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戏剧或影视作品中，阶段性的故事结束后，若再需要交代什么，每以“尾声”言之，而这与中国古典小说常用的“楔子”异曲同工。

“楔子”也罢，“尾声”也罢，无非指故事的前因或后来的事。在现实生活中，在民间，前因往往说是“先前”，“尾声”则简言为“后来”。

若以文学语言而论，此书的“楔子”，当然必定是中国面向农村的全面脱贫之大动作。无此大动作为前提，便断无书中那些事，书中诸人物也断不会有那种种非比寻常的关系。

并且，此书虽为书，却实在毫无文学性。内容也难以“故事”言之，不过是“农村扶贫”大背景下一些人和事的生活化的呈现而已。

的确，它是非文学的，然而是很生活的。书中的人和事，虽非“纪实”，却也并不是凭空虚构，在那一时期的现实中不乏其例。

既然它主要是生活的，那么就让我完全以民间的说法来做一番必要的交代吧。

当上了县委书记的沈垌，尝到了从未经历过的孤独滋味。“扶贫永远在路上”这句话，既使他感到了责任更大，同时也使他感到压力更大。当县长时，他的压力可由郑家华分担一部分。往往无须倾诉，郑家华早已看在了眼里，并且已开始为他排忧解难了。当上县委书记以后，再没有人常对他说“一切责任我来负”了，倒是有许多人希望常听到他这么说了，他也确实这么说过，但说时底气是不足的，他在官场上没有郑家华那么广的人脉，也没有郑家华那种“红色基因”作为游刃有余的资本。韩书记一调走，官场上没了既赏识他的能力又愿出面保护他的人。郑家华一死，他这位非本县人的书记，面对的尽是本县干部了。他多次感觉到，他们对他并非像对郑家华那样口服心也服。而县长是从别的县提拔到岐县的，对岐县的各种情况尚不了解，几乎事事向他请示汇报。如果他不说该怎样不该怎样，县长同志就不知如何决断了。总之，县长不是当年的他，要求县长独当一面为时尚早，更不能指望对方像他一样，反过来为书记分担多少压力。他的压力也不能向县长倾吐，那是作为一把手的大忌。

正是责任和压力，使他常出现在郑家华的墓前。那时他甚至很怀念自己是二把手时的岁月，于是意识到，自己与郑家华之间那种一、二把手的关系，在官场上是多么幸运的事。

压力也同样体现在刘康、吴永新、李思远等农民身上。“自己给自己发工资”这话说起来感觉挺好，做起来可就不那么容易了。他们是中国极少数仍愿做农民的农民，这是由他们的生命基因所决定的，也是由他们的具体情况所决定的，他们的年龄使他们明白，自己确乎已不再适合外出务工了。于是，仍做农民成了不二选择，或也可以说是没得选择的选择。他们生命中那种依恋土地的基因，一度也确乎退化了，但与土地的新的关系，又使那种基因复苏了。实际上，土地入股在岐县已不足为奇，但以农民的身份拥有属于自己的花木公司，他们在岐县仍属独一份，并且他们把那事儿做得还不错，更有信心了。

他们又恢复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比之于从前是农民的时候，必须亲力亲为的事多了，操心的事多了，也得更勤快了。稍有粗心大意，造成的任何损失都只能由自己兜着了。普通的农民又有谁不是这样呢？对于他们，不同之处在于，一旦损失成为事实，不仅对不起自己，还对不起同一公司的别人。这一种责任意识，是他们以前所没有的。

然而，他们成了甚有成就感的农民。李家村由于他们的作为，村里村外一年四季到处可见鲜花。特别是春夏两季，地里开着各种各样的花，树上也开着花，大棚里还是散紫翻红的花，村口村尾都生长着花树，村中家家户户的窗台上、院子里、院门外也常摆着花。某些月份，地里村里，花香四溢。

“真是一个留得住乡愁的村子啊！”从县里、市里到李家村散心的人每每这么说。

他们高兴听到外人这么说。

那话会使他们眉开眼笑。

获得好收成的农民笑起来几乎全一样，憨憨的，甚至也可以说萌萌的。只有容易知足的农民脸上才会呈现那么一种笑。

但谁要细端详他们的笑脸，准会看得出来，除了知足常乐，还有别的什么忧患在他们脸上……

（摘自《田园赋》，梁晓声著，作家出版社2021年9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