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是现代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中国全民族的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格局中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与抗战有关的文学书写，无论是抗战全面爆发后的战地文学，上世纪40年代战争背景下对民族品德消失与重造的探讨，抑或“十七年”中的革命史诗和英雄传奇以及新时期和新世纪众多以抗战为素材的文学作品，本身即是新文学史的重要脉络。
在抗战文学的发生和发展中，七月派是做出较大贡献的一个流派，在风云激荡的岁月里，这个流派的小说家和诗人依凭“文学不肯让位”的坚贞意志，在个人与时代、小我与大我、启蒙与救亡、“思想力”与“艺术力”的多重辩证中努力营造一种洋溢着悲郁苍劲，乃至强悍粗蛮的美学风貌。他们的文学观念和实践，对于今日的抗战文学依然有重要的启示。具体可从三点讨论。
其一，在战争与人的关系中展开对生命意义的思考。七月派的诸小说家中丘东平的创作开始较早，他是对战时文学“内容的力学的表现”“理解得最深的一个，也是成就最大的一个”。丘东平少年时即参加过由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起义。抗战全面爆发后，他始终活跃在战火的最前线，擅长运用类似报告文学或通讯特写的体式，把亲身参与的战争体验忠实地记录下来。在他最好的那些小说比如《第七连》《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和《友军的营长》中，丘东平不但描写出残酷的战斗场面，更发掘出战争对于人性和心灵的考验，从而在更高的层面上呈现战争的残酷与庄严。《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里林青史在镇守防线时，为了让自己的弟兄免于做炮灰的无谓牺牲，不顾军令主动出击，好不容易杀出一条血路，但结局却是整个连队被友军缴械，而连长本人也因为违反军纪被严惩。对于战争的书写，丘东平的内心无疑是焦灼的，军人的使命让他必须保持“纯钢式的斗志”，担承民族的抗战的道义；而血肉之躯在炮火之中的脆弱以及无谓的牺牲，又每每使他“胆寒”。丘东平的特别就在于他没有回避这份焦灼，而是借此劈开一条道路，从血肉搏杀的战场突进到战士心灵的纵深地带，从战争与人的关系这个角度延展开，他塑造的一系列倔强到近于偏执的人物，都包含着对人性和生命正义的思索以及对民族根性的反省，对打着抗战旗号美化战争、简化战争的思想倾向的警惕，极大地扩充了其时速写式的现实主义表现战争的深度和力度。
丘东平之外还有阿垅、曹白等。阿垅用“如郁闷的云层里逼出了暴雨”一般的文字，忠实还原出战场上弥漫蒸腾的热气和血气。他有一部长篇纪实小说《南京》（1987年正式出版时改名为《南京血祭》），以惨烈的南京保卫战为题材，浓墨重彩地为那些经历“冲锋或扼守、负伤或阵亡、退却或溃败”的无名英雄，“留下了一幅幅可歌可泣的至今仍然令人悲愤填膺的血祭图”。曹白有《这里，生命也在呼吸》《在死神的黑影下面》等，后结集为《呼吸》，多写在难民收容所里的所见所感，笔触细致沉实，善于在细节中折射民众不屈的斗志。
