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当下即历史，当下即我们明天的回忆。因此，记录和书写当下是作家的重要责任。之前，鲁顺民与陈克海两位作家，并肩行走过几十个贫困县，查访了近百个贫困村落，栉风沐雨，入户采访调查，呕心沥血耗时经年，以一部鸟瞰式的纪实文学《掷地有声》，描摹出近些年来山西精准扶贫工作的整体风貌。这部作品写出人所共知的壮丽，也写出诸多不为人知的艰辛，更写出无数可歌可泣的扶贫人与脱贫事。继《掷地有声》之后，鲁顺民与陈克海又策马扬鞭，以一个更微观、更细腻、更动人的切口，写就这部200余页的报告文学《赵家洼的消失与重生》，来为一个村庄谱曲，给几个扶贫队员画像，替一群需要被关怀和被帮扶的乡村人说出他们的喜怒哀乐。这种写法与《掷地有声》不同，它不是广撒网，而是深聚焦。
这样一部紧贴时代脉搏、详述村庄故事的书，读者自然想看看两位作者如何一笔一画勾勒、着色，使书中人物各就其位，如何把一个个具体的数据，转化成一段段潸然而又欢欣的故事。在作品中，无论是贫困户，还是扶贫工作队，无论是受访者知无不言的平静口述，还是两位作家言无不尽的精彩叙述，都紧扣着报告文学应有的真实与真诚。我们看见，所有的受访者，经过两位作者的深度挖掘，连他们前几代的来处、前半生的遭际，都展现得一清二楚。当这么多人的命运聚拢在一个贫穷凋敝的村庄里，当诸多的现实困境与历史原因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座村庄里这些主角形形色色的“穷”。
是的，在《赵家洼的消失与重生》一书中，“穷”以及如何走出“穷”才是主角。两位作者把视线贯注在需要帮扶、需要带领的这些贫困户，以及他们脚下的这方水土之上。无论是频繁出现在陈福庆《民情日记》里的刘福有、极端贫困的王大娘，还是“好受苦人”的杨玉才、喜欢用四六句自我励志的曹六仁……他们在《赵家洼的消失与重生》中都是一个个饱满而独立的人物，两位作者饱含深情地给予他们足够的文字篇幅。他们既是被书写的对象，也是脱贫的见证者。他们既感知了几位扶贫队员的赤子真情，也参与和推动着脱贫工作的进展。
在这个村庄里，肉眼可见的贫困仍然是那些血脉乡亲的敌人，而帮助他们安居乐业、衣食无忧，就是我们最后的胜利。在书中，由两老两少组成的驻村工作队呈现出务实的品质。是的，书中的这支驻村工作队，只是众多工作队中的一支。他们是推门就“大爷大娘、叔叔婶婶”地叫着的人，是认真观察、侧耳倾听的人，是帮扶户一天不见就着急的人……于细微处见真情，在平淡中显本色，《赵家洼的消失与重生》就这样把一个个无微不至的细节串联起来。
更难能可贵的是，《赵家洼的消失与重生》一书虽以时序结构全书，但作者并没有掉入“过去如何如何、现在多么多么”这种陈旧的叙述陷阱。他们的写作中，时刻充盈着一种冷静的关怀。有了这份冷静的关怀，《赵家洼的消失与重生》才会利用数据，而不倚重数据。在这里，无论是受访者的口信，还是扶贫队员的工作日志，都在两位作家笔下幻化成多彩的羽翼，扇动起一团团让读者为之着迷的云朵。
人无忧患不立，作家在写作时同样需要时刻保持一种警醒和危机。一部成功的报告文学作品，我觉得不应该只是记录下什么，还应该看在记录的背后显现了什么。这显现，是让幕后的走向台前，于漆黑中发出光芒，于无声处缔造惊雷。好的作家，应该是一次次冲洗底片的人，是在文字间还原、复活事物，让万事万物在书中各得其所……《赵家洼的消失与重生》在叙述上不偏不倚，无论是帮扶对象，还是驻村工作队，无论是已经远离赵家洼的老少乡亲，还是埋骨在此的祖辈先人，两位作家都着墨、上色，使得“赵家洼”成为一个集结了所有时空的寓言般的存在。甚至可以说，作为“一斑”的赵家洼，体现的是整个晋西北乃至整个山西贫困地区的“全豹”。
两位作家有心的是，书中处处可见的民谣、谚语、诗句，作为点缀的闲笔，却笔笔不闲，句句生风。在谈笑间，活灵活现地勾勒出巨大时空下，一代代乡民不可知的酸甜苦辣。譬如引用诗人公木的“三月三，三月三，春风不上岢岚山……”来述说这里的气候。比如引用谚语“二姑舅啊三姥爷，三亲六眷漫绥远”来形容这无数悲壮的迁徙。比如，引用民歌《刮野鬼》来形容我们的先人为了摆脱贫穷，居无定所、随风游走，最后却陷入更不可知的潦倒之中……许多时候，正儿八经的严肃叙述，往往不及这般貌似漫不经心，却饱含着无数酸楚经验和悲凉见闻的几句闲话。
每一位作家的使命，无非是栖身于自己的时空之下，写出一部为自己“换血”、替他人“续命”的超越时空之作。这种超越，不单纯是作家对个体的超越与突破，不单纯是文本意义的一次实验，以及社会意义上的一次勘破。所以，蜻蜓点水式的文学，注定是短暂和无效的，我们的时代呼唤霸王举鼎式的文本。对报告文学而言，必然承担着对整个时代更加宏阔的、对人性更加精微的透视。我们的报告文学，需要兼具人文关怀与人性批判的多重使命。
读完《赵家洼的消失与重生》一书，我仿佛在无尽的时空之间穿梭往来，感知着凛冽与温暖的交织。让我凛冽的，是那些客观的历史、地缘形成的贫困，以及这贫困给那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带来的伤害。而让我温暖的是，这个村庄的贫困没有被人们遗忘，在各方力量的帮助下，这里的人们正在努力地走出贫困。两位作者的书写，也没有局限在现场和当下，没有仅仅定格和聚焦于此，而是一次次把目光从“赵家洼”衍射向四面八方，在更宏阔辽远的地方游弋、审视、探索、求证。也许，这也是《赵家洼的消失与重生》更有意义和价值的地方吧。
写作，不仅考量一个作家的取材、视角，更考量写作者的情怀。尤其就报告文学而言，向谁报告必然是一个值得深思熟虑的问题。“走过全省23个贫困县，走访近百个贫困村落，入户数百家贫困户采访，直到书稿完成，赵家洼仍然萦记心头，不能忘怀……”在后记中的这段话，可以看作两位作者的心声。我不清楚，是什么让二位如此萦记，而他们又萦记着什么。但我知道，他们的报告对象是家国、苍生、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