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赵稀方和霍艳联合主编的《转折时代的汉语文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世纪文景共同推出。

《转折时代的汉语文学》聚焦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汉语文学，探讨这一时期文学与历史的复杂关系，理清转折发生的线索，思考其深远意义及对当下汉语文学发展的影响。本书以四个主题展开讨论：转折时代的汉语文学及其文学实践、知识分子的道路选择、不同地区的文学生产与文化运动。作者均为该领域的一流学者，其中不乏年轻一代的学者，展现了近年来现当代文学领域研究的高水平和新思路。本文为《转折时代的汉语文学》序言，略有删节。

将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文学放在一起研究是不多见的，因为它们分属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两个学科。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这两个学科面貌完全不同，各自有不同的话语系统，至于其间的关系、如何转折、如何衔接等问题，较少有人关注。而这处关节其实恰恰是非常关键的，是新的学术生长点。这一点，其实并非我们独家发现。一两年前，我分别在香港和台湾参加过有关于1949年及时间空间变动的讨论会。2017年，依托中国社会科学院“20世纪海内外中文文学”重点学科，我们策划召开了“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之交的汉语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这个题目要求分别邀请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两个领域的学者参加，仅此还不够，我们又加上了一向鲜少被注意的台港澳华文文学领域的学者以及分别来自美国、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乃至欧洲等地的外国学者。另外，我们在邀请专业学者的时候，尽量注意年轻化，如此就使得我们这次会议活力十足。不同的历史经验在这里浮现，不同的学术视野在这里碰撞，这正是我们所期望的。

冷川从纸张供应的角度讨论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文学转型过程，这一“经济基础”的角度非常独特。张泉打破了以1949年截然划分共和国新文学的方法，谈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仍然保持了几份延续着旧文人写作的小报，如《晶报》和《大报》，由此探讨新旧文化秩序之间的转换。熊鹰以叶君健等人的活动为线索，探讨1950年代对于1940年代以来“反殖民主义”主题的延伸和发展，这是从前较少为学界所注意的主题。李哲由1956年新中国第一部彩色故事片《祝福》的摄制过程，分析彼时新中国“美学”的诸种构建过程。祝鹏程则以“十七年”（1949—1966）的对口相声为中心，探讨新中国政治文化及美学观念对于相声这一体裁的重塑，等等。

不多见的是，翻译文学研究也出现于会议中。晚清、五四以来翻译文学一直是新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在1949年后被归到外国文学学科，翻译文学从此与中国新文学脱离了关系，近年来这一状况有所改变。李今的发言来自她近年出版的多卷本《汉译文学序跋集》，主要讨论新中国成立后苏联文学的翻译与新政权下的社会主义新认同的关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崔峰认为，在苏联文学得到张扬的同时，欧美现代主义文学的翻译却受到了限制，美国文学在新中国经历了一个重构的过程。

左翼文学之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另有怀抱，金浪《不合时宜的“政治美学”——朱光潜1948年前后的书生议政及其失败》和黄科安《中国舞台的歧途——萧乾关于国家未来的“乌托邦”构想》等文，揭示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另类政治想象。李斌《论沈从文土改期间的创作矛盾》、冷霜《废名1950年代的思想转变与创作意愿的升沉》、叶诚生《〈春城纪事〉建国前后的常任侠》等文，则探讨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旧文人在生活选择的冲突和彷徨。

1978年后，随着改革开放，新时期文化界以五四启蒙主义为导向，重新引进西方文化，“走向世界”。改革开放拯救了中国经济，不过在此后三十年的发展历程中，随着中国的崛起以及与西方国家关系的变化，“启蒙主义”的问题逐渐浮现，左翼文学的遗产亟须重新整理。程凯的《“群众创造”的经验与问题——以“〈穷人乐〉方向”为案例》、何吉贤《“流动”的主体和知识分子改造的“典型”——20 世纪四五十年代转变之际的丁玲》等文， 重新反思启蒙和革命的关系，将知识者置于革命实践中加以考察，发现被忽略的左翼革命实践的历史遗产。

