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小说的“经”
与个体叙事的“纬”
□刘小波
罗伟章的《谁在敲门》是一部具有史诗品格的“大河小说”。体例上，小说字数多、篇幅长、体量大；内容上，时间跨度大、涉及人物多、故事线索广，总体上显得芜杂而磅礴。此外，作家还在小说中思索时代、历史、文明、现代性以及生死之大事，主题也显得宏大厚重，具有“大河小说”的典型品格。但《谁在敲门》又溢出了“大河小说”的范畴，落笔于世俗生活中的日常琐事，以普通家族叙事为轴心，关注个体的命运，显现出典型的个体化叙事特征。大河小说的“经”与个体叙事的“纬”，共同编织起一幅个体与时代共振的画卷。
1 《谁在敲门》是罗伟章多年来小说创作的集成之作。微观层面，作家书写普通人物的生活和命运，聚焦于个体；中观层面，作家强调时代由一个个人组成，书写了时代的浪潮；宏观层面，则由现实生活上升到精神世界，思考“形而上”的议题，探讨生命与存在等问题。
《谁在敲门》首先是一部聚焦个体的作品。作品涉及众多的人物，既有整个许氏家族的几代人，也有通过许家人彼此交际而引出的具有关联的其他人。核心人物许家父亲是典型的“中国式父亲”的缩影。父亲在中年丧偶之后，一个人将七个子女拉扯大，可无论他怎样努力，毕竟能力有限，总能被人挑出毛病，在生活艰难的年代，不得已将第七个孩子送人。而他自身也有很多传统农民固有的特性，比如任劳任怨、勤俭节约的优点，絮叨、固执、胆怯的缺点，抑或是作品多次提及的他关心生存能力较差的“幺儿子”落得偏心的形象，都十分真实。母亲形象虽然没有直接刻画，但在零星的书写中也较为清晰地呈现了出来。第二代人当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特点和生存路径。大姐具有“泼辣”的外表，但却是典型的慈母性格，对家人关怀备至，对生活忍辱负重，最后自杀而亡。大姐夫则是一个典型的乡绅能人，左右逢源，在地方上可谓“手眼通天”，还两度入狱。其他人物中，有一辈子被儿子拴住的大哥，有着狡黠自私、迫于生活压力极度自保的许家老二。老三，也就是小说叙述者，也是一个被生活压迫的普通人，虽然在城市里立了足，但是无力改变许多事情。第三代人则是完全脱离了土地的一群漂浮的人，这些人物依靠父辈关系串联起来。
《谁在敲门》是关注现实的作品，小说锁定在亲人遭遇疾病这样一件当下不可谓不棘手之事件。通过对生病老人的照料，延伸到家庭伦理书写以及父辈与子辈关系的深度思考，其个体叙事也进一步明晰化。多种细节描写展现了底层生活的现状，比如有兄弟在医院看望父亲的同时，还要出门揽活，生存的艰辛由此可见一斑。各种为了蝇头小利、鸡毛蒜皮而引发的肚皮官司更是层出不穷。
《谁在敲门》虽是一部大部头的作品，但由于聚焦个体，其切口较小，整部作品仅仅围绕三个核心事件展开，一是为父亲庆祝生日，二是父亲生病住院，三是父亲的葬礼。正是这三件事，铺陈出了六十余万字的篇幅。在描写每一件事情的时候，除了书写许氏家族人的动态，牵扯出每一个人物背后的故事，还引出其他很多的人，书写的内容更是涉及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构成了一幅乡土社会的“清明上河图”。
《谁在敲门》涉及内容众多，教育、医疗、拆迁、扫黑除恶、扶贫、城市化浪潮等很多现实问题都有所体现。人物与风物构成了写作的主体，延续了其对现实问题的关注。
