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结果，是一个冷热两面体。热的一面在于，世界文坛几乎年年都在猜测该轮到非洲了，千呼万唤之下今年算是等来了瑞典文学院的郑重回应；但冷的一面在于，这位新晋获奖者的十余部小说作品，此前无论是在本土还是世界文坛上都没有得奖记录，最好的成绩是一次进入布克奖的短名单，那部小说是《天堂》。在我印象中，除了早期局限在北欧内部的时期之外，诺奖史上极少出现这样的情况。 耐人寻味的是，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生于1948年，在20世纪60年代作为坦桑尼亚难民来到英国。尽管他会被贴上鲜明的非洲标签，但他的文学生涯都是在英国展开的，小说完全用英语写作。古尔纳作品的主题大都与其移民身份、后殖民视角、世界主义紧密相关，同时，他的另一个值得注意的身份是英语世界里极其重要的非洲文学学者，写过《非洲文学论文集》这样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作品。从这个角度看，古尔纳的轨迹也算符合诺奖的一向趣味——他在迁徙中获得的多重身份与视角，正是诺奖格外重视的。
如果要用现成的例子来诠释诺奖的这种隐性标准，也许没有人比库切更合适。在文学世界里，库切是公认度最高的国际作家之一——这个“国际”，并非仅指其文学声誉卓然到跨越疆界，或者两次布克奖和诺贝尔文学奖的加持（这个纪录迄今仍是空前绝后），而且，库切的人生轨迹、写作生涯以及文学理念，也切切实实地诠释了真正的“国际化”要旨。试图以文字突破藩篱，不受一时一地以及某种意识形态的制约，紧贴地面而又飞升于空中，不寻求依附性和归属感……凡此种种，皆是典型的库切。
如果要在典型的库切作品中，寻找最为典型的库切式人物，迈克尔·Ｋ是不可能被忽略的奇峰。库切大约从1980年5月开始创作《迈克尔·K的人生与时代》，最初的故事线索和人物设置都要比成品更为复杂，也尝试过第一人称叙事，又中途放弃。这部字数并不多的小说先后写了六七稿，直到1983年才最终完成。小说出版之后获得了欧美评论界的一片赞誉，迅速入围布克奖。据说当年布克奖的“潜规则”是所有入围作家都必须参加现场公布结果的晚宴，如果缺席就有被取消获奖资格的可能。即便如此，库切还是私下跟朋友表示，“我想象不出还有什么比让我进入布克奖马戏团更灾难的事情了”。在朋友的劝说下，库切以“开普敦大学考试周期间不准请假”为由婉拒出席晚宴，只答应配合BBC录一个访谈。
1983年10月26日，在没有库切参加的晚宴上，库切被授予了布克奖。评委费伊·韦尔登说：“这是一本简洁有力的小说，具有非凡的创新性和控制精当的想象力。”
《迈克尔·K的人生与时代》的“简洁有力”，首先表现在它简化了对时空的限定。早在我们能对人物所处的时空有一个稍许明确的概念之前，人物已经开始了他孤独的旅程。
小说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和第三部采用第三人称叙事，占据全书大半篇幅，第二部改用短暂的第一人称叙事，为迈克尔·K的故事提供一个更为切近、融入更多主观情绪的观察视角。对于地点，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故事的开端显然在开普敦，但此后迈克尔走上的旅程——那些农场和营地就需要加入更多的“创新性和控制精当的想象力”。时间标志被淡化到几近于无，库切的研究者倾向于认为故事的直接背景是1976年索韦托起义导致的南非社会解体，因为小说中频繁出现的戒严、限制自由迁徙的通行证、无处不在的军队、尽管从不说清原委但不言自明的忧虑和恐怖的气氛等，都是那段时期的常见现象。
不过，无论生活在什么时代，主人公迈克尔·K应该都会过得比较艰难。他生下来就是兔唇，长着“一张残缺的面孔”，找不到愿意接纳他的常规学校，少年时代只能寄宿在政府救济的特殊学校里，“身边的其他孩子也都遭遇种种不幸与疾患”。毕业后迈克尔在园林部门里当上了园丁，每个礼拜去探望一次母亲。
