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纠缠于某种文学主张或理论的偏颇，改革开放以来文学实践中的诸多思潮都是在寻找文学变革的动力。重新处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确立“二为”方向、重申“双百”方针给当代文学带来了历史的、结构性的变化，由此才有了“文学性”的重建。回到文学自身的“纯文学”思潮、“现实主义冲击波”等都是在结构关系中关于“文学”“文学性”的追问，表现在文学文体上，上世纪80年代的“寻根”与“先锋”便是对“小说”的重新定义，近十年来“非虚构写作”则重新定义“散文”或“报告文学”并波及我们对“虚构”的理解。当我们说“寻根小说”时会承接中国小说叙事传统，而“先锋小说”则和西方小说有了横向的关联，至于“寻根”与“先锋”也不是简单的相互对立或并列。各种思潮、文体在结构关系中互动并形成张力，可以视为文学发展的规律。在一次网络文学会议上，一位朋友对我说：你们学院研究的文学已经是“旧文学”，而我们的文学才是“新文学”。我们未必认同这一说法，但文学确实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随着越来越跨文化、跨学科、跨文体现象和问题的出现，单一的或者二元对立的讨论，似乎都无法解释改革开放以来文学的历史经验和当下的复杂状况。

当代文学这样一种变革轨迹及相关动力的阐释在文学研究中相对薄弱，我们呈现和论述的通常是变革的结果，以及从复杂历史语境中剥离出来的作家作品。因此，发现和强化文学发展的变革力量，在今天仍然是一个重要问题。我去年在郁达夫小说奖初评会议上提出新“小说革命”主张，试图在新的文化现实中重温20世纪80年代曾经的“小说革命”经验，正视小说艺术发展的停滞状态，呼唤小说在内容和形式上再度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这一主张引起一些反响，则在我预料之外。随后的讨论见仁见智，无论是否认同“小说革命”这一说法，大致都意识到小说发展之必要。我曾在文章或访谈中回应一些问题，或者补充自己的说法，核心观点之一是，我想以此主张激发或是增强小说家写作的创造性意识。我无法提出完整的“小说革命”理论和路径，这既与我个人能力有关，但更多意识到因人而异的小说不是理论能够规范的，不能用一种小说去定义另一种小说，“小说革命”是一个动态的完成过程。“小说革命”主张的有效性在于它意识到小说写作的困境，并明确以创造性的变化为小说艺术带来新的可能。

在讨论“小说革命”这一主张时，有什么样的问题意识便有什么样的思路和方法。我觉得我们发现问题的视角或许需要调整，我不赞成用“肯定”或“否定”来评估小说创作的状况，更不赞成“抽象肯定”但“具体否定”这种权宜的办法。有朋友担心，“小说革命”的主张会不会否定这些年来的小说创作成就。其实，没有一种能够用激进的方式去否定小说创作的成就，也无法以激进的方式去摧毁小说的体制。如果稍微深入小说的内部，我想说，即便在已经初步经典化的作家那里，就小说艺术本身而言这些年来几乎都是在“惯性运动”中。确实越来越多的小说家成熟了，成熟的危险是小说家自我循环和复制，虽然讲述的故事不同，写法也有差异。尽管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要求一位作家每部小说都要在突破中往前走，但残缺的创造性写作远比稳定的保守性写作重要许多。如果多数小说是在小说家固有的水平面上，那么这种状态可以视为艺术上的停滞状态。我倾向于认为这种停滞状态不是个别的，而是整体的，我们很少能从小说中读到陌生化的经验，这是我认为小说需要革命的必要性之一。