2 在《谁在敲门》中，“大河小说”的这一特性集中在“时代”这一关键词，从题记开始就已经凸显出来，并多次回到这一点上。罗伟章强调个体，更强调时代，时代因个体的累积而存在，个体也在时代的震荡中而存在。现实关怀上面，父亲在医院住院的描写中也指向时代，以父亲为中心，涉及多个家庭、多位病人的书写，从一个家庭的疾病问题，到整个社会医疗问题的思考，虽然兄弟姊妹们都有着较为优越甚至是富足的生活，但是面对重大疾病这样的问题时，他们还是选择了放弃治疗，原因仍要归结为经济实力的不允许。乡土社会的各种特殊伦理、固有风俗，譬如对幺儿的过分宠爱、兄弟之间的不和、女性所遭遇的家庭暴力、老人赡养问题等等，都指向时代症候本身。
对时代的书写，集中在乡土社会的解体和城市化进程这方面，这一主题在罗伟章的很多作品中都已经表达过了。《谁在敲门》书写的是几十年来中国乡土社会的裂变。透过时代的描摹，营造出对乡土期望逃离又无法彻底割裂的一种复杂心绪。年轻一代的人们都渴望进入都市，摆脱乡土的束缚，但是总有亲人在故乡，自己的根始终在那里。《谁在敲门》中，在风起云涌的时代背景之下，土地对农民的束缚已走向瓦解，依附在土地之上的乡村伦理道德也走向瓦解与重构，许家的后代们相继进城谋生，土地荒芜、村庄破败，一种乡土的解体迎面而来，几代农民子女的命运也发生了变迁。
同时，《谁在敲门》也是一部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小说，整部作品巴蜀风味浓郁，地方风貌、方言的使用，以及特色饮食，都具有典型的地域特性。历史的影子也始终若隐若现，作家对时代有一种历史化的描摹，用史学家之笔法在创作小说。除了时代和历史，小说也涉及一些关于文明、文化、善恶、生死等问题的思索，虽然具有“清谈”的意味，但也是宏大层面的直接体现。
3 罗伟章在作品中关注了个体和时代之外，还有更多“形而上”的思考。很多内容其实与小说的故事主线并无多大关系，但是作家仍用了不少笔墨和心思来进行讨论，很多时候，作者都要站出来讨论事件本身，无论是身份的设置还是故事情节，都有这方面的思索。比如罗伟章在小说中深入讨论了生与死的辩证，在小说中，尤其是在父亲去世后的书写中，大量的笔墨有关于死亡，以此探寻一种终极的命题：生与死。
罗伟章是一个反思型作家，一直在探寻写作的“小径”，经常将笔触伸向那些隐秘而阴暗的角落，尤其是擅于剖析人的内心世界，小说不断出现作家的观点表露，采用了夹叙夹议的古老手法，有一种“微言大义”的味道，在不动声色中将很多问题直陈出来。
《谁在敲门》如此庞大的体量，其小细节的处理却是绝对值得注意的。《谁在敲门》是一部发散性的作品，不断牵出新的线头，时时另起炉灶，书写与主线不太相关的故事情节，但是每一个细节都经过了精心处理。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谁在敲门》都十分注重细节的精雕细琢，每一次讲述都事无巨细，无所遗漏。细节的成功让这部作品没有陷入因冗长而带来的干瘪枯燥，比如关于风景的描写在细节处理上就很到位。小说还有很多超现实的细节，比如梦里吃药治好了顽疾、犯忌讳遭到报应。凡此种种，都体现出了小说宏大而注重细节的一面。
时代的大潮与个体的生存交相辉映，大河小说与个体叙述构成了作品的“经纬”。《谁在敲门》描摹时代带给个体的冲击，书写了传统乡土社会中的父辈与子女的关系，以此为引子，接续到时代的书写，将个体、时代和哲思融为一体，“大河小说”的气质和品格，个体叙事的细节雕琢，宏大与细微的交织，最终显现出“大河小说”与个体叙事的“经纬”辩证。
（刘小波，四川广元人，博士后，《当代文坛》编辑部主任，副编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获马识途文学奖、“啄木鸟杯”年度推优等奖励。）
