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我在乡政府做临时工，因为爱好写稿，时不时收到五元十元的稿费及报纸杂志寄来的样刊，一来二去与邮局便熟悉了。乡里的邮局在背街的小巷子里。说是一个“局”，其实就三个人，一个守电话，一个负责分发并送乡政府机关报纸杂志，一个送村里的报纸杂志。守电话的基本上是女的，准确的叫法应该是连线话务员。送报纸的一般是男的，这活儿要体力。

邮递员虽然穿着绿色的制服，但乡政府的人不怎么尊重他们，直呼其名：老万，我那报纸少了几月几号的。老万，我寄给崽的钱二十天了还没收到，是不是你贪污了，你要小心点……只有我，老老实实地喊他万局长。虽然老万股级干部都称不上，但老万听到这么叫他挺高兴的。乡里的报纸是搭火车到乡里来的，老万每天上午11点准时去离乡政府不远的火车站接火车，中午一点钟左右把报刊信件送到乡政府来。每天到这个时间点我都等着，抢在第一时间看报。每逢有我的稿费，老万就会在乡政府的院子里挥舞着稿费单夸张地大喊大叫，小江，下楼来拿稿费，巨款来啦！

我挺感激老万的，他这么一喊，宣传了我，使我在领导心目中有一个好的印象：小江不错，挺上进的。那会儿我二十来岁，并没有当作家的想法，觉得生活中有味的事多，写下来往报纸杂志社寄去。有的像消息，有的像通讯，有的像散文，有的是故事。反正想到什么写什么，至少每天寄一则稿件出去，邮票都是一大版一大版地买。一次，乡长下村回来有些醉意了，讲了个笑话，说有一个人自称他的名字叫“再吃杯”。一天“再吃杯”上街偷了人家的鸡笼被发现，“再吃杯”撒腿就跑，追的人边喊边追“抓住再吃杯——”，追的人反而被拦住说，你这人劝客也劝得这么傻，人家喝不得就算了，撵得满街跑，像什么样子。等追的人说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时，“再吃杯”早没了人影。我写下来寄给《楚风》杂志社被采用了，给我寄来八块钱稿费。我用两块钱买了十坨豆腐请客，大师傅煎后煮了整整一灶锅，撤上四季葱花，使得整个乡政府大院碰碰香，还吃不完咧。

那时的学习资料少，干部集中学习基本上是读报。大都由我读报纸上的社论，因为我眼睛好读得又快。一次，乡长说，不能要小江一个人读，大家轮着来。林业派出所的杨所长只读过小学三年级，他是第二次当兵且参加自卫反击战，转业后安排在县林业公安下派到乡里的林业派出所，报纸上好多字他不认识，他把“吹捧”读成“砍棒”，至今仍成为笑话。

老万身材高大，脸庞黝黑，每时每刻都穿着他的绿色邮电制服，骑着邮政专用自行车到乡里的机关单位送报送信。没事时喜欢下象棋。过路遇上正下棋的，他会推着自行车站在那儿看上老半天，误了在火车上取书报的时间没少挨批评。我去邮电局玩的时候，问老万下象棋不？他一脸正经地说，上班时间你开什么玩笑。等寄信的人一走，老万便从桌子下扯出木板棋盘说，来两盘吧，哪个输了请客吃晚饭。

老万的棋技不怎么样，走五六步就能看到他的破绽，我就开始唱歌了：今天又有好运气，老万请吃鸡——这是动画片里的一句台词，我把“老狼”改成“老万”。那个冬天的许多晚上，老万请我吃了不下几十次晚餐。都是老万亲自动手炒菜。集市是五天赶一场，平日里没肉卖，有时连豆腐也没卖的。当然，老万出面，哪怕主人家不吃也要把豆腐让给他。那年月豆腐的吃法我们尝试了二十多种，现在回想起来嘴里还有豆腐味。没豆腐的时候，我和老万恶作剧地用白酒下米酒。喝一口白酒当菜然后再喝一口米酒当酒，直至两人醉倒在椅子上。遇上发工资的当儿，我也会请老万搞一餐扎实的。老万像是要把所有损失补回来一样，把脸喝得红红的再骑上他的邮政专用自行车回去，还一路与人打招呼，显示着他的日子过得滋润。老万是半边户，农忙的时候早来晚归。他家我去过，不是帮忙干活，而是到他家里把那只叫早的大公鸡杀了下酒。

遇上老万正在分拣报刊的时候，老万也会开几句玩笑：领导来视察啊，请指示！老万说完还敬了个举手礼。我发现老万的举手礼敬得挺标准的。这才晓得老万当过兵，转业后分配到邮政局工作。我学着领导的样子背着双手拖着声音说：老万工作不错嘛，适当的时候提拔还是要给予考虑考虑！

笑声从邮局的小巷钻到外面，引来不少看客。

生活在这个小小的集市上，没有忧愁，也没有远大理想。喝杯小酒，下几盘象棋，聊着相同的话题，讲几个老掉牙的笑话，是那样的缓慢而轻松，也不晓得哪一天是日子的尽头。每天都快乐着。突然有一天我就走了。离开的那个早上，我去找老万，他不在。我给话务员说，我走了，有我的书信和稿费要老万替我收着。话务员以为我是临时有事，过两天就会回来，其实，我是到省城上大学去了。我在大学里还收到老万给我转来的汇票和书信，再后来就失联了。

一晃三十年过去了，我回忆在那个乡工作的情况，能够记起的就是老万。不知老万现在怎样，他应该有80岁了，我不想打听也不想知道他的现状。我只想让那段美好的日子长留心间。其实，每走一段路都会遇到路人，是不会孤独的，有时会风轻云淡，有时会狂风暴雨，但是，只要我们回想起来津津有味，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