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李修文凭散文集《山河袈裟》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他用非虚构的方法贴近事或人，迷恋对方的讲述以及呈现出的精神状态。写作到底归于什么？百年后的人们通过文学去想象什么？2018年，在湖北省作家协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李修文当选为新一届湖北省作协主席。一段时间以来，他的写作被各种各样的虚弱、恐惧、焦虑缠绕。现在，他终于又找回信心，正来源于周遭，来源于此时此刻。《山河袈裟》就是这么出来的，一度认为无法再写作的李修文，就这么在路上边走边写，边写边走。一群在苦楚中沉浮的人，这群人中也包括李修文自己。他是一个不固执于立场与姿态的叙述者，与他笔下的人物一道，书写苦难的同时体会苦难，困境中挣扎的同时也在困境中修行。
羞于说话之时
联系李修文时，他正在广州帽峰山参加瑜伽训练营。这些年，李修文没少四处跑，直到当选湖北省作协主席才消停下来。他的新书《诗来见我》个人简介处写着：作家，影视剧编剧、监制。其实，李修文害怕这样的门类划分，似乎不同职业间壁垒分明，“说白了不都是在创作吗？”“好像被体裁的牢笼囚禁了，以为只能待在这里。”李修文说。
作家王跃文觉得，李修文的好，在于把散文写得不像散文。作为挚友，比李修文大9岁的西北人叶舟说他是“一只年轻而勇敢的豹子，不停奔跑”。
担任《疯狂的外星人》电影监制是李修文“若干年后回想起来”都值得的事。导演宁浩拿到刘慈欣原著《乡村教师》版权时，谁也没想到拍成这样的黑色荒诞喜剧。电影拍摄期间停机了半个月，修改无数次的剧本进入情境演起来还是不对。一条温情父子线落实到具体戏份中，家庭角色的情感负担冲击了个人危机感，电影气质暧昧不清。李修文对宁浩说，也许，咱们得停停了。
“那么大一个剧组，来自各地的工作人员，包括物资、设备，每一天都是万箭穿心你知道吗？” 青岛冬天的半夜，李修文和宁浩裹着军大衣反复琢磨，这是李修文参与影视工作以来耗费精力最多，投入心力最大的一部作品。
为此，李修文曾和宁浩专程去陕北采访乡村教师，第一次实质性介入影片筹备。黄河岸边的小旅馆，外面是黄河大桥，桥底下的河滩上，每天有人唱山曲。在陕北佳县，李修文和太多从未遭遇过的人事相逢，也是在这个地方，他写下了《山河袈裟》的第一篇文章——《每次醒来，你都不在》。这本断断续续历经七年完成的散文集，在2018年获得了第七届鲁迅文学奖。
认命的夜晚
李修文与宁浩相识于酒桌，一见如故。两人都视“不务正业” 为艺术创作的营养源泉，为了体验与探索一切未知，打开生活的宽度。
2019年5月，我联系正在某座山里的李修文，问他晚上会不会写随手札记，成为新集子里的一篇。他回，一直在写，“跟今天相比，以前都不算是爱写作”。回想那段曾“饱受写作折磨”的时日，他说，“憎恨过，无限憎恨过”。
2017年李修文出版《山河袈裟》，这本书让他重新浮出文坛，重新成为一个作家。获奖后，只有不多的作家朋友给李修文发来了信息。他想了想说，“好像真的不在文学界很久了。”
李修文红过。十多年前，他是文坛炙手可热的“当红小生”，两部小说大热后，消失在文学圈里。“为了挣钱和出名跑去混影视圈，大家都这么说。”
李修文少年时就显出了写作天赋。13岁在《当代作家》发表第一篇作品《河边的苇子》，高中时先后两次获得全国写作大赛一等奖，被保送湖北大学。之后李修文停止写作，开始大量阅读中外经典，“朦朦胧胧有了点要当作家的意思。”毕业后分配到《作家》杂志社，跟着宗仁发学习、工作。
《作家》喜欢挖掘新人，李修文在编辑生涯中也认识了志同道合的朋友。后来回到武汉泡在家里写作，他们在电话里相互念退稿信给对方听。
终于，在《收获》先后发表两部长篇小说《滴泪痣》和《捆绑上天堂》，李修文锋芒乍现。不到30岁，成了备受瞩目的青年小说家。
“后来呢？”
“再后来，就写不下去了。”
犹在笼中
李修文的老家湖北省荆门市钟祥县靠近河南，花鼓戏流行，豫剧也丰盛。逢年过节或者有红白事，戏班就出动了。民间小曲小调唱的是故事，说的是生活，最得当地百姓的心。