慢镜头下的文明巨变
□李 静
罗伟章的最新长篇小说《谁在敲门》，给人的第一印象莫过于其厚重的体量。63万字，近700页，密密麻麻的文字你追我赶，共同走向这个浮躁时代的反面。正如罗伟章在新书推荐词中所说：“时间太快，太匆忙。我要让它慢下来，还原我们本来应该拥有的舒缓和宽阔。在热闹喧嚣当中，我们主动地、被动地丢弃了太多的东西。……那些东西用触目惊心的方式，让我们重新发现、捡拾、擦亮，让我们的生活和生命重新归于完整。”那么这本致力于恢复舒缓与宽阔的“慢小说”，到底发现、捡拾和擦亮了哪些东西呢？
“真正惊心的，都很普通和日常”，小说接近尾声时抛出的这句话道出了基调与关切所在。全书共分七章，书写的都是最日常不过却又惊心动魄的内容：许家老父亲生日（第一、二章），父亲生病住院（第三章），父亲葬礼（第四、五章），葬礼后亲友远离故土的人生走向（第六、七章）。生老病死，聚散凋零，故事的展开行云流水，仿若暗合自然节律，几无斧凿痕迹。这印证了作者后记中的自述，他的写作不靠提纲，而是下一句踩着上一句的尾巴，自然流淌而成。其实小说的语言是非常精细的，多用短句，虽有方言的生动却毫不俗气，时有原创性的表达却又不显造作，这些无疑都离不开精雕细磨的功夫。而这种精致感与自然感并行不悖的奥妙，源自作者对实际生活的精准观察，也来自他对自身经验的高度重视。
由此也就可以理解罗伟章为何选择以第一人称“我”，亦即许家三子的视角展开叙述。因为第一人称方便他更直接地传递个人经验，更彻底地掏出内心的纠结。回顾他二十余年的创作生涯，对第一人称的偏好始终未变。这与他的写作高度依赖生活经验是很有关系的，在2019年的访谈中，他坦言“我本身就构成现实”。具体到这本小说来说，写下第一行字的契机来自作者下派川西芦山期间，而写下去的动力，源自一首少数民族民歌搅动的情愫——“我心里或许就响起过那种寂寥的欢歌”“最深的寂寥，是故乡或者说老家给我的”。“我心中的寂寥的欢歌”，需要第一人称来承担，其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以“局内人”的视角表达与故乡、与传统、与时代的复杂关联。费孝通曾在《乡土中国》里提出一个著名的概念“差序结构”，亦即以“己”为中心一圈圈推出去的水波纹结构，他认为这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用在此处，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由第一人称所“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关系的一群人的故事。
同样延续了罗伟章创作的一贯特点，小说中的“我”仍是出生于乡村的知识分子。“我”是在省城画报社工作的编辑兼诗人。因此“我”的返乡，串联起省、市、县、镇、村等多个层级，牵扯出城乡互动时的碰撞。与鲁迅百年前所作的《故乡》不同，小说中的“我”非但做不了启蒙者，反倒是无力回馈故土的无能者。因为知识、尤其是他的诗句，并不能带给故乡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小说里直白地写道：“自己没能力给故乡一丁点儿实实在在的好处，便颓然知晓，我是连乡愁的资格也没有的。”知识的无力感、乡愁的合法性、“爱乡”与“怯乡”的纠结，这些都构成了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离土离乡的知识分子的普遍心理结构。如果说高晓声笔下的“上城”被演绎为一出喜剧，路遥笔下的进城故事被视为励志的正剧，那么罗伟章笔下的返乡叙事，则更接近于一曲目睹故乡渐渐消逝的挽歌。
