人物难分彼此？熟知柳青的人，读过他《王家斌》《建议改变陕北的土地经营方针》的人，都会熟知他对人民的深情，那是经由14年的共同生活所建立起来的牢不可破的关系。正是这种牢不可破的关系，直接决定着《创业史》的面貌。新时代不是没有这样的作家，写《十八洞村的十八个故事》的李迪就是这样的人民作家，为了记录人民的进步，他把“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贯穿于自己创作生命的最后一刻，直至贡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的最后一部作品仍然是写新时代脱贫攻坚的伟大实践中的人民的，他在病床上坚持写出的最后一行字仍然是关系到边远山区追求富足、幸福生活的人民的。以人民为中心、讲人民故事的人，是会活在人民心里的，这已是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一再证明了的真理。
通过学党史，我了解到，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党领导的革命队伍中，仅有名可查的烈士达370多万名，还有许许多多无名的烈士。千千万万的中华优秀儿女为了新中国的诞生，为了人民而牺牲个人的一切，直至生命。相比于他们的牺牲，相比于他们心中的人民理想，我们的文学记录得还不够，我们手中的笔要持续地书写这些英雄的事迹、伟大的精神。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学创作，仍然任重而道远。
四、做好新时代党的文艺工作，必须坚定文化自信、弘扬优良传统
文化自信，是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并列的“四个自信”之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了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明确了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任务。这一目标的实现，这一任务的完成，都需要我们在工作中葆有对中华优秀文化的自信，并进行积极的弘扬。
文化自信的坚定性从哪里来，还是须从历史中来，须从对中华民族历史的认识中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强调，“历史是一面镜子，从历史中，我们能够更好看清世界、参透生活、认识自己；历史也是一位智者，同历史对话，我们能够更好认识过去、把握当下、面向未来。”他还说，“没有历史感，文学家、艺术家就很难有丰富的灵感和深刻的思想。文学家、艺术家要结合史料进行艺术再现，必须有史识、史才、史德。”
史识、史才、史德，这是对于文学家的一个最基础的，同时也是高标准的要求。作家笔下千钧力，作家笔下万古情，古往今来，只有对中华优秀文化充满自信的作家，才可能在历史的文学长河中，完成对中华文化的继承与发展。试想如果一个作家拒绝历史给予他的滋养和历史赋予他的想象，如果一个作家的历史观不过关，那么他又怎能写出历史中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又怎能将时代精神与文化精髓立之当世、传之后世？历史不容虚无，也不容戏弄，其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即在于历史与文化的关系，割裂、扭曲和戏谑历史的任何行为对于一个作家都是不可原谅的，因为这样做就是对源远流长、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的中华文化的失敬。而要写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学，以使文学作品完成承载中华历史、体现中华文化精髓的时代责任，所需的仍是对于中华悠久历史的认真而深入的学习，对于近现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的深入学习。我们正在伟大的历史的创造之中，置身于这个伟大的实践和创造中，作家作为以文学的形式承担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一分子，是否已做好了以自己的作品反映、书写、讴歌新时代的最充分的准备，这是需要我们下大力气去做的工作。
五、做好新时代党的文艺工作，必须完善“灵魂工程师”的“灵魂”铸造
文艺创作，说到底是一种神圣的劳动，它关系人的灵魂的进步和塑造，因此也负有极为重要的使命与职责。马克思说，艺术家“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一个作家，看似他在作品中塑造人物，其实这些作品中的人物也在“塑造”他的“塑造者”——作家自己。
灵魂塑造工程，实乃国之大者。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被人夺了“气”、夺了“魂”，这一个国家、这一个民族就失去了存在的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文艺工作者、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肩负着启迪思想、陶冶情操、温润心灵的重要职责，承担着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以文培元的使命。”作家是“人类灵魂工程师”，是塑造人类灵魂的人，他所肩负的重大而光荣的使命，则要求他必得首先是一个在写作中乃至在生活中都不忘塑造自己灵魂的人。歌德讲过，“在艺术和诗里，人格确实就是一切”，“关键在于是什么样的人，才能作出什么样的作品”。生命与作品相通，从喷泉出来的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是血。文学，是人格的投影。这就是说，文学与人格存在着对应性，表现为作家人格与文学品格的对应性。人格是一种选择，文学则直观体现着这种选择，什么样的人格，对应于什么样的创作，人格的高下决定着文学的品位，文学家的存在方式决定了文学的存在样貌和价值。这一点，已为文学史上的无数事例所证明。