荒寒僻静的小村庄，戏班成了李修文童年唯一的娱乐。对故事的迷恋，对戏曲所传达的中国式美学的狂热，扎根在李修文的身体里。立足于这个话语系统，他建立对写作、对世界的懵懂认识。今天，李修文依然中意原始的自然气息而胜过精心雕琢。戏曲的修辞美学和剧目中的人情世故已成为他血脉里的一部分。
对文字或语感，李修文多半是出于直觉，也担心戏曲潜移默化的影响，怕过度的语言塑造损害了要表达的事实。这样的悲剧在他身上发生过。“写小说时，我曾特别依靠美学展开叙事，这在相当程度上会曲解人物处境。反过来，审美也难以为继。”说的正是那两部曾让他大火的小说。
每次创作，李修文都要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强烈的情感印证，写作必须建立在经验事实基础上。准备《十送红军》剧本时，他重走了长征路，写小说也是如此，《滴泪痣》脱胎于李修文在日本留学的一段生涯，《捆绑上天堂》的故事原型是他在医院照顾病人期间所遇。
两部长篇小说让李修文成名，也暴露了潜藏的写作危机。20岁出头刚走出校园的青年，内心稚嫩而怯懦，面对文学中的死亡叙事，仅以自己遵循的美学原则去构建，力量远远达不到。李修文那时的创作状态青涩，审美过度，又没有足够能力处理好。对写作有一种热念中的急切，感觉无所不能。最要命的是，他没有生活了。
忙忙叨叨赶通告一样的日常让李修文失去了“落地”的真实。生命气象不够，只靠想象，美学气质在文本中没有了坚实依托，虚无缥缈，摇摇欲坠，写出来的东西怎么都不满意。他陷入了“灵感稀缺—创作失落—质疑自我”的死循环。有次在北京开剧本会，一位著名前辈知道他是从湖北来的，问他认不认识李修文，他刚要说我就是，对方劈头就是一句“这个人算是废了”。
一个过去的世界崩塌了，又没有能力建立一个新的，李修文成了举步维艰的西西弗斯。在写作困境与精神压力的双重折磨中，那块推不动的大石头，他索性选择不推了。
夜路十五里
提起文学，李修文频频谈到“纪律”这个词。他所遵循和坚守的最大纪律就是提醒自己，一定要做一个“中国式”作家。要“向内看”，找到文学里的中国，找到中国历史传统中孕育的特有的东西。
李修文认为，经过现代西方文学漫长的洗礼，中国文学在进程中发生了某种程度的暧昧。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在哪里？他们又是谁？李修文要清晰地辨认出他们，以自己的美学理念在文学中实践中国式的情义、恩典、法则。
那几年，他把日子过成了一个泥潭，东奔西走，一无所获，债台高筑。每到一个地方，只有小旅馆房间里一地的酒瓶子，最穷困时连房子都抵押出去了。一度，李修文想干脆和朋友承包一条船，在长江跑渡轮得了。绝处逢生的隐含命题首先是你得认了这个命，才可能建起一座自己的战场。李修文最大的胜利是发现自己可以成为出色的士兵，最重要的是，与他的战友一一相认。
门卫和小贩，修伞的和补锅的，快递员和清洁工，房产经纪和销售代表。时日无多的孩子半夜溜出病房看月亮，囊中空空的陪护者想尽办法相互救济，失去儿子的父亲终日在墙上写“每次醒来，你都不在”……“我曾以为我不是他们，但实际上，我从来就是他们”。
后来，风暴越烈，李修文越兴奋，他甚至希望多几次被打倒在地，好早一点认清自己，更清白地靠近写作，靠近自己想竭力抵达的那个世界。“我一直不知道写什么，后来我发现，就写这些啊，他们就在我身边啊，就是我啊。”
义结金兰记
在一个影视慈善晚会上，李修文遇到了多年前某旅馆的服务生。当晚李修文跟着他就跑了，到他的租住地和他的朋友们一起喝酒。“你的虚弱，你的尊严，你的骄傲，你看见这个人就都可以放下了。”“人民”之于李修文，毋宁是一种今日写作里的先锋性，提醒着他身在何处。在这种“先锋性”里，他找到了心中一直渴望的属于中国传统的东西。
《山河袈裟》的写作断断续续，像日常功课，也像夜晚母亲的缝缝补补。写下他们的时候，李修文几乎意识不到在创作，时间长了成了一种本能。如果说这本散文集有什么明确的美学指向，那就是“中国”。“它不仅仅是一个朝着前方和未来昂首行走的中国，某些独属于中国的情感和伦理，某个具体的人，他们在构成一个此时此刻的中国”。