与“我”的无用相对照，小说中陆续登场的五十余位人物中，最具血肉与华彩的并不是许家人，而是大姐夫李光文。光文是李家岩的村支书，也是众人信服的能人。他深谙打通关系的学问，不仅与上级领导亲近非常，也跟三教九流来往密切。小说描绘了大姐夫的众多高光时刻，尤其是面对天然气公司高经理的“演讲”以及村里偷情猝死事件的“断案”过程，都极为精彩，淋漓尽致地展示了大姐夫驾驭人性、熨帖人心的高超手段。借着对大姐夫的描写，基层乡村的政治经济结构与运转逻辑也昭然若揭。而大姐夫的时代也终将过去。终章开篇，县里为推行全域旅游，准备开展“红灯笼计划”。“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人生八德倘若俱在，就在家门上挂盏红灯笼，而这也是吸引游客上门消费的招牌，只有百分之五的家庭可以“获此殊荣”。大姐夫为此十分为难，因为许多人事难以简单划定为道德或是不道德。他之前处理村里的疑难事件，多是凭借自己的个人威信，从中协调斡旋，疏通情理，最终大家各退一步，达成和解。但此时伦理的逻辑要被置换为数字的逻辑、治理的逻辑。行政命令、数据统计，无端搅动了暂时平衡的人际关系，激发了逐利与计算的一面。最终，大姐夫为人构陷，锒铛入狱，这象征着乡绅式治理方式的结束，传统乡村自在运行的逻辑终将会被更加“行政化”“离地化”甚至“数字化”的方式所穿透、管辖。
除去人物，小说的叙事节奏也很值得玩味，由极慢而极快，令读者也卷入巨变的洪流中。前五章的节奏非常缓慢，在主线之外，拥有众多人物的辅助线，信息浓度很高，逼得读者睁开眼睛去留意那些极易流失的细节，仅仅是几下敲门声，都别有洞天——“有时候，敲门声是人的脸，也是人的心，哪种人敲出哪种声音，就跟哪种人会说出哪种梦话一样。当这个声音响起时，已去胸腔里荡过一下，夹带着气恼、自大和经过掩饰的逆来顺受，传到指骨，传到门，然后才传进屋子，大姐就知道，是兄弟来了。”这是全书的开篇，敲门的动作、声波都被分解与延宕，足见作者的细描功力。不过，开篇这句话之所以令人难忘，倒不完全依赖写作技法的加持，而主要是源于对生活的冷静解剖，说出了大家隐而未发的共识。
小说中慢镜头般的描写俯拾皆是，甚至包括物件、动物、风景在内，堪称一种写作上的“齐物论”。由此也可以看出作者的野心，如此精致准确、叠床架屋的描写，不只是为了写父亲的故事、家族的故事、地域的故事，更是为了留存一种农业文明的样态。在语言表达上，经常出现“经验描写+哲学升华”的结构。在极其细腻的描绘之后，作者试图对农业文明以及其中孕育的人生百态，作出穷根究底的总结。不过，值得继续探究的是，如此缓慢的叙述，是否有点过于平均用力，进而导致重点的淹没呢？对于细节的珍惜，是否存在一个上限，进而能保证精细化与力量感之间的平衡呢？但如果将小说所要面对的文化语境也纳入观察之中，那么这种缓慢的叙事，何尝不是一种“文学的抵抗”？
老父亲过生日，本就是一两天的事，却足足写满两章。所以我们看到，因着父亲到大姐家过生日，门里门外，许家四代悉数登场，各自的生命故事也摇摇曳曳地展开，彼此间的关系也被一一交代。那种亲人之间才懂的动作、语调、敏感词，被恰如其分地拿捏。亲人间远不止温情脉脉的一面，而且更了解彼此的不堪和隐忧，更容易被索取与依赖，因而亲人的聚会也不啻于“高危地带”了。
