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在海外”栏目由《文艺报》和中国作协外联部合作开设，通过访谈外国汉学家、翻译家、文学家，从海外视角出发，探讨、展示中国文学在国际传播中的位置和独特价值。北京语言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为此栏目提供学术支持。

对保加利亚的汉学与中文文学翻译略有所知的人，都不会忽略这样一个名字：Petko Hinov，中文名“韩裴”。他是中国古典文学、哲学和近代文学杰出的保语译者，译有《三十六计》《七侠五义》《红楼梦》，莫言的《生死疲劳》，叶圣陶的《儿童故事选》，以及徐志摩、纪弦、北岛和顾城的诗歌。韩裴也是一位诗人，他将翻译看作写诗，看作在中国与保加利亚两种文化中寻找历史感的浪漫归宿。

周菲菲：我几乎用一个晚上读完了您写的《归宿——爱中国，爱保加利亚》这本书。它是本自传，但也是一部打破时空隔膜的文学理解史，不只属于您一个人的理解史。我感觉，“中国文学”对您来说是一种“命定”，对吗？

韩 裴：一个人的命运是一个秘密。对我来说，它源于一种神秘的渴望，对汉字的迷恋。汉字是一种直接的“事”，古人眼里的人、自然、世界和自己的一切感受都直接这样画给我们看，你去读出来，就是他们直接画给我们听。如果你想听到古人对你说什么，就要动用所有的感官，找到那种有温度的联结，这是触觉，是味道，是所有感性的东西融会在一起的，扑面而来的声音。汉字不仅是一种工具，它是直接地吟唱那种天真的、自然的生活，现在没有哪个民族的人还用这样的写法。

周菲菲：你在汉字里触摸到的那种声音是什么？

韩 裴：历史、活的生活，在那里文化的精神从来没有被打断过，从远古持续到我们现在的那种稳定的流动性，像时间之河。我的国家的文化有过断裂，但中国没有，这种持续性对我来说很重要。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保加利亚几乎看不到中文书。普罗夫迪夫有一个书店卖俄汉大辞典，还有俄文翻译的鲁迅小说集，还有一本日文的汉语教材，我都买下来了。我看不懂汉字，但会抄写，可能笔顺都是错的，但一直会抄写。抄写就像“触摸”，这是个很好的词，它很亲切，像小孩子跟母亲在一起，会触摸母亲的手臂一样。汉字有种神秘的美感，你去抄写它，听它，朗读它，就会进入这种感觉。我最先看的一部中国电影是白雪松（Bora Belivanova）老师翻译的《少林寺》，女主角是丁岚。我看着保加利亚语的字幕，听着丁岚说汉语，这是我最初对汉语发音的印象，刚柔并济，和《少林寺》的武术一样，这是一种不会断裂的东西。后来我自学了汉语，第一志愿进入了索菲亚大学中文系，就像一个秘密的约定那样，我注定要离它更近一点，越来越近。

周菲菲：从你开始翻译文言作品开始，就不仅是靠近，而是走进了。先是《七侠五义》，接着是《红楼梦》，你已越过语言文字的藩篱，朝向汉字所引导的文化精神深处。

韩 裴：当你真的懂了汉语，它就成为一条道路。文学翻译是很浪漫也很神秘的工作。我还没看完《红楼梦》就决定要译，因为我发现自己跟宝玉有精神上的契合，我们相似，我们能沟通，我理解他对黛玉的情感，我也理解我自己的情感，这是种缘分。最好的翻译家会按照自己的本色去选择他要翻译的东西，他会在作家面前透明，在人物面前透明，因为他们就是他自己，要传达的只是默契。你要问自己，是为谁翻译的？为读者，还是为作家？我是为作家翻译的，我不迎合读者的嗜好。你知道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问题，它导致不同的偏好，但文学的精神不是谄媚，而是引导。我收集了《红楼梦》所有的版本，包括各种注疏本，逐句地比较、选择，但我是“直译”《红楼梦》，这个“直”不是“硬译”，而是“直觉地译”。翻译家在看原著时已经是一种翻译了，最初始的翻译。这本身就是一种戏剧性的开端，你能听到另一个声音在你旁边说话——有人进来了，直接告诉你这里要怎么翻译——有人进来了。最自然的、活的、最亲切的交流难道不是这种直接性吗？我要通过翻译告诉读者的，是我和作家的默契，这是一个写诗的过程，表面看却像一个技术问题。技术层面上都是很简单的，但我们不能技术地去理解人，不能技术地去感受历史，不能技术地活着。有人问我，《红楼梦》里最喜欢的是谁，是贾宝玉吗？我说，红楼梦里我最喜欢曹雪芹。一个优秀的作家和一个优秀的翻译家是一样的，是无形的。他们不说话，但他们用一切跟你说话。