李修文对纯粹的“美”抱有警惕，但也渴求某种相对鲜明的个人美学。20多岁时，美学让他“堕入黑暗”；30多岁时，奔于山川江河，生命力将美学重新带回他面前；40多岁时，完成《山河袈裟》《致江东父老》，李修文终于有足够底气说，中国人的美，依旧植根于中国人的生存当中。
李修文的故乡湖北楚地，诞生过屈原《天问》《山鬼》的地方，自古巫风盛行。生长于此，李修文对死亡并不恐惧。对李修文来说，那是一个人深入骨髓的来处。然而，散文意义上客观的真实依然给李修文制造魔障，在撕扯他，让他左右为难。“我的散文到底应该呈现什么？”陕西榆林，李修文和一个盲人同车而行。窗外大雨滂沱，盲人却一路引吭高歌。盲人说，兄弟我告诉你，我现在走在北京长安街上，头顶还有一只孔雀在飞。后来李修文才知道，很多盲人为了让自己好过一点，在头脑中虚拟出一个世界，两个世界纠缠一生，彼此不分，甚至患上精神分裂。
“是站在客观角度描述他，还是像他一样颠三倒四，指鹿为马？是不是靠近他，投入他，文本反而更准确？”对李修文来说，“唯一的真实，就是我（感受到的）的真实。”作为楚人后裔，李修文期待荆楚风格的复活，那些阴阳难辨上天入地式的文学经典让他着迷。他希望从美学上复归《天问》《山鬼》的传统，诚实地写下变化中的人民，写下一个个项羽、屈原一样抱有巨大童真，能在现代伴随我们往下走的人。
七杯烈酒
很多时候如果深入一个作家，你会发现，正是在作品所谓的遗憾里，隐含着真正值得深究的东西，也许那才是文学的秘密。“他强烈地怀疑自己十几年了，他又重新能够写作了，只要写下一个字，发现语感不错，他就热泪盈眶了你知道吗？”李修文以第三人称说着自己。
有评论认为，《山河袈裟》抒情过度。“可是，我先要能写啊。每次找到感觉了，看见自己又能写作了，这时有人说你情感太浓、太烈，应该冷静。对我来说，真的很难。”标准无法衡量一个人的难度，也无法解决一个人的难处。要知道，对一个10年“无法写作”的作家，对一个惊艳文坛却再不得文学之法的年轻人，重获执笔灵感，无异于重获新生的机缘，何况，此时李修文早已不再年轻。
不少人在阅读时都感到，李修文笔下的“人民”积极、正面，给人以希望。然而，任何一个群体都有其复杂性，人性的缺陷会存在于每个人，李修文并不避讳。“但这个阶段，我选择对这些缺陷视而不见。哪怕狭隘，我也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这种狭隘进行自我赞美。”
过去，李修文不认为自己一辈子都要写作，一直做影视也行。现在他越来越感受到，写作就是在山河里洗心，就是在神像前痛哭，“毫不夸张地说，它是我的宗教”。
《山河袈裟》出版后大半年，林东林收到李修文的信息，大意是对自己写作的警惕，警惕陷入一种既定的美学趣味，甚至美文式写作。写下那些篇章，李修文近似于服药，镇痛，也有麻痹的风险。他要开始真正的功课——反思、自省，避免形成下意识的审美惯性，甚至写作惰性。
“我不希望每次重复做一样的事，没有挑战和改变，好像永远这样子就可以。”年轻时，李修文吃过这样的苦头，结果是一蹶不振。《山河袈裟》之后他蓬勃着强烈的写作欲望，却故意冷了自己很久，重读杜甫，读陶渊明，读古诗十九首，体味日常生活的正大和浩然之气。
转变，从《致江东父老》开始。
苦水菩萨
2019年9月，李修文第二本散文集《致江东父老》出版。在文学批评家张莉看来，李修文的散文道尽人间气象，“我读到了散文应有的温度、高度和深度”。张莉发现，在《致江东父老》中，李修文的视角发生了明显变化，不仅“我”在看油菜花、白杨树、戈壁滩，看行路人，他们也在看“我”，人与物在作家眼中，超脱抒情的存在，形成相互观照的平等对视。李修文开始贴近他者，正视他者的疑难和困顿。
“我们每个人的存在，何其广袤，会彼此眺望，也会无药可救，有时你伸出手，有时你缩回来。”这次，李修文主动贴近要写的人或事，而不是把他们拉回来，“拉回我的怀抱中，或者拉回到……”
“拉回到你当时的精神状态。”
“是的。他应该是他，不应该仅仅是我的一部分，他还有一个完整独立的他。”由此，李修文在审慎中变得平和。平和，才能冷静与通透，才能明白人间真相，人之为人的真相，不仅仅只有“绝不应该向此时此地投降”。投降与否，结果可能都一样，还是要面临失败。他更明白，人生就像赶夜路时远远看着一盏灯，有时是电光火石，有时是心如死灰。追赶光亮，不意味着就能获得光亮。