其二，坚持文学之美与历史之力的意义的统一。七月派作家普遍具有“突入生活”的真诚和投入时代的热诚，努力在鲜明的革命倾向和创作的主体意识之间、在使命感与审美之间、在文人的赤子之心和“战士的爱憎”之间完成深度的结合。以七月派的诗人群体而论，在诗行“力的排列”和“美的排列”之间，他们旗帜鲜明地选择前者。在他们看来，韵体诗是从安适的生活环境中产生的，无法表达战争的酷烈，而“力的排列”可以使“诗的血肉浮雕地凸出”。所以，七月派的诗歌内蕴骨力，外加奔腾汹涌的气势，读来如激荡的潮水裹挟而下，让新诗重获因为格律的拘谨和板滞而丧失了的血气和生命感，给读者极强的冲击。七月诗人崇尚“力”，这种力既是要勇于搏击生活的强力，更是在持续受难中由压抑到蓄势到爆破的升华，如化铁笔下的“船夫们”，“以奇迹的力/以永远不屈的意志/以酷烈的痛苦/以寡妇的饥渴的血/以孤儿底泪”，“拖着山岳/拖着河流/拖着古老的中国”艰难向前。阿垅笔下的“纤夫”则有油画和雕塑般血肉贲张的饱满质感，他们“佝偻着腰/匍匐着屁股/坚持而又强进”，努力克服着“铜赤的身体和鹅卵石滩”所构成的“动力和阻力之间的角度”，不是“一里一里”，也不是“一步一步”，而是“一寸一寸”地向着“昂奋的方向”，去迎接“那一轮赤赤地炽火飞瀑的清晨的太阳”，“纤夫”也由此上升为战时中华民族悲郁崇高形象的象征。可见，在聚焦“力”的书写中，七月诗人并没有疏忽对诗歌意象、情感的营造，这些诗歌并不是情感浮泛的口号式的作品，而是把现代艺术精神熔铸到民族战争伟大诉求的结晶，是从血与火中萃取的语言和词藻，他们吹响的“力”的集结号，其实也是“美”的集结号。
其三，在战争的远景中完成审美形象的塑造。七月派的很多作家亲历过抗战，为各种战斗留下见证的文字。此外，七月派也很重视将视野放宽，将民众的日常生活和朴素的个人经验交错于史诗的壮阔中。他们的一些作品，并不直接写战事写抵抗，而是荡开笔墨，在相对迂远的地带，展开审美形象的塑造。读过七月派作品的读者，一定对他们笔下的母亲形象有深刻的印象。在烽烟遍地的战时，母亲所承付的生活压力更甚于男性，她们甘于贫贱苦痛、善良坚忍和深明大义的担当是民族危难中最值得珍视的品质。曾卓的“母亲”是被丈夫遗弃的农家女：“从此一座阴暗的小楼/就是您的世界/您在油污的厨房里/洗衣、切菜、煮饭/或是俯身坐在窗口/缝补和刺绣。”牛汉的“母亲”有沉默却刚烈的脾气：“母亲/穿一身黑布衣裳，/从老远的西北高原，/带着收尸的棺材钱，/独自赶来看我：/听说/我死了，/脑壳被砸烂……”化铁的“母亲”是一个平凡的洗衣妇：“她是从另一个世界里爬出来/从肥皂泡沫里爬出来/从浆硬的衣裳堆里爬出来/从富人们替她造好的窄门里爬出来/用她自己的那双粗糙而裂缝的佣人的手茧!/我的母亲/她还从战争的这头到那头里，/用她农民的纯朴想念已往/向她的儿子诉说一些诚恳的废话。”（化铁：《请让我也来纪念我的母亲》）鲁黎的“母亲”“虽然很老了/但你的枝桠还负载着窝巢/为了一切新的生命/你挡着风雨和冰雪/你在深夜里温暖着孩子的梦/你在清晨召唤者曙光和晨风……”（鲁黎：《母亲》）上述的“母亲”形象，既是诗人具体思亲的情感抒发，更投射对祖国母亲的炽热眷恋，但又绝非泛泛空洞的类比，而是在渗透进诗人真切的人生记忆，将一己的感恩拓展到对祖国前途命运的忧虑和祝福中，让生母与祖国母亲的形象自然地叠加为一。
日本学者竹内好谈到：“我曾以为战争会使中国文学遭到荒废，因为中国遭受的战争灾难比日本严重多少倍。然而，经过战争的中国文学，竟会令人惊异地更加清新娇艳，更具有艺术性，简直令人震惊。我第一次懂得了战争也可以深化人类的灵魂。”七月派的创作就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和平的今天，抗战文学的创作依然承载铭记历史、铸炼国魂的要旨，我们期待更多“深化人类的灵魂”的抗战文学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