生日之后便迎来死亡，生死不过门里门外的一线之隔。关于葬礼，同样写满了两章篇幅，展示了敬鬼神、重生死的“乡村知识系统”。阴阳先生刘显文根据八卦和命理推定出破土下葬的黄道吉日，算起来父亲要在家中待九天。而这九天中有许多事项需要完成：建灵塔、搭灵棚、抬冰棺、绕棺、做法事、哭唱祭文等等。这些事项都被详细刻画，见证了死者最后的热闹。热闹到极点，便是分离的开始：“多少家庭的结，几年、十几年乃至几十年地囥着，往往在父母的丧事期间，就爆发出来。”而小说中对于如何分礼金的描写，露骨而接地气，让人愈发看清了大家族“分家”的脉络。葬礼之后的六、七章突然加速，一泻千里，交代了众多人物的走向。子孙一代四散各地，“我”这一代也因为拆迁，被动搬离故乡。全书的精华更多地集中于缓慢的前五章，节奏加快的后两章更多地充满了宿命感，更多地抒发了在历史进步的必然性面前的情绪体验，因而较之前五章显得单薄一些。
不难看出，罗伟章是自觉在城市化、现代化的大历史背景中展开写作的。书名“谁在敲门”，可以被理解为外部世界的闯入，而门内之人必须承受突然降临的命运。这意味着变化，宣告着下一个阶段的到来。他的写作充满了地域色彩，即便某些段落在行文中还不是那么圆融，也无疑为整部小说奠定了历史厚度与文明视野。作者在后记中坦言，“《饥饿百年》是山的文明，《谁在敲门》是河的文明。山河这个词，说的正是它们的骨肉联系——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的骨肉联系。”“每个时代下的人们，骨髓里都敲打着古歌。”可见，他是从文明演进的长时段眼光里来审视与记录故乡的。他的写作固然扎根于最熟悉的故乡，具有不容忽视的地域色彩。但其内里的创作冲动，是靠对时代命运的关注来驱动的。正是在时代滚滚向前的必然性面前，小说中孱弱的、被忽视的“文化”，那些不被珍视的“诗句”，反倒借由小说的行进，柔弱地伸张着自身的意义。这里的意义并非妄图抵挡必然性的铁轮，而是将文学作为同路人，分担自己的命运。那些准确细腻而又缓慢的语言文字，就是意义本身。把时间变得慢一点，再慢一点，文明巨变中的个人才显得那样鲜活饱满，那样有尊严与有价值。令人欣慰的是，《谁在敲门》为我们赢得了这样的机会。
（李静，北京大学文学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与当代文化现象，已出版专著《更新自我：当代文化现象中的个体话语》。）
被暗物质包裹的小星球
□马林霄萝
长篇小说《谁在敲门》具有强烈的社会性，故事脉络立足现实，但却超越了一般的现实描写，呈现出迷人的“众生相”式的特质，体现了作家向生活纵深处挺进的气魄。同时，小说没有概念化地讨论生死、代际与家庭伦理的问题，而是以“父亲的去世”为切入点，探索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人的普遍精神困境，使小说看起来更像是一部现代寓言。
精神的饥饿：百景图式的世情叙事
人类对寻根有种发乎本能的责任感，沿着现在的生活探访过去，群体行为都有其历史根源。生命最根本的痛苦来源于精神的饥饿，而这种精神饥饿带来的孤独感，使得人类与其生存环境、包括周围人的关系更加紧张。当一部作品试图探讨类似的大命题时，一段固定的时空和有限的人物难以全面呈现主题。于是《谁在敲门》选择了百景图式的世情叙事，在多个人物背景、多个场景转换的铺陈、转移、对照下，许家三代人的生活史、情感史、命运史跃然纸上，呈现了农村生活百态，也写尽了天地当中人在时代洪流中的命运。叙述静水流深，人生百态波涛暗涌，一地鸡毛跃然纸上。“第一批老人在山里去世了。父母的坟头长着这里的荒草，父母的尸骨肥着这里的土地，这里就是他们的家。”故事发生的场所由点到面、由内向外，人物的命运与时空的转换统一在小说的叙述中，使作品的艺术表达更具效力。
