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由“流量明星”粉丝构成的网络亚文化社群“饭圈”，屡屡爆出大规模互撕谩骂、侮辱诽谤、恶意营销、炮制虚假流量等负面新闻。这些乱象从表面上看，的确是粉丝们在追星过程中因过度狂热而丧失理智，加之娱乐圈某些无良从业人员暗中推波助澜的结果。近期相关主管部门为整治不良粉丝文化而采取的清理负面有害信息、处置违规账号、拦截下架违规软件等举措，实乃对症下药，必能在短期内取得显著成效。

然而我们还需进一步思考的是，当前饭圈文化的根本症结何在？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我们此刻所关注的一系列非理性追星行为，是否只是过往数十年间曾经发生过的某些过激事件（例如杨丽娟事件等）的简单重现？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相比之下，近期频繁爆发的饭圈负面新闻，明显更具有攻击性，且呈现出规模化、常态化、极端化的新特征。

这一切还要从2013—2015年开始追溯。随着大数据技术的成熟和互联网资本的介入，中国内地娱乐工业的各个生产环节，从作为IP源头的网络文学，到影视剧制作、网络视频播放、偶像选拔与艺人经纪等逐渐被有限的几家互联网巨头所垄断。整个文化创意产业，也被迫开始遵循互联网行业的运营逻辑，将“流量”视为一般等价物来决定各个项目资源（包括影视剧、综艺等）的最终归属：哪位艺人的“流量”更大，就有机会获得更多、更理想的工作机会。这正是“流量明星”的由来。

所谓“流量”（traffic data），原本是互联网信息技术领域的一个专用名词，作为衡量网站商业价值的核心标准，它是对某网站地址在一定时间内的“用户访问量”等数据进行汇总所得出的结果。套用相似的逻辑，“流量”当然也可以用来衡量偶像明星的商业价值：通过测算某一时间段内某明星的名字被搜索的次数，被提及的次数或者在新闻报道中出现的次数等。

于是，沿着“流量越大，工作机会越多”这个基本的商业逻辑，一系列可控或不可控的不良后果也依次引爆。经纪公司和工作室为了维持旗下艺人在各大新媒体平台上的曝光率，通过购买热搜、僵尸粉等方式堆积虚假流量泡沫，同时暗示、鼓励粉丝成为无偿的“数据劳工”，例如在社交网站上反复转发偶像的微博帖子等。相关平台（例如某些社交网站或数据公司等）则趁此机会从中渔利， 推出各种名目的新媒体数据榜单，为流量明星们“排座次”，变相刺激粉丝付出更多的“数据劳动”。粉丝群中的“战斗粉”更是不惜反复挑起粉圈争端（有时是受到经纪公司或平台豢养的营销号的挑拨），以制造更多的流量数据（互撕谩骂本身就是制造流量数据的重要途径之一），而这种不断对外树敌的过程，显然也有利于在社群内部形成较大的凝聚力，以激励成员付出更多的“数据劳动”，偶像本人、经纪公司和网站平台为了从粉丝身上攫取更多的流量数据，自然也会对这种互撕谩骂予以默许纵容。

事实上，明星粉丝团体之间的互相仇恨，在娱乐圈的历史上并不鲜见，例如著名的“谭张（谭咏麟、张国荣）之争”等。但这种争斗的本质，最初只是某些歌手、演员因专业成就、圈内地位十分接近，形成了事实上的竞争关系，最终蔓延到粉丝群体之中的结果。正如足球比赛散场之后的球迷斗殴，既不是球赛的必然组成部分，也不可能影响比赛的结果，球队和球员更不可能支持和鼓励这种过激行为。但在“流量经济”的逻辑之下，由于偶像的商业价值本质上取决于其流量的大小，而粉丝的“数据劳动”则能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偶像的流量数据，换句话说，就是粉丝的努力程度（谩骂互撕也是努力的表现形式）直接决定了偶像事业的成败。套用之前的比喻，则相当于球迷场外互殴的结果反过来决定了球赛比分。

偶像与粉丝之间权力关系的倒错，也促成了粉丝群体内部的阶级分化。个别资历、地位更高的粉丝逐渐掌握了圈内的话语权，成为影响力足以和经纪公司甚至偶像本人匹敌的意见领袖。为了巩固其领导地位，这些“大粉”通常会不断地挑起内外斗争，培养忠实拥趸，继而与经纪公司形成某种博弈关系。而经纪公司为了掌控局面、混淆视听，也会尝试在粉丝圈内部安插自己的人手。饭圈本就污浊不堪的生态，也因此进一步趋向恶化。

综上所述，饭圈乱象之病灶，实则不单纯在饭圈，而更多在当前对文化创意产业形成垄断的互联网资本，及其所打造的以“流量至上”为宗旨的“泛娱乐”产业链。其为祸之深，又岂止于饭圈。因此，如果不能对这种违背艺术生产的基本规律、持续输出劣质文化产品的生产机制予以有力监管，那么，即使针对粉丝群体、经纪公司和网站平台的规训引导最终成效显著，也不过只是扬汤止沸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