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6日，我清早就出门了，到机场乘飞机去兰州，刚下飞机打开手机，微信朋友圈里跳出一条消息：我国抗美援朝文学代表性作家、著名诗人未央上午10点去世了。

我如同猛地被人敲了一闷棍，一下子呆立不动了。一时间，他和我，他和湖南作家的往事，一桩桩，一件件，直往心头涌……

他长我14岁。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我当兵时在连队的阅览室里，就读过他的名作《祖国，我回来了！》《给我一支枪》等，看过他的电影《怒潮》。那时，我万万没有想到，日后竟能与这位自己景仰不已的名家共事。1985年夏天，湖南省作家协会换届。未央以他出色的文学成就和受人称道的道德人品，被作家们推举为主席。我则是这届主席团中最年轻的副主席。他和谢璞、周健明等几位老大哥，又把我推出来做常务副主席。不久，作协从文联分出独立建制。省委决定任命我担任党组书记。消息透露给我时，我吓懵了。自己是从煤矿矿工堆里爬出来的，当时我连党小组长都没有当过，又哪来的胆子做汇集全省顶级作家的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呀！而且那时自己的创作激情正浓，心中有好几部中、长篇小说的题材在酝酿，想乘势再往前冲刺一下。因为我总觉得，作品是作家的生命。作家要立身，只能靠作品。真不甘心就这样抽身来做文学组织工作。正好那时我在益阳挂职深入生活，于是就躲到益阳去了。省委给益阳地委打电话催促，地委派一位副书记把我送回长沙……我就这样被赶鸭子上架了。

我缺乏领导工作的历练，性格急躁，方法简单，在班子里常常与人发生冲突，弄得双方都不愉快。每每这时，未央就宽厚地与我交流，又温和地找对方交谈，帮我“擦屁股”……这位老大哥，是我们湖南作协领导班子里的黏合剂、润滑油。许多矛盾，被他宽厚的人品所化解了。

有一次，王安忆陪同王蒙从上海来湖南，准备去湘西采风。那天，我和未央去机场接他们。在路上，接到省人事厅的电话，说是省里准备表彰一批优秀的专业人才，省文联已上报了两名专业人才，要我们作家协会也上报两名。未央想了想后，提出了三个名字，都是当时省作协的副主席，我也在内。我对他说，三人都是主席团的，不要报我，换上当时不是主席团的作家水运宪。他同意增加水运宪，但坚持把我也要报上去。我说，那就加上你，报五人。他坚决不干，说，把这份荣誉给你们年轻人吧。我老了，不要再沾这些光了。当时，我们心里想，这不过是表彰一下罢了，上面也不一定都批下来，也就这样报上去了。哪知，上报的四人，全都批下来了。没想到，那次还真不是一般的表彰，有“干货”。表彰大会在东风剧院召开，时任省委副书记的刘正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省政府发出红头文件，给19名受表彰的人，每人加一级工资，退休后享受省级劳模待遇。这样，一些比他晚许多年参加工作的作家，工资超过他了。我心里非常过意不去。找了多位省委领导，要求把我换下来，把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长我14岁的他补上去。但文件已发，再也无法改回来了……他，就是这样，有什么好处，自己不沾边，尽量让给别人。尽自己的全力，去帮助年轻的作家成长。

1997年，我们在涟源田心坪村创建作家爱心书屋，他积极参与。有什么困难找他，他有求必应。接着，我们又在白马湖创建湖南省文艺家创作之家。在这个创作之家里，有一个展示文艺家成果的湖南省文艺家长廊。我要他把他的名作《祖国，我回来了！》抄一份手稿给我，我准备用玻璃雕刻出来，嵌到墙上展示，以丰富这个长廊的内容。他二话没说，很快就用钢笔工工整整抄写一份，并亲自送交我。后来，因种种原因，没有如愿。当我歉意地告诉他时，他宽厚地笑笑，连说：没关系，没关系。直到十多年后，我又在养育我的老家村子里，建老农活动中心时，我将他的这份手稿雕刻到一块花岗岩板材上，安放在老农活动中心的晚晴诗湖上，我的心才稍稍安一点。我曾经想，等他的身体好一些后，陪他到那个山村的老农活动中心，到那个中心里的晚晴广场、晚晴书屋、晚晴诗湖去看看。没有想到，我的这个心愿尚未实现，这位仁厚的好兄长，就驾鹤西去了……

从外表看来，未央个子不高，走路很慢，讲话慢声细语，似乎缺乏力量。实则，他的精神世界，无比壮阔，内心非常强大，心智无比坚强！

未公，我的好兄长，你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厚重而丰富的精神食粮——著作；而你的人品，你的德行，更是你留给我们的最为宝贵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