这里还涉及对年轻一代小说家的评价，在局促的时空中，代际划分便于讨论问题，但在长时段中，代际划分的意义就不那么重要了。年轻一代作家不是生活在与己同台的前辈的阴影中，而是历代作家所创造的小说成就既滋养也压迫了他们。具有话语权的批评家往往更关注同辈作家，而或是年轻一代小说家，所以很多具有新素质的小说家作品可能被疏忽了。年轻一代对生活的感知、认识和艺术表现，一方面可能具有新气象，另一方面也可能和前辈作家一样保守，是否具有创造性或者出现新素质，这是需要仔细分析的。洞察小说创作的困境并诚实地说出来，其实也需要勇气（暂时不要提高到艺术良知这个层面）。包括我自己在文学批评中也常常是耐心而温和地发现小说家文本中的新素质；发现种种新素质是必要的，“小说革命”是在种种新素质累积中完成的；但在面对整体的艺术停滞状态时，我们需要同时发现问题。

文学的变革或革命性的变化，是文学“外部”和“内部”互动的结果。在处理文学与外部关系时，由于历史的经验教训，作家通常会相对谨慎。在对当代现实主义文学已经有过深刻检讨之后，在一般的意义上谈论小说家与现实的关系可能没有太多必要。小说写作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现实的丰富复杂远胜于小说，因为这两者是不同的逻辑；我个人觉得，小说家在一定程度上已经陷入无法正确认识现实也无力把握现实的困境中。新文学百年前也遭遇过百年未有之变局，在当下遭遇百年未有之变局时，曾经的未有之变局和现在的未有之变局重叠在一起。在变局之中，小说家可能是渺小的、微弱的，但小说家又不可避免地有着自己的抱负，如何自处、如何从现实中获得滋养，直到形成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将对小说创作产生关键影响。其在特定语境中，文学“外部”和“内部”的边界被划分出泾渭，但我越来越觉得笼统讲“外部”可能会影响我们对“内部”问题的思考。“外部”与“内部”越来越互通和交融，小说家在什么意义上融入“外部”，独立于“外部”？“外部”如何成为“内部”的资源，而“内部”又如何来结构“外部”？这些问题或许都可归结为小说家结构世界的能力。如果小说家在“现实”中失措，返回“历史”时同样可能会迷失。

如果在“方法论”意义上谈论“小说革命”，我一直认为世界观和方法论决定了小说的方法，并具体反映在小说的结构、形式、故事、细节和语言中，也就是小说的叙述方式中。如果结构世界的能力削弱，思想、故事和语言就有可能处于“瘫痪”状态。当我们说一个作家的文学世界时，这个文学世界不能缺失意义的建构，而这一点无疑与作家的“思想”有关。但小说家的写作不是思想家、哲学家式的写作（即便是“思想小说”），他赋予文本的思想或意义是以审美的方式完成，是在叙述一个有意义的文学世界中完成的。它弥漫在小说的肌理中，而不独立于小说内部结构之外。意义蕴藉于小说文本中，为读者提供了认识世界和人性的框架或视角。这是我们读曹雪芹、鲁迅、沈从文，读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等作家的感受，在萧红和张爱玲那里我们也有同样的感受。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那句著名的开头影响深远，它是一种叙事，也是观察历史和人性的一种视角。所以，我倾向于认为小说的思想、结构、形式、故事、语言作为一个整体，与小说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有关。

这个世界并不缺少故事，我们为什么要煞费苦心讲故事？故事是通过设计“冲突性”的情节完成，还是在叙述人物内心世界的矛盾中推进？小说是虚构，非虚构在小说中的功能是什么？如果小说是写语言，那么语言在小说中究竟是什么？如果小说家没有自己的语言，小说的价值会受到多大影响？形式在什么意义上又以什么方式成为内容？回到小说的叙事传统是否能够解决小说家的文化身份问题？我们需要再思考的问题很多。小说的体制是在长期的艺术积淀中形成的，但也固化久矣。我们无法在这个体制外完全另起炉灶，“革命”是在联系中断裂、在断裂中联系的，但固化的小说体制确实在观念上限制了小说写作。艺术的积淀其实也是推陈出新的过程，小说的体制到了需要重建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