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湖北作家牛维佳接连推出中篇小说《褐纸鸢》（《长江文艺》2021年第7期）和《天下母亲》（《北方文学》2021年第7期），两部作品分别发表在两个刊物的“纪念建党百年专号”上，可谓是他献给中国共产党百年诞辰的一份特殊礼物，也表达了出身革命军人家庭的他牢记革命历史、不忘革命“初心”的纯真情怀。
难能可贵的是，两部小说比起以往的革命历史叙述，有着新的开掘和思考。这种新的开掘和思考体现在作者没有停留在单纯讲述革命历史故事上，而是在讲述革命历史故事、弘扬先烈精神的同时，立足当下文化语境与现实，对如何传承革命文化、如何继承革命事业做出了颇具新意与深度的思考。
牛维佳注意到，进入和平建设年代之后，革命战争在国人面前已渐行渐远，那些在战火中浴血奋斗的革命者乃至革命斗争的知情者，大都告别了这个世界，健在者不仅越来越稀少，而且多至耄耋之年。由于战争年代来不及总结与发掘，许多珍贵而有价值、有教育意义的革命故事、革命传统，随着年代的久远而日渐湮没无闻，许多功勋卓著的革命烈士连名字都没有留下。因此，通过口述史等方式，抢救性发掘和保护革命文化遗产、铭记与缅怀英雄，成为包括作家在内的广大文化工作者的一项紧迫任务。
出于这一考量，《褐纸鸢》和《天下母亲》的一个共同主旨，便是揭秘尘封的革命历史传奇，打捞珍贵的革命记忆，让被隐藏的革命英雄与革命文化重放光彩。
《褐纸鸢》的故事内容有二。一是用纸鸢智斗日寇，展示中国军民的无穷智慧。抗战时期，鲁南沂蒙山区八路军充分利用巧计奇计克敌制胜，放纸鸢便是这类巧计奇计中的一种。这种流行于民间的活动，平时带给人们的只是消闲与娱乐，但在沂蒙抗日战场上，八路军与人民群众却点铁成金，解决在无风等不利条件下放飞纸鸢的难题，把它变成抗日杀敌的有力武器。比如，1943年，八路军的一支主力旅遭受日军“铁壁合围”，身陷绝境。依靠侦察排战士高飞放出的褐纸鸢作信号指导，部队得以通过河谷顺利突围。在抗战胜利半年前的大邱庄战斗中，又是凭借高飞纸鸢的指引，八路军某团集中火力消灭了日军指挥所，取得扭转战局与击溃四千日军的胜利。遗憾的是，纸鸢也引来了日寇炮兵的轰炸，高飞壮烈殉国，尸骨无存。二是纸鸢战的主角、烈士高飞被后人淡忘，在当地的烈士纪念馆里找不到高飞的名字。这也让高飞的战友、93岁的方老感慨不已，颇为不平。方老的一个迫切行动，就是为当地干部群众口述高飞的故事，让人们记住他的贡献和牺牲。幸亏方老健在，不然，高飞的英雄事迹及纸鸢抗战的传奇很可能将从革命历史中销声匿迹。
《天下母亲》描写的是革命军旅中的一个特殊人群。他们并非作战人员，而是马夫、伙夫、挑夫等普通勤务人员，其中还有如老哑巴这样的残疾人。虽然也经历了战火，但他们的工作和作战人员不一样，没有太多显赫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他们的工作被边缘化，成为沉默的一群，但他们的参军经历同样感人。母爱成为凸显这部作品主题的一个特殊窗口，具有丰富厚重的内涵。
作品主人公老哑巴是战争时期军中的普通马夫。他是毛尔盖人，汉族，六七岁时因被长征红军所救而参加革命，为红军养马，并随军转战甘肃会宁、陕北延安等地，最后到达北京，解放后成为一个被老部队“闲养”的人员。对老哑巴来说，母爱在他的人生中具有特别的意义。他既不识字也无法和人交流，除了老首长老战友以外，许多人都视其为弱智，忽略了他的感情生活。当组织告知他革命已经完成，劝也去荣军院时，他才想到要回到老家，回到母亲离世的地方，这既是他命运开始的地方，又是他回归的宿命之地。这个决定是为他曾经离家出走的任性而进行的情感自赎，也是一个十分感人的自然的归宿。它超越了政治图解而直入人性根本，这是作品中母爱的第一个层面。
