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用古巴语写作、也就是说，用古巴的各种西班牙语方言来写，而写作不过是捕捉人生飞舞的尝试。”吉列尔莫·卡夫雷拉·因凡特（Guillermo Cabrera Infante）在《三只忧伤的老虎》的第一页，写下了提示说明，“书中有些部分比起阅读更适合聆听，念出声来是个不坏的主意。”
有经验的读者可以很快领悟到，《三只忧伤的老虎》是一本难以翻译的书。口语，方言，多重声音，任何一位致力于此的作家或诗人，都会让远在异国的翻译者陷入困境。仅仅是这个看起来很普通的标题，tres tristes tigres（三只忧伤的老虎），就已经让译者烦恼不已，不得不放弃了绕口令的俏皮意味，更何况此后众声喧哗的哈瓦那夜场大戏。
这又是一个译者的不可能之任务，翻译必然会损耗此类文学作品的能量。然而，因凡特的能量足以支撑起这种消耗，只要译者敲打出合适的洞口，这股能量便会穿墙透壁呼啸而来，正如书中开篇“序幕”中主持人的开场词一样：“不需要翻译……不需要言语只要你们的呼喊……不需要声响，只要你们热情的掌声……不要言语只要音乐和欢乐和激情……”因凡特在此书中构建的，是一个无限环绕的回音壁。
巴赫金借自古典乐的“复调”概念，在这里要升级成千禧年的电子混音。因凡特穿行在哈瓦那的夜晚，采集了各种各样的人声，然后设计结构、调配音质，制作出了一场专属于哈瓦那夜晚的俱乐部大秀。译者范晔在这里做的工作，可以理解成一种细致的转码，在充分动用汉语音形义组合变化的基础上，让因凡特的电子乐在中国音响中播放出来。这是一种再创造，而汉语的弹性得以充分体现。比如，用“资道”代替有口音的“知道”；比如，将汉字的部首拆开，以展现原文的绵延；比如，用“刘别谦”替代“莫索尔斯基”，因为后者在西文中与“谦虚”谐音， 而这种谐音在汉语中只能换一种方式呈现。如此种种，都是细致的转码，一步不到位，就是失却音乐的细节。
有人说阅读《三只忧伤的老虎》是困难的。最大困难或许不在于缺乏情节，也不在于突破常规的语言，而是因为因凡特并不是讲述故事，而是搭建声音的舞台，这是一种可以追溯到福克纳的演出形式，而因凡特在此基础上，带着古巴人的无所畏惧，玩起了乔伊斯的语义游戏。走进因凡特的俱乐部，你先是会被一阵阵的轰鸣震破耳膜，然后会艰难地在光影与人影、音乐与人声中穿行，试图去找寻一个属于你的位置。最后你会发现，在因凡特的俱乐部里，你不能坐下，只能走走停停，当一个潜行的窃听者，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捕捉到隐藏于暗处的人声，听到属于哈瓦那的秘密。
哈瓦那到处都是秘密。两个小女孩躲在卡车底下，透过窗户发现了闺房秘密。在电话、书信乃至街头巷尾的八卦中，处处都是秘密。在夜店的低声交谈中，在汽车驾驶室里的畅谈中，在人行道上的搭讪中，处处都是秘密。这些秘密不是什么重要的机密，它们琐碎得一如理发店地板上的碎头发，仅仅只是某个人身上微不足道的残余而已。然而，在原始时期，最神圣的秘密就是八卦。否则，在古巴神话里，女子喜坎便不会因为多舌（用椰壳碗捕捉了神圣的埃库埃）而被处死，被做成鼓面以警示世人。在古巴，一个秘密可能无关紧要，也可能会引爆一颗子弹。在因凡特的俱乐部里，轰鸣的电子乐伴随着嘈杂的八卦声，其中还不时响起一两声枪响。有人狂欢，有人死去，有人玩着爱情或者语言的游戏。这就是古巴的夜晚。
