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在小说没有正式出版前，《三家巷》的故事一直是在《羊城晚报》的副刊《花地》上连载发表的。这在当时的广州城形成了一道很独特的风景线：每天下午3点到4点左右，市民们就开始自觉地在各个书亭和报摊前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准备花三分钱抢购一张刚刚出版的《羊城晚报》，因为大家都急着要看看《三家巷》的故事又讲述到了什么地方和人物命运又有了什么新的发展。而没有买到报纸的市民则会懊恼不已，有人甚至直接跑到《羊城晚报》总社去索要。当时广州市的广大群众对小说《三家巷》的喜爱和关注程度，可见一斑！然而事态的发展还并未结束：这部小说很快地就不胫而走，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全国各地的许多读者就是通过这部小说认识了广州，更熟悉了她的风土人情，并且迷上了《三家巷》的故事。
记得广州的《羊城晚报》特地在《花地》上编辑了一组文章。让我感到最为震撼的是关于这版特辑前面的《编者的话》：“1959年8月3日，羊城晚报‘花地’版开始连载一部叫《三家巷》的长篇小说，这部小说在一个特定的年代里仍然坚持叙述美好的人性，并以老百姓所喜欢的传奇故事的讲法而为读者所关注，一时间，羊城晚报被广大市民所争相购买和传阅。好小说因好报纸而广为传播，好报纸因好小说而一纸风行——这也是中国报业史和文学史上的一段传奇。”追述了40多年来羊城晚报和欧阳山的深情缘分。同时还让我感到颇为亲切的是陈思和教授的纪念文章《难忘〈三家巷〉》：“在我还不知小说为何物的时候就依稀听家父讲起小说《三家巷》的故事。记得那时的《羊城晚报》正在连载那部小说，家父看得津津有味，他很激动地说，他回上海探亲的路上，乘火车的旅客一路都在说《三家巷》的故事，尤其是广东来的朋友，熟悉《三家巷》的程度就好像是熟悉《三国演义》和《水浒》一样。……我的原籍虽是番禺，却生在上海，既不会粤语也不解粤风，但这部小说的民间场景描写处处让我感到亲切，似曾回到了血缘之地。过去常听家父自得其乐地说，‘当代的广东文化有三样代表：一位是唱粤剧的红线女，一部是欧阳山的《三家巷》，还有一份老少皆宜的《羊城晚报》’”。
欧阳山也曾深情地向我们讲述了一段延安往事：1942年的冬季，他的左联时期的好朋友也是文学青年的周而复从晋察冀前线回到延安。多年未见的老友自然有说不尽的话题，其中谈论得最多的就是延安文艺座谈会。而且他们热血沸腾，踌躇满志，共同发誓要为未来的新中国每人写出一部大书来。当时谁听到这样的誓言都会以为这只不过是两个热血青年的心血来潮而已。可是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却真的都实现了自己的誓言：欧阳山写成了自己反映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诗般的五卷全书《一代风流》（全书校改后，四卷本统一命名为《三家巷》）。周而复也完成了自己描写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六部史书《长江万里图》。
刘白羽同志在1989年12月“庆祝欧阳山同志从事文学创作65周年研讨会”上就曾经这样高度地评价过欧阳山和他的《三家巷》（又名《一代风流》）：“他完成了一部中华民族巍巍神魄凝聚的史诗，是我们社会主义文学中一部大书，也是一幅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粉碎一个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的雄伟的、神圣的画卷，它有着《战争与和平》的广阔，有着《红楼梦》的旖旎”。他的发言受到了与会者们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大家还亲眼看见了中山大学的黄伟宗教授激动地追上台去，请求刘白羽同志将其发言稿作为自己即将出版的著作《欧阳山评传》的序言！大家还欣喜地看到：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这部深受广大人民欢迎的小说不但多次再版，而且还被拍成了电影、电视连续剧、舞台粤剧、小人书、连环画册，甚至还被改编成了芭蕾舞剧到北京去巡演。由此可见，人们对《三家巷》的喜爱关注程度又达到了一个历史的空前！
1978年以后，外公欧阳山重新担负起了各种繁多的社会工作，而且又开始在百忙之中着手写他的《三家巷》的后三卷《柳暗花明》《圣地》《万年春》了。可是这后三卷欧阳山却不是自己用手写出来的：由于他的眼睛患上了白内障加视网膜黄斑病变，眼睛视力几乎下降到零度，严重影响到他的写作，所以不得不改为口述录音，然后由秘书笔录下来念给他听，欧阳山再边听边修改而成的。显然这样的写作费时间耗精力，所付出的辛劳远不知比正常的写作要多多少倍！那是一段多么难忘的日子，我们祖孙三代人，天南地北，虽然远隔千山万水，大家却一直都在相互勉励和祝福着，都在只争朝夕地工作或学习着。我们全家三代人都十分努力做好本职工作，或完成学习任务；还全身心地关心和支持外公的《三家巷》的创作工作，把它视为全家族的光荣。而欧阳山则更是以4年（从1981年-1985年）拿出3部小说的超常的创作热情来回报着支持他和喜爱他的广大读者们。我们都累得精疲力竭，但又累得舒心愉快，我们都因为自己的努力而无愧于党和国家，我们对未来都充满了希望！