周菲菲：《红楼梦》不是“你的书”，但曹雪芹是“你的”作家。

韩 裴：一个就那样和你生活在一起的家人。这是对历史语境有最亲切的体会之后，才能感受到的直接性。翻译过程中，我遇到了很多困难，总是去请教孙伟科，他不厌其烦地帮助我，解释人名、地名，一些特殊的用词和它们背后的历史，他带着我去寻找历史感。我体会得越多，就越知道如何取舍，价值引导的方向在哪里。这是从理解作者的角度来说，但从翻译的表达上说，就是一个新的问题——保加利亚语和它之中的文化精神。我在经历一个不断地重新学习母语的过程，因为我选择了“我的”作家，我知道他对我的要求。中国文学对情感的表达很细腻，又很谦逊，保加利亚语在它的历史深处也有相应的意味，要触摸到它，就要用另一种方式穿越文化的断裂，主动地恢复历史感。所以，你从宏观上看，文学翻译是两种文化的桥梁，而对于翻译者来说有更深层的意义，它事关一个活着的人在两种文化中找到共同的内心归宿。

周菲菲：所以，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归宿——爱中国，爱保加利亚》。活在现代的人，在阅读本国文学的时候，需要主动地寻求与自己国家的历史的联结；在阅读译作的时候，需要主动地寻求与作者国家的历史的联结，这对于译者和读者来说，是一样的。许多这样的个体在历史的向度上向着自己和他人的历史发送联结的信号，作品中的人和作者一起走出来，就开启了面向未来的当下演绎。这是一种更加实在的、具体的“直接性”。你从明清译到民国再译到现当代，好像是通过文学的理解来梳理一段中国史。这段历史是动荡颠簸的，但你触摸到了其中持续的稳定性，它给你信心，也给你安慰。

韩 裴：如果我追溯得更远，到达最初，那这种历史感会更震撼。就像最初汉字给我的感情，有一段时间我无法接触到汉字，这给我带来巨大的痛苦，我非去中国不可，我也非要到中国的文学和历史的源头去不可。保加利亚语没有《诗经》，如何翻译唐诗？保加利亚语还没有《尚书》，怎么翻译《史记》？思想的背后是情感的连续性，不管你要不要，你的父母是你的父母，你的历史是你的历史。但是，不管哪里的人，都要尊重“土地”。土地里长出人性，不管古代还是现代，人性都是一样的。我昨天看《孟子》，孟子也说：“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如果我到了中国语言和文学的最初，也就同时到了保加利亚语言和文学的最初。现代的中国人受西方影响也有100年了，但心里最内核的东西，还是来自古人，它从汉语，从文字和发音，从文学很直接地进入你的生活，看上去这很平常，但这是很浪漫的。当你成熟之后，你就会感觉这每一个时刻都是很浪漫的，它是你为人的一种方式，让你不缺少每一刻，每一个片刻都活着——这也是归宿。

周菲菲：“把一分钟活出金灿灿的六十秒”（吉卜林语），这也是心之所同然。《归宿》里也常提到“心文化”这种说法，回归到文化的深处用心理解现代，现代人的行动、生活方式、对历史和未来的眼光、对“世界”的理解，和对情感的表达。没有心的脑袋是很危险的，不自然的情感表达也一样。

韩 裴：你看《红楼梦》里如何表达爱情呢？很斟酌的一个个词，很委婉的一首首诗，把这放在中国的文学传统中看，就是自然的。因为在这里，“爱”的感受是直接的，但却不可以直接讲，为了保护它内在的含义，这是内敛的表达的作用。我们说它很“含蓄”，含蓄是涵养的结果。没有涵养的时代会过分地滥用这个词。这个词就像一个很锐利的工具，它会治愈人心也会伤害人心，同时，如果你用了太多，它也就钝化了，人心就容易变得没有温度，就像一个电子产品。所以中国文学的传统里，爱是“不直接”。我在保加利亚的文学中也感受到这种“不直接”，我就用这样的方式去翻译《红楼梦》。有些译文在专业的人看来甚至是可笑的，但我不介意，因为翻译和写作一样，都要通过“说”让人听到、看到、触摸到那些不可以说的东西。

（周菲菲系北京语言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