《谁在敲门》中，在母亲去世后的日子，父亲满怀着愧疚艰难度日，以至于母亲老去的瞬间成了父亲生命最后的定格。父亲的生命消逝之际，正是揭开许家疮疤的时刻：儿女的推诿、兄弟的博弈、父亲的沉默不语，一众人物隐藏在外表下的自我，被作家认真又无情地揭露。罗伟章是写人性的高手，具有洞析世事的眼光，准确地描摹出人性的冲动以及潜意识活动如何运用她的魔力，使人在情感欲望驱使下遭际自己的命运。
“痛苦不是根源，根源是人生。”
生而为人，面对亲人的故去，我们该如何面对接踵而至的内心恐惧与世俗争议？罗伟章是一位非常重视真实体验的作家。在他看来，把真实的体验表达出来就是写作。罗伟章特殊的成长经历，让他体验过饥饿的苦难。创痛不仅是生理上的，心理记忆和情感记忆也会延续这种生理感受。苦难与悲悯、故乡与远方、个人与时代、理想与世俗，在作家笔下纠结缠绕，“痛苦是肮脏的，病和老，是痛苦的原因，却不是根源，根源是人生”，个人成长体验中的每一个缺失，失恋、失意、失望、虚弱病痛、乃至生死，都是芦苇与宿命的正面对抗。而人生永远无法逃脱的梦魇——死亡这个既是困境又是解脱、既是问题又是答案的潘多拉之盒，却在许家三代人的故事里沾染上一种近乎超脱的悲悯色彩。
时间是单向、匀速流动着的，这导致了处在其中的生命必然衰朽、死亡的命运，也造成了人类对于生命天然的悲剧感。这不只是《谁在敲门》的谚语，也是历史和现实的隐喻。通过对告别的强调和书写，一方面反映了生命的真实，另一方面也传达出作家对尝试摆脱生存困境和精神危机的探索。
不自由的身体和逃离的灵魂
海德格尔说，“我知道，一切本质的和伟大的东西，都源于这一个事实：人有一个家并且扎根于一个传统。”对原乡的追寻、对传统的回归是文学创作的重要命题。在家国一体的传统中国文化大架构下，家的概念不仅是规范亲密关系的重要准则，其所承载的出生意义更是不可被遗忘的。《谁在敲门》中的重要意象，就是把城市与乡村、过去与现在、现代性与传统、他者与自我这几对矛盾编织在一起，展现了作者对都市化进程带来的文明困境的思索。小说寻找主体意义的过程，其实也是一次精神返乡的旅程，是一个逐渐消融进公共世界的个体对往昔岁月的追忆，也是一场自我救赎。
作家在酣畅绵密的故事中，埋下了另一个更深的叩问：谁在敲门？面对这阵急促强悍的敲门声，在门背后的我们，又该如何在不自由的身体和逃逸的灵魂之间找到平衡点与喘息之地？在罗伟章笔下，父亲的逝去不仅代表生命消亡，也象征着旧时代的落幕。
不难看出，罗伟章的创作始终保持着对世界的高度敏感，以及对人现实生存状态深刻而疼痛的审视。他不仅执著书写人的存在，更直面生长于大地上的生命的万般情状，展示一个个真实的灵魂图景。罗伟章的小说在探索社会问题和靠近人性真相的同时，不吝为故事寓于深刻的批判和反思，这不仅帮助其创作逐渐复归文学的本质，更是他写作的精神维度与命意所在。
时代是由一群人共同书写的。在每一个时代，“离去”都是现实，然而“存在”并不改变，正如小说后记中写到的：“前方和更前方，是生命唯一的方向。我们的歌哭悲欣，证明了我们在朝着那方向认真生活。”面对世间一切不可抗逆，我们或许正如同被暗物质包裹的星球。万千星球汇聚成无穷宇宙，犹如一滴滴水汇成大海，正是个人与时代、自我与他者的关系。这是作家在书中提出的问题，也是他给到的答案。
（马林霄萝，1991年生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同时撰写书评及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