迈克尔的母亲原来一直给人帮佣，在迈克尔31岁那年病倒。面对日益加重的病情、医院的混乱和冷淡以及对未来的巨大恐惧（“她知道，一旦处在战争时期，整个世界会用怎样冷漠的态度，对待一个身患恶疾、情状惨淡的老妇人”），母亲唯一的心愿就是“离开这个让她几乎没有一点盼头的城市，回到更为安静祥和的、她在少女时代生活过的乡村”。
于是，母子俩开始踏上显然不切实际、却能给他们提供唯一希望的旅程。局势越来越紧张，公共交通几乎瘫痪，他们没有通行证，根本无法出城。迈克尔以他唯一擅长的手工劳作，打造了一架手推车，千辛万苦地混过两个关卡，母亲还是死在了路上。迈克尔没有停下脚步，他抱着骨灰盒继续向前。如果说，此前的故事还具有某些现实主义文学的特征，那么，迈克尔在母亲死后的经历，则越来越偏离庸常的轨道——我们在他的形象中能找出某些熟悉的影子，但故事的走向又总能让他从那些“原型”中破茧而出，焕发出神奇的新意。
最直观的联想来自于迈克尔·K的名字。卡夫卡的《城堡》和《审判》里那位著名的约瑟夫·K显然是库切想要在这里致敬的对象。迈克尔一次次去领通行证却始终批不下来的情节就很像永远在城堡外兜圈子的约瑟夫。在小说的第二部分里，甚至直接出现了“城堡”（the castle）这个词，提醒读者，库切的K和卡夫卡的K一样，都挣扎在强大体制的边缘和缝隙中。
比起始终不曾采用任何物理方式进入城堡、到最后甚至连身份都无法确认的约瑟夫·K来，迈克尔·K的行动能力似乎要强得多。库切细致地写他如何做出一辆手推车，如何在风雨交加的坏天气推着母亲长途跋涉，如何在母亲去世之后终于走到那家农场，然后寻找水源，种植南瓜。此时的农场，已经因为战乱成了无人区，迈克尔·K被取消了社会性，必须依靠大自然存活——就像被扔到孤岛上的鲁滨孙。
事实上，库切对于鲁滨孙有持久而强烈的兴趣。在本书出版之后，他紧接着又写了一部名叫《福》的小说，将《鲁滨孙历险记》的作者笛福（笛福原来的姓氏是“福”）和他笔下的鲁滨孙、礼拜五以及新增的女性人物苏珊·巴顿写进同一个故事，颠覆性地改写了这部名著。这部作品完全可以看成是对迈克尔·K的延伸与补充，一次意犹未尽的尝试的回声。《福》和《迈克尔·K的人生与时代》在某些层面上是可以互为注解的。比如说，《福》中的鲁滨孙并不像笛福笔下的鲁滨孙那样，具有荒岛殖民者的积极、乐观和自信，反而不时出现消极而荒诞的情绪——迈克尔·K也同样如此，甚至，大步走向了反面。
于是，在小说的很多段落里，我们实际上看到的是一个“逆向”的鲁滨孙。在《鲁滨孙历险记》里，鲁滨孙捕猎野羊并加以驯化，从而成为其主要食物来源，整个过程秉承着理性和科学的精神，一步一个台阶。而在《迈克尔·K的人生与时代》里，K与羊之间的缠斗是重场戏，但K在追杀、肢解、烧烤并食用（实际上只吃掉了一半）的过程，并不是高歌猛进的凯旋，心理曲线反而是大幅度下降的。在K的视角中，这件事艰辛而肮脏，充满血淋淋的真实，耗尽了他对弱肉强食的最后一点兴趣。他不仅“吃得毫无快意”，而且很快发起了高烧。恢复元气之后，K再没有碰过一头羊，而且越来越远离荤腥。他的胃口似乎被杀戮永久性地败坏了——我们甚至将在小说的第二部分里，看到厌食症如何一点点侵占他的躯体。
在这部充满苦难的小说里，K仅有的高光时刻都与他开掘的水源、种植的南瓜有关。唯有在那时，他才会觉得“他的生活依循日升日落的节奏，仿佛住在时代之外的一个口袋里。开普敦也好，战争也好，他如何一步步来到这农场的记忆也好，都越飘越远，归于遗忘”。K不是鲁滨孙，他在他的“荒岛”上维持着最低限度的物质生活，既无意在这里复制小型人类社会，也拒绝获得身外世界的拯救。
这种绝对化的拒绝被怜悯被救济被解放的姿态，带有超现实的隐喻性，使得整部小说更像一则遁世寓言，也构成了这部小说最让人争议的地方。南非文学代表人物、另一位诺奖得主纳丁·戈迪默对此就坦率地表达了惋惜之情，认为作品“反感于所有政治与革命的解决方案”，这种态度是不足取的。而在库切的支持者看来，恰恰是这样的态度，构成了库切本人最大的魅力，也让他的作品始终闪烁着“冰冷的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