文学的重要目的之一是教育，是智的教育、心的教育，更是整个人的教育。写作者在写作中，同时也包含着对自我的教育。承担着如此重要而重大的使命，“教育者”应该成为怎样的一种人，这一点至关紧要。习近平总书记说，“文艺要塑造人心，创作者首先要塑造自己。养德和修艺是分不开的。德不优者不能怀远，才不大者不能博见。”他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把崇德尚艺作为一生的功课，把为人、做事、从艺统一起来，加强思想积累、知识储备、艺术训练，提高学养、涵养、修养，努力追求真才学、好德行、高品位，做到德艺双馨。”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联组会时，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进一步指出，“明明德，首先要明大德、立大德。新时代的文化文艺工作者、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明大德、立大德，就要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树立高远的理想追求和深沉的家国情怀，把个人的艺术追求、学术理想同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紧紧结合在一起，同人民福祉紧紧结合在一起，努力做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有贡献的艺术家和学问家。”
马克思说，“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人是我们写作的对象，人也是写作者主体，人更是我们写作的目的。新时代肩负着人的建设的重要使命的“灵魂工程师”，只有在塑造自己的灵魂的实践中不断以崇高的思想塑造自己，才可能塑造出这个时代的伟大的灵魂。
六、做好新时代党的文艺工作，必须着力于社会主义文学的“新人”培养
“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是事业发展最关键的因素。文艺界是思想活跃的地方，也是创造力充沛的地方，济济多士，英才辈出。我国文艺事业要实现繁荣发展，就必须培养人才、发现人才、珍惜人才、凝聚人才。”新人是事业的保障。社会主义文学事业要传承下去，必须要培养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的新人。这里的“新人”指两个方面，一是新的人，新的书写者；一是新的人物，新的主人公。治当代文学史，会有一个很有趣的发现，就是“新人”的形象塑造，与写作者作为“新人”的创造力有一定的正比关系，许多文学“新人”形象都出自于写作者的中青年时期。这是一个值得研究者深思的现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典型人物所达到的高度，就是文艺作品的高度，也是时代的艺术高度。”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人公”。无论是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塑造，还是为推进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青年作家的培养，这一工作的完成，一方面在于组织者的工作，以“鲁艺”为例，党在培养文艺新人方面积累了许多值得我们今天去学习的经验，这些都需要在学习中进行不断地总结；另一方面也须有文艺评论的研究推进与无私支持。曹文轩曾于研究论著《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的后记中感慨于当代文学专业的难度。面对变动不居的当代文学，他认为要有一种无私精神的支持，“这个专业与眼光、勇气、激情、介入、生命、人格、沉着、悲壮等单词似乎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读之感慨万千，作为从事理论评论工作的我，也是选择治当代文学的一分子，当时间的大潮向前推进时，总会有一些谈论新对象的新的人。这是一切文字的命运。那么，就将这一切视为传承，像一代代人已经做的，我们仍要做。
七、做好新时代党的文艺工作，必须做好中国故事国际传播的大文章
2021年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非常重要。在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就非常注重中国故事的讲法。比如1936年，斯诺进入陕甘宁边区，记录了红军长征的故事、苏区延安的故事，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向世界讲述了中国革命的真实故事。新时代，我们的脱贫攻坚的伟大实践，更是为作家提供了丰富生动的素材与广阔的创作空间。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要有本事做好中国的事情，同时也要有本事讲好中国的故事。2019年，中国作家协会在国务院扶贫办的大力支持下，启动了“脱贫攻坚题材报告文学创作工程”，组织20多位作家奔赴脱贫攻坚第一线，采访足迹遍及吉林延边、河北阜平、陕西周至、甘肃定西、宁夏永宁、新疆伊犁、湖南湘西、贵州贵阳、四川昭觉、江西井冈山、安徽金寨、福建宁德、云南鲁甸、内蒙古赤峰、山西岢岚、山东章丘、江西赣州、河南兰考、河北张北等地，创作出版了一大批反映人民心声、凝聚人民力量并为人民所喜闻乐见的优秀文学作品。这项工程中9部作品被列为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多部入选“中国好书”年度榜，10多部作品与英国、德国等海外出版社签约。诚然，讲好中国脱贫故事，只是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要进一步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变他塑为自塑，变被动为主动，仍需在方式、方法上大力创新，仍需在“以我为主”的基础上加强对文化传播对象的有针对性的研究。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发挥文学讲好中国故事的功能，是一篇大文章。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新年贺词中说，“大道不孤，天下一家。经历了一年来的风雨，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切体会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相通才能共进，坚持开放融通、拓展互利合作空间，相互尊重、平等对话，更好地发挥中国文学在传播中华文明中的作用，是新时代文学工作者的使命和光荣。
学史是为了明理，明理是为了力行。党史是一部大书，只有读懂读透了，才可能有对于时代、对于人民的充分反映与对于灵魂塑造、艺术创造的勇敢担当。让我们以对党史的学习，致敬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而最好的致敬方式是以更扎实的工作、更优异的成绩，投身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实践中，不负党的光荣历史，不负人民的殷切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