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电子游戏又被推到了舆论的浪尖上。可以说，整个游戏行业已经成为惊弓之鸟。之所以一直战战兢兢，是因为自诞生以来，游戏行业没有取得道德上的合法性。尤其是面向青少年的电子游戏，一直游走在法律和道德边缘，在自制力不强的未成年人身上，引发了最让家长和教育者恨之入骨的问题：网瘾。

为什么游戏的成瘾就那么可恨呢？我觉得，一是因为一般商品的成瘾是隐形的，游戏的成瘾则是显形的。青少年为游戏而熬夜，为升级而“氪金”，把学习时间和零花钱砸进一个虚拟的无底洞里面，成绩单一出，成绩的下滑肉眼可见。二是消费动作的性质不同。对待一般商品，比如“抖音”我们是“刷”，“直播”我们是“看”，音乐我们是“听”，甜品我们是“吃”。而对游戏呢，我们是“玩”。刷、看、听、吃，这些动作被认为是相对合理的，是人之日常行为。但“玩”，这个动作天生就让人警觉。“玩”被我们下意识地判定为非日常的行为，甚至会等同于荒废、堕落、失败。

所以，上瘾可能不是游戏的原罪，“玩”才是原罪。如果我们把“学音乐”说成“玩音乐”，那家长和老师恐怕就要跳脚了。但如果把“玩游戏”说成“学游戏”，游戏好像立即就没那么面目可憎了，变成了很正经的一个学科似的。

我无意为电子游戏“正名”，因为电子游戏对我们身心的负面影响是实实在在的。尤其是那些短刺激、强收益的游戏，提供着其他娱乐无法带来的即时快感。我们轻轻点击鼠标，就能遗忘掉学习和生活、失败和贫穷带来的痛苦，就能腰缠万贯、称王称霸，即便现实生活中自己是个废柴。但对待游戏仅仅止于“泛道德化”的批判，我认为是不够的，也是草率的。我希望借这次关于游戏的舆论，适时讨论一些思维观念上的问题。

一是我们对于“玩”的偏见。

如果列出两组概念，一组是学习、劳动、勤快，一组是玩耍、休闲、散漫，我们可能立即就会推崇第一组概念，否定第二组概念。第一组概念体现了劳动阶级的价值观，基本是“光荣的”，第二组体现了有闲阶级的价值观，基本是“可耻的”。我们的行为，被纳入到了一个“泛道德化”的尺度里面。我们更推崇的是玩的反面，是兢兢业业的劳动。

然而，在最开始，劳动是一种需要，休闲才是人的归宿。亚里士多德认为，“闲暇是全部人生的惟一本原”。空想社会主义者们更是构想出一座乌托邦和太阳城，那里最突出的幸福就是：闲暇时间大幅增加，劳动时间大幅缩短。

人们不应再为衣食住行等“生活资料”疲于奔命，时间似乎应该大部分花费在“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上面。所以，先贤的结论挺违背我们的常识：游戏和休闲不仅不是耻辱的，反而应该是我们奋斗的目标。

二是由这次具体舆论生发的，对当下人们心理状态的思考。

使用“精神鸦片”这个词说明了一个问题：人们内心对于电子游戏的信任感正在下降，预警级别正在上升。实际上，不光是游戏，我们对家门之外那个世界整体的信任感都在下降，预警级别都在上升。疫情带来了一个警惕的时代。健康码推行之后，世界逐渐被纳入一种简明统一的分类里：红码、黄码、绿码。如此原始而活力不衰的三种颜色，把我们分成基本的三类：危险的、可疑的、安全的。随之而来是三种应对措施：禁止、警示、准许。

某种程度上，这三种颜色构成了我们当下观念的三原色。一种铁三角的思维结构，经常在我们想要下判断的时候操控我们：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事物，不是安全的，就是可疑的或者危险的。当一件事物无法保证绝对安全的时候，我们宁愿把它归入可疑甚至危险的行列。对电子游戏的过度反应，可能就是如此。

我们比疫情之前更加缺乏安全感，对健康的问题更加审慎，对各类风险更加警惕。我们的求生本能高度活跃，以至于在与外界接触的时候，第一反应不是惯常的“认识”，而是“判断”，判定对方是什么颜色，然后迅速作出趋利避害的反应。这是病毒对我们造成的应激反应。

疫情已经深刻改变了我们的心理。尽管日常生活已经基本恢复，但我们的内心其实一直处于新冠带来的漫漫长夜。我们潜意识当中正有一只惊弓之鸟——那是一只“猫头鹰守卫”，它被疫情与其他危险的信号唤醒，在危机重重的暗夜，在奇怪的夜空之下，圆睁双目，紧盯着每一个进入我们头脑的形象、思想、话语、念头，检视着、监测着、盘问着，随时准备发出刺耳的厉叫。疫情结束后，也许我们会对游戏产生新的态度和看法。

（作者系青年诗人、批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