迄今为止，我们的探讨都是从大陆出发的，这其实远远不够。一旦将台港及海外纳入了会议，我们便获得了新的历史视野。1949年后，中国现代左翼文学得以延伸，但右翼文学、自由主义文学以至于通俗文学都分流到了海外，离开了这些部分谈中国现代文学的命运，无疑是非常片面的。王钰婷以台港两地《纯文学》杂志为考察对象，讨论五四女性文学传统的传承与转化。黄万华提到，《中国新诗总系》（1949—1959）原由洪子诚承担，他在大陆部分只选了6首诗，剩下的全是台港诗，后来由谢冕编的时候，则选了大陆诗139首，台湾诗只选了32首，香港诗缺席，显然前者较为注意五四新诗传统的延续，而后者较为注意新中国成立后大陆诗歌的发生。黄万华认为， 解放区文学进而扩展为共和国文学，国统区文学则分流为台港及海外文学， 前者是“人民的文学”，后者是五四以来“人的文学”，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而言，这两者应该都是不可或缺的。朱寿桐对于1949年后建立的“中国现代文学”概念提出了根本质疑。在他看来，1950年代初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尚有可能让人们在“新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找到联系，而“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出现倒逼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然而这一新的学科概念完全是非历史的。号称中国现代文学，却忽略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又放弃了现代的文言文学，并且又不能涵盖台港澳海外汉语文学。

对于台湾来说，转折与其说是1949年，不如说是1945年。作为曾经被日本殖民统治的台湾，其历史脉络与大陆有相当不同。就文学而言，其中一个不同就是语言的转换，即光复后台湾作家从日语到中文写作的转换。刘俊《从“日语”到“中文”——论吕赫若小说中的认同与背离及语言转变的意义》和李育霖《历史的皱褶——论陈千武的翻译书写》等文，从语言和翻译的角度，讨论了在历史转折期间台湾作家的主体转换过程。台湾的历史转折，其过程恰恰与大陆相反。如果说大陆是左翼合法化与体制化，那么台湾当局则是清除和斩断左翼。陈美霞以赖和的遭遇为例，讨论1950年代冷战格局下“去殖民”被“反共肃清”所代替，乃至导致分离主义的过程。李娜则对于台湾20世纪五六十年代现代主义与左翼的关系，进行了重新讨论。张俐璇以上官鼎为对象，考察了1960年代台湾白色恐怖对武侠通俗小说发展的影响。

如果说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时代转折，让台湾文学、香港文学从中国大陆分流出来，成为中国大陆文学的补充，那么对于马来西亚华文文学而言，意义又有所不同，它经历了一个从中国文学转变为所在国文学的过程。正如朱文斌所说，有关“马华文艺独特性”和“侨民文艺”之争，发生在二战之后的历史背景下，而1957年马来西亚建国就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从朱崇科《论“马共”题材小说再现的类型化》和金进的《左派文人视野中的英殖历史再现——汉素音与〈餐风饮露〉中的人道主义情怀》的“马共”及“左派”题目就可以看出，马华文学与中国之间有深刻的历史联系。

我们邀请到波兰罗兹大学学者马里乌斯·格沃布参会，他介绍了两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文化及文学所发生的转折性变化，也介绍了波兰文学的时代性际遇，这与中国的历史际遇形成了呼应的关系。美国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张诵圣教授则不满足于介绍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于美国文坛的影响，她从台湾出发，试图从理论上讨论“世界文化体系”与东亚文坛的关系。

这让我们知道，中国乃至东亚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时代转折与世界具有同构性，1950年代香港、台湾文坛所受到的存在主义等思潮的影响正来自欧洲，而中国大陆对苏联文学的引进，也是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聚集。从中国大陆到台湾、香港，再到欧美，随着空间的推移，我们的视野在一步一步扩大，终于能够在世界性的冷战结构中观察自己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