1982年4月，我带着自己的毕业论文《古今中外法，东西南北调——评欧阳山作品的语言风格》，只身南下去找外公欧阳山探讨他的文学创作。外公吃惊了：他怎么也想象不到自己的外孙女，居然会有模有样地研究起自己的作品来，而且还能够有理有据地写出一篇关于他作品语言风格的长篇大论！我也吃惊了：日理万机，工作那么繁忙的外公居然也会安安静静地坐下来，非常认真地听我讲了整整一个下午的关于这篇论文的种种！我记得自己曾经很坦然地告诉外公：“我希望我能够很客观地评价您的作品。”而外公却更为坦然地回答我：“我希望你能比别人评价得更为客观。”
1995年12月正在北京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我带着刚刚写好的学术论文《艰难的磨砺》，再次来到广州参加“欧阳山《一代风流》的典型性格座谈会”。关于作品中的人物命运，很多学者曾经提出过一个与作者原创意图截然相反的有趣的命题：他们都认为与主人公周炳最终结婚的不应该是胡杏而应该是何守礼。我也把这一观点告诉给了在北京的外婆草明，不料她也认为这个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于是我就在广州的会议上介绍了北京学者们的这一观点。没想到的是原本非常严肃安静的会场上突然爆发出了好一阵会心的笑声，连欧阳山都在点头微笑着，并且很诙谐很理解地说：“原来还会有人是这样想的啊，当然那就是另一个版本的《三家巷》啦！”
在我自己的研究工作中，我喜欢用比较的方法来解读《三家巷》及欧阳山的其他作品，喜欢在组合分析中去获取新的认知与顿悟，喜欢给人物的命运以理性的合理的阐说，喜欢用逆向思维向传统定论去挑战。欧阳山从来也不先入为主地给我圈定什么框框，而是让我自己通过研究分析来认定对作品的评价和对人物的定位，哪怕是与他的创作初衷相违背也毫不介意。记得在评论《三家巷》中的何守礼这个人物时我曾经问过欧阳山：“为什么您要把她写得这么令人不喜欢？”而欧阳山却用反问的方式回答了我：“她现在不是已经被你评价得有一点可爱了吗？”我曾经毫不客气地向他指出：“您的周炳写得也有不足之处，您写他在狱中受尽了酷刑，可是有的读者向我讲，他怎么看怎么像是在模仿江姐受刑的情形，让他有点似曾相识的感觉。”欧阳山听了严肃起来，他在沉思了片刻后终于点点头说：“这位读者的这个意见提得好，尽管国民党特务对周炳也完全有可能实施了和江姐一样的酷刑，可是我自己也觉得写得不够成功，细节上有雷同的地方，而且这也不是原来小说最初拟定的构想了。因为原来在处理这个情节时是要安排写周炳在长征路上发生的故事的。我在1955年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长征沿线访问团,去实地重走了当年红军走过的长征路。我曾经写下了厚厚的一大本资料作为小说的素材，原来是准备让周炳参加长征的。可惜的是这些资料和全部手稿连一张纸、一个字都没有留下！而现在我的眼睛看不清楚了，再要想收集第一手的资料也很难了，这确实是我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地方……”
1998年12月11日，我带着自己第一本关于对《三家巷》典型人物评论的专著《艰难的磨砺》，专程飞到广州来为外公90岁生日祝寿。外公高兴极了，虽然客厅里摆满了大家送来的鲜花和寿糕，可是外公却只把我的书专门放在客厅中央他的学生为他制作的铜像下面，而且是一有客人来，欧阳山就把他们引到铜像和书前，然后郑重其事且又十分自豪地向他们介绍道：“这是我的外孙女，中文教授，特意送给我的生日礼物！”当记者们采访他还有什么新的写作目标时，90岁的欧阳山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我要做一个跨世纪的作家！”从而让大家兴奋不已，期盼有待。但是谁也不知道的是此时的欧阳山正在完成着一个宏大的计划：他要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把构思和写作了40多年的、约150万字的五卷本《一代风流》，做一次全面的修改订正，而且这项工作早已经从1996年8月就开始了： 首先是他把书名由《一代风流》改为深受广大读者喜爱的《三家巷》，而过去各个分卷的卷名就此都不再用了；其次是全书总共增删1039处，光是章节段落就删去15大段，又补写了13大段，增加的字数共1552个；全书由五卷本改为四卷本。当这一切做完后，他又把修订稿直接寄到鞍山，点名要“让海蓝看一看，看看有没有毛病缺点，帮着改一改”。在欧阳山与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从1957年开始创作的长篇小说《一代风流》（初版本五卷本）第一卷《三家巷》到1999年7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版的长篇小说《三家巷》（又名《一代风流》）（校改版本四卷本）前后共经历了42年，终于与广大读者见面了。当我们还正想着有机会要和外公一起畅谈他的新版《三家巷》时，不料2000年9月26号老人病逝的噩耗却突然传来！我们从几千里外的东北鞍山赶来时，看到的只是一领凉席，几件旧衣，再有的就是他的书了！我们的外公欧阳山走了，可是他把自己的心血之作《三家巷》永远地留在了人间！“连绵风雨记征程，道德文章照后生”，这笔丰厚的红色经典的精神财富，必将永远激励着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实现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梦想而前仆后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