“《山河袈裟》叫心，《致江东父老》叫心结。” 当难题出现在你生命中，你最终要面对它。“我们总有偷懒的办法，把那些阴暗正面化、积极化，最后得出一个答案。”这一次，李修文试图提出，如果人生不值得一过，又将如何。
《致江东父老》每一篇开始都配有一幅插图，焦墨一般的人的轮廓，没有明确线条，也看不出具体在做什么，像从雾中拎出来的影子，但你知道，他们在人间赶路。年逾七旬的插画家蔡皋读李修文，像经历了一场又一场暴风雪，沉到生活的底层，她决定，必须为这些文字画点什么。蔡皋觉得，李修文笔下的江东父老没有那么清晰可辨的面目，他写人，就是写石头，写榆木疙瘩，写苦楝树。这边和那边，此刻和彼刻，当下和历史，在穿梭往返中一次次出走，奔突。
在今天，写作于李修文，首先是认亲，然后是报恩——既然没有能力开出药方，也没有能力改变他们的处境，至少可以用微薄之力告诉他的同路人，就这么活着吧，已经足够令人尊敬。
自与我周旋
踏足过许多地方，李修文最理想的一天，是在敦煌度过。不写作，不在自我奋斗的名义下展开自我阉割，白天看黄沙扑面，黄昏看黑云压城。
李修文认为，受先锋派文学影响，中国作家太喜欢谈想象力了。“我们当下是不是可以拿自身作为连接，让传统和某种现代性在你身上发生效果呢？”为此，李修文一直想写一部中国传统美学之书，陪伴他度过童年的戏曲，小时候父亲常念来聊以安慰的古诗词，一股脑地涌了出来。《诗来见我》的大部分文章写就于疫情严重时期。这一次，李修文以美学和信仰为根基，从诗词出发的个人坐标依旧指向生活，指向一个人的兵荒马乱。
《当代》主编孔令燕清楚地记得，2020年1月25日，李修文发来第一篇《枕杜记》。她曾和李修文约稿，那时他还不确定写什么，直到疫情。陆续收到几篇后，孔令燕决定在《当代》为李修文开设专栏。“如果说两部散文集让李修文认识并坦然接受生之为人的困顿与苦厄，经过如此多的缠斗折磨，每每诗句破空而出，印证每个命运关口之际，李修文都能在其中观照并安顿自身，他一下子体味了所谓‘文章千古事’的要义。”
在人间赶路
一个作家如何活着，如何捍卫好匹配写作的生活方式，是一项艰险的功课。诚实地谋生是李修文进入写作的途径。
李修文向往张岱或李煜这样有中国传统特质的文人，想写戏时写戏，想写文时写文，想造园时造园，一个人就能成一派气象。“中国文人向来是主动生活，先谋生，才能写出真正的文章。”
年少时，李修文希望自己有很多读者，像演戏，彼此呼应才过瘾。现在他觉得，有没有读者，都得写下去，无非是求得一份对自己的诚实。《山河袈裟》《致江东父老》之后，很多出版社邀约李修文第三部散文版权，然而他的写作又停滞了。“我身边的实在导致我盲目写下去，会变成我的虚假。”
在叶舟看来这些都不是问题，“路还那么长，中间会有多少小迷糊小迷茫呀，错了才知道什么是对，没关系的，对修文更不是问题。”奔波劳碌也好，淡泊平易也好，接受命运，然后一切交由写作去抗辩，去碰撞。
那些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混沌日子，都是真切而珍贵的生存经验。李修文不想把它看成所谓成功学的必经之路，好像每个人都得走这一遭才能成。
“听起来确实很像峰回路转的个人奋斗史。”我说。“其实我一直都是顺着来的，到哪个地步就去干什么。”然而，无论做什么，李修文都会坚持自己心中的艺术标准。
事实上，这么久以来，李修文也一直在写小说，写了废，废了写，反复琢磨。叶舟告诉我一个小秘密，关于李修文现在的写作，并且叮嘱我不要问。看来，曾把他拉入黑暗的，他早已开始悄悄面对了。
“有信心吗？” 我有些小心翼翼。
“真正有自信的话，我会把信心交给时间。”
“仅此而已？”
“像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活着，永远不丧失生活的切肤之痛。山河草木不会管你姓甚名谁，也不会管你文坛内外，对吧？”
初中时，因为领作文奖，李修文第一次走出湖北，登上火车，穿过黄河，途经华北平原，驶过松嫩平原，黑漆漆的夜里，少年飞驰在旷野当中，一个从没想象过的疆域，在他面前展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