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于当下“儿童诗”创作现状，班马先生撰写鸿文《探问诗的童年“词语”与“场景”路径》，认为儿童诗“一定”出了问题，而且主要是关乎儿童诗“命脉”的“词语”问题，并提出反映“中国古典审美”的“东方词语”作为对策，试图以此提振儿童诗。
在下孤陋寡闻，头一次听说“东方词语”这个词语。根据班马的表述，它是“一系列的中国式的、古典东方的、未必是生活中的但却是文化母体和文化常识”，“真正是中国文化以古典诗词为主干载体独立于世的语言实力的结晶，它才是真正值得推动的‘母语’”，可以让儿童诗超越“日常说话”，走向“高位”。
这是过于理想化的愿景，不切实际。
一
此论所及乃诗歌语言问题。语言当然是所有文学创作的核心命题之一，语言之大似乎可以含纳一切议题。但前提是，不能讨巧，不能笼统而论。班马先生把儿童诗的失落不振归罪于词语，广而言之就是语言，未免有些偏颇。他在文章开头说新时期之初很多人不写或者少写儿童诗，究其原因有三：一为改写小说，二为儿童诗的庙太小，三为受到关乎“命脉”“命门”的语言限制。前两者更符合事实。假如第三点也很重要，那么那一代作家的创作动机与追求大可质疑。也要试问，儿童诗真的“失落”了吗？可以从创作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进行历时性考察。笔者对此持怀疑态度。退一步讲，儿童诗有自己的位置，哪怕是相对尴尬的位置。至少，要结合诗歌、儿童文学甚至文学的发展现状来谈。一些作家转而从事儿童文学创作，或写儿童诗，又作何说呢？语言在其中起到的决定性作用究竟有多大？
回到词语，不能因为今天全民使用白话或者普通话，而将其视为儿童诗创作的阻碍，是儿童文学、诗歌语言的敌人，更不能是影响少年儿童阅读的罪魁祸首。班马先生对如同“说话”的儿童诗怀有强烈不满，对白话儿童诗颇为不屑——当然他也欣赏那些“极品”白话诗，并不完全排斥。实际上，白话文运动泼水的时候，并没有连同孩子一起倒掉。白话诗歌不仅仅使用欧化语言，古代汉语也被大量征用。在象形基础上构造的汉字，即使用白话表示，依然包含着传统语意。中国的文学传统遗存至今，不绝如缕。“东方词语”到底是什么？是古汉语，是文言？班马先生显然反对读经复古那一套。是今天的书面语？那又是班马所不满的。反对或者不满很容易。只是东方词语不古不今，不伦不类，给人奇奇怪怪的感觉。
二
儿童诗首先是诗，使用的是文学语言。虽说“诗歌言语是设置困难的语言”，但以日常语言为基础，然后掺杂了过去的、异化的、不同领域的、不常见的语言，采用了陌生化或者奇异化的表现方式和修辞手法。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班马。中国现当代的所谓“纯文学”语言有其特殊性，不能缺少古典词汇及意义内存。语言是变化的，网络时代速度更甚。文学自始至终变化得尤为明显，今天泛文学文本大量涌现，文学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文学语言的风格多种多样，具有包容性，也是跨学科的，甚至是无界的。古往今来的事实已经证明，文学也可以是大白话的。四大名著是古白话文。现当代也有很多文学经典。
对于儿童诗的定位，属于文学也好，不属于文学也罢，写成大白话并没有大错。如果一定要说有错，那就是大白话的儿童诗占据了主导地位，成了流行诗风。至于是不是这样，也很难说，更无需担心。
白话才是我们的母语，是最好的语言。或许班马先生没有完全反对白话，他只是在强调中国语言的蕴涵、气质和精神。他提出东方词语作为疗救的方案。如果我赞同他的话，东方词语不是文言古语，也绝不会是半文半白，必然是白话，只是这白话具有古文的味道。然而，一滴含有盐分的文言之水，落到白话的汤镬之中，并不会产生咸的滋味。所谓的东方词语若是汪洋大海呢？肯定又有人起来表示反对。今天的词汇哪一个不是东方词语呢？每一个汉字都是古人所造，都有它的文学历程，都有它的尊严。班马提到的一些字例站不住脚，比如“月”，似乎进了白话文学就意蕴全失了。不论是在古文还是白话文中，月可以是寻常事物，也可以作为意象。难道在白话文学中，月亮就载不动乡愁？汉字之美，不分古今。中国语言的现代化、民族化进程也不可阻挡。
三
班马先生认为白话儿童诗丢失了东方词语，或者白话词语不如东方词语优秀，直接原因是少年儿童读者能够比较容易地记住东方词语，留下深刻印记。这方面有实验可供佐证，似乎也有心理学方面的支撑。但我有一个疑问，即使记住了这些词语，懵懂的儿童是否理解词语的意思？小女一岁零八个月，可以背诵“鹅鹅鹅”“举头望明月”“遥看瀑布挂前川”“苔花如米小”，而对具体某个词语的意义她是茫然的。幼童记住的是声律。比起这些东方词语，还不如一张图片来得实在，据此他们可以讲出图册中的故事。儿童诗多元多样，读者年龄划分更为细化，童谣、儿歌、顺口溜甚至三言两语也皆可视为诗歌，对此不必大惊小怪。如“小燕子，穿花衣”，通俗之极，十分白话，可读可唱。连“一片两片三四片”都是诗，其他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大白话完全可以让儿童诗具有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特点。其实，在少年儿童的语言能力、综合审美能力还不太高的情况下，白话更适宜，尽管如此，纯文字读物的市场已经不大。至于更高级更丰富的语言，所谓东方词语，在丧失了古代日常文化语境的前提下，最好不要硬塞给孩子们，将来他们自然能够学习领会。古代文学（诗词）的传播教育，比如对吟咏传统的继承发扬，是有必要的，但要避免为人诟病的“国学热”现象。
凡事不能说得太绝对，就像班马先生的玄妙之论，他也在不断地给自己打圆场，让人不好反驳。对儿童诗词语的责难，有一定道理，但没有必要苛求。儿童诗的症候，我觉得词语或者语言尚属表象，最主要的是内在创作机制，即如何创作出符合儿童心理需求和审美眼光，有助于成长的作品。在目的性上，我与班马先生应该是一致的。儿童文学作家必然要经受“语言的痛苦”和“心灵的痛苦”双重折磨。后者更为重要。一位好的儿童文学作家，必须研究儿童，研究教育，需要多学科的知识、理论和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