在秘密的中心，都有哪些主要演员呢？当然是一群“新潮”知识分子，沉浸在哲学、文学和电影，还有酒精和年轻女孩之中的青年人。他们是摄影师、记者、作家或诗人，还是语言的炼金术师。他们在经历生活，他们在讲述自己。“生活是一种向心的混沌？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的生活是一种夜间混沌，只有一个中心就是‘拉斯维加斯’，在中心的中心是一杯朗姆酒加水或朗姆酒加冰或朗姆酒加苏打，然后从十二点起待在那儿……”在这本书里，每个讲述者（如果我们能确证他们的身份的话）都有属于自己的声音和语调，我们能沿着声线摸索到他们的内心。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用知识武装自己，用酒精麻醉自己，用年轻女子的美貌转移注意力。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朋友，这个人还未登场就已经因为脑部肿瘤死去，但他的声音却弥散在朋友们的思绪里。他唯一的乐趣就是重新创造语言，他的名字是牾斯忒罗斐冬（Bustrofedon牛耕式转行书写法，一种古代错行书写法）。
谁是牾斯忒罗斐冬？“想象他就仿佛想象下金蛋的母鸡，想象没有答案的谜题，想象螺旋线。他是所有人的牾斯忒罗斐冬，牾斯忒罗斐冬的所有都是他。”他带领这群古巴青年知识分子玩起了语言的游戏。倒错，回文，故意的误读，没有意义的玩笑。牾斯忒罗斐冬是因凡特的另一个分身。从莎士比亚到何塞·马蒂，所有以语言而闻名的人，都遭到了因凡特的调侃；从哲学、文学、音乐到电影，所有人们引以为傲的精神食粮，都被一一拆解，成为游戏的一部分。在全书的中间部分，因凡特以七位古巴作家的口吻讲述了托洛茨基之死。这一部分或许是最理想的文学史书写方式——用属于前辈大师的语言，来重写一个故事。还有什么样的文学史，能够比这样的文学史更精彩呢？因凡特在书中肆意使用英语、法语、德语等语言，信手拈来莎士比亚、普鲁斯特乃至希区柯克，他不否认世界文学是古巴文学的底色，却依然将全书的中间位置留给了古巴作家。因为，这本书归根结底，还是属于哈瓦那。
在这本书里，有知识的青年们掌握了话语权。他们富有，聪慧，自由，并拥有挥洒不尽的精力。然而哈瓦那真正的魔力，则在于那些没有受过什么良好教育的女性。在古巴这样的国家，女性就如传说中的喜坎一样，受到诸多不可明说的限制。因此，她们可能会粗俗，虚荣，怯懦，好管闲事，多嘴多舌。然而，她们的身体里又蕴藏着最可怕也最神圣的自然之力。哈瓦那的女神是“星星雷亚”，一个庞大固埃式的形象，“一种宇宙奇观”。她言行粗俗，极度自恋，满嘴谎言，有点神经质，但有一副好嗓子和一个好灵魂。当她唱起波丽露，自诩文艺、喜好美女的知识青年也只能在对她外表的厌弃中，屈服于她的神秘魔力。书中的其他女子，“古巴”、薇薇安、麦卡雷娜、蓓巴、劳拉，或多或少都带有点她的影子，只是更漂亮一些而已。但美貌以及对美貌的追求，反倒造就了她们的庸俗，让他们成为了被追逐的猎物。
除了当地居民，美国游客也是哈瓦那的一份子。美国人热爱哈瓦那，比爱古巴更多。这里是他们的殖民风光游乐场。于是，在哈瓦那的喧哗中，混入了一对美国夫妇的声音。他们满怀自信来到哈瓦那观光，因为一根手杖，以及自己对“土著”的畏惧，经历了一次不大不小的“惊魂记”。因凡特用两人的视角和口吻记录了这个小故事，而所有听说过“猴爪”（The monkey's paw）故事的读者，或许都能在这个故事里找到一点分量恰好的幽默。阅读这本书最快乐的地方在于，不仅每页都有令人拍案叫绝的妙句，随着阅读的深入，还能不断获得解谜的快乐。这对莫名其妙的美国游客，其实早在“序幕”一章中被主持人点过名字。在一片嘈杂中，线索早已埋好，只等着读者一点点探寻。
这场大秀开始于热闹的俱乐部主持发言，结束于一个疯女人的呓语。疯女人宣告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正如麦克白所言：“这是篇荒唐故事，是白痴讲的，充满了喧嚣的吵闹，没有一点儿意义。”这种莫名其妙的安排，正如那对美国夫妇的“乱入”一般，是因凡特的精心设计。这个疯女人是谁？是坐在路边的那个女子？是那个在书中做了十多次心理咨询的不幸女人？不论是谁，她都如同传说中的喜坎一样，是因为无意触碰了真相而疯狂。而只有疯狂的女人，才将哈瓦那的夜幕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