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事写来任天真》是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作家包立民的新著。这本书专写中国现代美术家，却与时下很多描写和评说名画家的著作不同，书中对画家没有采取仰视的态度，取材也不以画家的知名度和粉丝多寡为标准，而重在艺术家的品位及艺术特色，理性地探讨其成功的经验或失败的教训，对艺术鉴赏和学术研究颇有裨益。

包立民是复旦大学中文系1965届毕业生，读的是文学专业，但同时又对美术很感兴趣。后来他长期在报社工作，因报道和组稿的需要，与文学界和美术界都有接触，对中国作家和画家均有了解，所写文章、所出书籍，也是文学与美术兼而有之，从而成为了两界“双栖”作家。其实这两界本来也是相通的，有着共同的规律。

在这本新书中，有画坛史料的开掘，如《徐、林首次会面考异》一文，考证了徐悲鸿与林风眠的相识时间和相互关系，为的是探究这两位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卓有成就的艺术大师、美术教育家“艺术思想和艺术理论的异同”，为此“就有必要了解他俩的艺术交往或彼此不同的艺术见解”；有对画家性格的刻画，如《亚明缅怀傅抱石》写傅抱石的率真，《刘金涛遥念黄永玉》写黄永玉的侠气等；还有对伦理道德的赞扬，如《沈左尧诗悼傅抱石》一文写傅沈之间“视师若父”“知我者师”的师生之谊，《是谁把傅抱石推向世界》中写徐悲鸿、郭沫若对傅抱石的提携等；还写了夫妇画家间的理解与合作，如《一对画家的痴情》写裘沙、王伟君夫妇青年时的“闪电”结合，老来又以“笔富安贫不卖钱”的痴迷精神共同完成了400多幅鲁迅文学作品插图，出版了《鲁迅之世界》，要将它们留给祖国的读者；还有阐释继承与创新关系的文章，如《苦禅画传述异（中）》中论说李苦禅向齐白石拜师学习，但又不摹仿其师笔墨的独创精神等。

有意思的是，文章在赞扬画家品德或艺术成就时，时而会笔锋一转，插上一段“时评”。比如在考索谁最早提出“南潘（天寿）北李（苦禅）”时插议道：“一般说来，南某北某的称谓大多出自古玩字画商之口……一来是为了抬高画家的地位，二来是醒目，引起收藏家和顾客的注意，便于善价出售其画，上世纪三十年代，画坛上确实盛传过南某北某之说，但不是南潘北李，而是南张北溥。张是张大千，溥是溥心畬。这个口号最早提出的正是琉璃厂集萃山房的字画商周殿侯……至于潘天寿和李苦禅，当时他们主要都在从事美术教育”，还“没有形成气候”。这些话参透世情，可让读者从中看到吹捧者的意图。

与论辩文章往往只攻其一点，注意力全在论争的问题上不同，历史写作要求知人论世，顾及全面。比如本书中三篇评介林琴南的文章，读罢就会得出与读五四新旧文化论战相关资料时不同的印象。作为中国现代文艺史上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立民选取林琴南做书写对象是有道理的。书中所收三篇文章并不都谈其书画，从中还可以了解林琴南的为人。如《林琴南的七十寿辰》中就可以看到他对世事的洞明：“盛名为人生不详之事，稍一蹉跌，如坠身岩中，骸骨薤粉，仆生平危懼祇此一节。”又如在《〈林纾家书〉和家教》中所示“致璐儿书”云：“吾意以七成之功治洋文，以三成之功治汉文。……尔父读书到老，治古文三十年，今日竟无人齿及。汝能承吾志，守吾言者，当勉治洋文，将来始有啖饭之地。”作为一个激烈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旧营垒人士，林琴南却劝导儿子去学习洋文，实出于无奈。

当然，本书谈林纾着重点还在他的诗画。《林纾其人其文其译其诗其画》一文中提及，林琴南的画定的“润格”很高，“五尺堂幅28元”，而齐白石的才为“五尺18元”，相差很大。实际上林琴南的画并不见得很好，鲁迅曾在琉璃厂清秘阁订购过一幅其山水册页，评价是“亦不甚佳”，这是1912年间事，离新文化运动尚远，当与新旧文化冲突无关。对此立民认为，这与画家的知名度和画作本身的市场效应有关：“齐白石初来乍到，京城人对这位声名不显的湖南老画师还不认，对他的小写意花鸟山水还不认识，若以知名度来比，更比不上林琴南了。”此外，林琴南大幅提高自己画润也有现实的原因。据说，他不但自己子女多达十个，而且还为乡里好友林述庵、王薇庵哺养遗孤，培养成才，所以家里开销很大。画润很高还有人买，由此也可看出林琴南在为人处世上也确有长处。而且，对年岁低于他的齐白石也没有轻视之意，他看到齐白石变法之后的画作大为赞赏，将其与上海的吴昌硕相提并论，并经人介绍与齐白石交上了朋友。立民的文章从多方面使我们对这个画家、对这个时代的画坛有了一个更全面的了解。

在我国现代画史上，中西画派的论争一向激烈，本书也很关注这个问题。《决澜社与庞薰琹》就写到了该社移植西方现代派绘画的失败教训。立民评论道：“决澜社社员在移植借鉴外来的艺术品种时未能顾及中国的土壤、气候，是它中途夭折的根本原因。……文艺不能直接引用，只能有选择地借鉴吸收，或者根据中国的国情适当地改良外来艺术品种；或者将外来的艺术品种进行嫁接、融合；或者吸收外来品种的技法，丰富、充实、改良中国固有的艺术品种。而要做到这些非要知己知彼，一方面对西方现代绘画的长短得失应有深切的研究了解；另一方面对中国传统艺术的长短得失也应有深切的研究了解。”这些论说当可以为后来者鉴。

中国古人谈艺向来有“道”和“技”的区分，这是不同的艺术层次和不同的精神境界。《庄子·养生主》里庖丁解牛的故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本书中《熊秉明先生周年祭》一文也提到了这个问题。熊秉明当年是西南联大哲学系毕业生，到巴黎大学留学一年后转学雕塑，并成为了法国雕塑界中三位著名的东方雕塑家之一。“他觉得艺术家要真正的创造，必须是精心酝酿出来的东西。”所以后来熊秉明转到巴黎大学教汉语，既是以“教”养家，也是以“教”养艺。在教书的同时，他不但继续雕塑，而且又研究书法，写出了重要学术著作《中国书法理论体系》，继“哲学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之后又提出，“中国书法则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他认为，书法代表了中国人的哲学活动从思维世界回到实际世界的第一境，还代表了摆脱此实际世界的最后一境。当然，这个理论是否能得到大家的认同并不要紧，而能够从“道”的高度来思考中国书法则是值得重视的。正因为熊秉明是从哲理的高度进行艺术创作，所以他的夫人在其雕塑《牛》中读出了儒家境界，从他的雕塑《鹤》里读出了道家境界。立民说：“儒家和道家是熊秉明哲学思想中的两个方面……也可以说，他的思想本质是儒家，而表现形式是道家。儒家和道家对熊先生来说，是交替为用，联成一体的。”

这本书中，立民还介绍了许多画家和书家，他们的经历和成就都值得我们关注，但我更感兴趣的是作家在叙述介绍中所提出的一些问题：社会问题和哲理问题。这的确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