母爱的第二个层面，关联着盼子台那个“别人”的母亲。老哑巴还乡后没有找到自己母亲的坟，甚至他幼年朦胧记忆中的村子，都已经在岁月之河的冲洗下荡然无存了。他明知那个埋葬在盼子台下的母亲不是自己的，但这位母亲也是在对她参加红军的儿子的盼望中死去的，既然无法找到自己的母亲，老哑巴便认她作母亲。他的想法看似平常，但结合他的经历看，却是刻骨铭心的。他希望后代们不要像自己当初那样顽皮，伤了母亲的心。
第三个层面的母爱，也许会令许多读者意外，它体现在京郊寡妇金三平身上。曾经以保姆身份被组织介绍给老哑巴的金三平，对他产生了一种特别的、属于母爱的情感。这是一种崇敬老红军的大爱，更是一种发自女性本能的慈爱。比老哑巴年轻的金三平，在老哑巴返乡以后，陪他来到盼子台定居，并在他去世后选择终老盼子台。与其说她是在弥补自己的丧子之痛，不如说是在以一种母亲的特殊身份，来慰藉老哑巴孤苦的心灵。
老哑巴周围的人，对于老哑巴的个人信息和事迹，或模糊不清，或一无所知，这让“红二代”王斌心存不安，毕竟老哑巴是他父母多年的战友与同志，而他少年不知事时还曾与同学一起戏弄过老哑巴。正因为王斌在退休后重走长征路时执著地寻觅，才揭开了老哑巴的出走之谜和他人生最后阶段的往事。王斌找到盼子台时，老哑巴已经去世二三十年。他的晚年事迹与一些真实的性格，大都是通过垂垂老矣、白发苍苍的金三平老人得知的。
突破“高大全”僵化模式，刻画本色、质朴、个性鲜明、血肉丰满、具有传奇色彩的革命英雄形象，是两部小说共有的艺术特点。作品中，主人公既是英雄，又是普通人。作为英雄，他们舍生忘死、艰苦卓绝、意志坚强；作为普通人，他们有着普通人的脾性、身体或性格缺陷，有着与众不同的癖好。这样的英雄，让人感到真实可信，既可敬又可亲。
《褐纸鸢》中的高飞出身土匪，却胆大心细、能写会画，尤其是身怀放纸鸢绝技。参加八路军后，利用特长屡建奇功，最终壮烈牺牲。健在的方老也是个性独具，虽然读书成绩一般，上战场却毫不犹豫，在战火中出生入死，又不乏灵活机智。年过九旬，却有着顽童的个性，乐观而从容。对于牺牲的战友，他感情深厚，没齿不忘。
《天下母亲》中的老哑巴刻画得也非常丰满。他出身穷苦，命运坎坷，童年时就个性倔强。父亲在世时叮嘱他，只要家里养的那只乌鸦在叫，就是家里人在叫他，要他不要贪玩，赶紧回家。父亲死后，母亲为了生计，嫁给经营马帮的继父，继父生意不好，却怪罪老哑巴的乌鸦叫声不吉利，并对他下毒手，致使他变成哑巴。他不顾母亲的悲痛阻止愤而出走，并被红军收留。革命胜利后，他在部队成了只拿工资的“闲人”，但身怀养马驯马等绝技，生活艰苦朴素、爱惜粮食，尤其不能容忍别人的浪费。他心地善良，抱养被父母抛弃的女婴；虽然又哑又聋，却记忆力、耐力与毅力超群，在“文革”中花费七八年时间，沿他当年参加革命后走过的所有路线逆行，终于返回藏区故乡，返乡后捐献个人全部积蓄修建小学。
牛维佳的这两部小说叙事老到，各有特点。《褐纸鸢》设置双线叙事，一条线是方老带孙子重游抗日战场，活泼风趣，另一条线是八路军浴血抗日，惊心动魄，双线交织，别开生面。《天下母亲》采用多视角、多侧面的写法，通过正写、侧写、顺叙、倒叙等多种叙事手段，叙述老哑巴的革命人生传奇，有如剥茧抽丝，层层深入，有条不紊，从容大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