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是一件很孤独的事儿。这点大家应该都有同感。对于我来说，更是如此。文学艺术的繁荣与经济繁荣是息息相关的，我们在偏远地方的作者，有天然的劣势。第一重劣势就是想要找志同道合的文学朋友难；第二重劣势是被发现的机会少。我来鲁院的初衷，其实就是想怎么解决自己孤独的困境。来了这里以后，我发现所有的写作者都面对着孤独的困境。大家都在考虑“为什么写作”的问题。在鲁院待的时间久了，也渐渐意识到，自己“才华配不上梦想”。

另一种“困境”，是我自己的写作困境——首先是故事素材重复，看起来写过了一些文章，但都是追溯童年和成长的隐秘心事和哀伤，像祥林嫂讲阿毛一样讲述自己经历的亲情、友情和爱情，最直接面对的也仅仅停留在肉身消亡和对所谓人性之恶的描绘。我常常在想，有这些够吗？其次情感体验也是重复的，我发现这点是在我孩子三岁的时候。有一天我去上班，她追到电梯门口不让我走，我赶时间非常狠心地关上电梯门。她哭得撕心裂肺，我忽然就意识到一个问题，对孩子来说这就是一次盛大的离别。今后所有的生离死别都是这样情感的复制。得到的欢喜，得不到的愤怒，对未知的害怕，对丑恶的厌恶和莫名的忧伤在三岁以前就体验过了。最后是发现自己写作很难有实现自我超越的可能，就是在讲述故事的时候能超越故事，超越过往的价值，去表达对生活的前瞻性的理解。以我的能力很难做到。

夏虫不可语冰，却以语冰为乐。我偶尔也有一些不太切实际的思考，比如文学的困境问题、写作真正的意义问题。但是，在一次次的研讨中，我才学会如何去认识这个时代，如何去理解现在的中国，然后才去考虑作为一个作者该怎么去理解和表达当下的语境。这对于我这样的作者是真正意义的突围。

我们生在一个巨大变革的时代，好故事来不及去记述，新的好故事就发生了。社会发展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变革，怎么把乡土转型中的中国经验写好，怎么把与世界接轨后的城市生活写好，是写作者必须要考虑的问题。许多成名成家的作家都很难把握，像我们这样的作者又该怎么去书写这个时代呢？

讲故事是有用的。故事不仅消遣时光、娱乐生活，故事还诠释我们、定义我们、改变我们。就像是山鲁佐德讲述《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也像《庄子》《孟子》把想表达的藏进故事里，影响了我们整个传统文化。故事也可以传递善意，消除隔阂，纠正偏见，《礼记》曾经说过“世界大同”的理想，《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也有“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表述，这是我们中国人民的美好期待。

我们要认真讲好脚下的故事。我来自福建龙岩，是革命老区。曾经发生在闽西的革命故事值得不断挖掘，新时代的故事也无穷无尽，脱贫攻坚、全面小康，乡村振兴、生态文明，还有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农业农村现代化，智能终端改变我们的生活场域。我们要在优秀的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也要在当下的坐标系中去书写时代经验。

要树立信念感，树立支柱性的精神力量。“为什么而写”是我们要迫切解决的重要问题。就我个人而言，以前的写作总是从自己到自己，在学习《决议》后意识到个体感受要与公共的、集体的记忆和社会情绪做好联结，把个体命运与国家命运关联起来，把文学创作与人民需求关联起来。

以上这些是我努力去突围的方向和关键。在鲁迅文学院，在北京，让我看到了文学更多的可能性，当然也让我看到自身写作更多的可能性。我们应该有更包容的姿态、更开放的胸襟、更具建设性的情怀，在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在艰难的革命历程中汲取养分，去书写真善美的中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