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华裔作家，不论是用华文创作还是英文创作，名家辈出，珠玉纷呈，是我们了解东南亚华人族群在多元文化的融合和冲突中形成的文化品格、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的窗口。马来西亚的李国良、林玉玲、李力杨等离散作家不仅享誉英语世界，在中国也有大批读者和研究者。近年来，东南亚华裔新生代英文作家迅速崛起，频频斩获国际奖项，在英语世界不断为华人发声，其中的佼佼者是马来西亚的欧大旭（Tash Aw）、陈团英（Tan Twan Eng）和新加坡的罗惠贤（Vyvyane Loh）。他们移居英语国家，相对于老一辈华人作家，属于再离散的一群，活跃于英语文坛，构成了一个饶有兴趣的文学和文化现象。
欧大旭、罗惠贤和陈团英均为“70后”作家，出生于华人家庭，在东南亚长大，后移居国外。欧大旭的处女作《和谐丝庄》（The Harmony Silk Factory）获得2005年度英国惠特布莱德 新人奖，该小说已经被翻译成13种语言。此外，欧大旭还获得涉及54个国家和地区的英联邦作家处女作奖（2005），不仅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华裔作家，而且被誉为是“重绘了世界文学版图的华裔作家”。2014年《五星饭店》入围英国最高文学奖布克奖。罗惠贤的《断语》入围国际都柏林文学奖短名单（International IMPAC Award）（2006），成为第一位入围的华裔女作家。陈团英的处女作《雨之赐》入围英国布克奖13强（2007），其第二本小说《夕雾花园》入围布克奖决赛6强（2012），并荣获过第六届英仕曼亚洲文学奖（2012）和斯科特历史小说奖（2013），成为首位获得该奖项的马来西亚华裔作家。虽然他们的获奖作品风格迥异，叙事手法各擅胜场，情节安排各见机巧，但主题相同：他们笔下的故事都发生在二战时期的马来半岛，主人公都是饱受英国殖民统治和战争蹂躏的各阶层华人。如此安排并非偶然，与他们的族裔和文化身份诉求密不可分。
一
“二战”结束后，马来西亚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获得独立，于是侨居的离散中国人成为马来西亚华人。然而，大马政府厉行马来人至上政策,在政治、法律、制度和文化层面疯狂打压华人。1967年颁布的《国家语言法案》，宣布马来语为国语，进一步挤压英文和华文文学的发展空间。1969年5月13日种族骚乱事件造成一百多名华人遇害，大量华人被逼迫移民他国，处身于文化位移的再离散状态。
如果说老一代华人作家的“离散”书写是诉说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依恋，是在抒发乡愁中审视自我与中原故土之间的时空距离，是对他们文化身份的再建构，也是对身处异乡所衍生的家园和民族认同困境的无奈与焦虑，那么，新生代作家却有着不同的离散意识。他们作为新、马多元种族中的一员，接受自己的国民身份，但他们的国家认同时刻遭受怀疑，催发他们因焦虑、郁闷和无奈而形成的强烈的“离散意识”，进一步撕裂华人国族认同和公民认同之间的裂痕。但是，在种族和文化认同的裂缝中始终回响着“我是谁”、“我现居何处”、“我要到哪里去”的声音。于是，原乡、故乡与他乡之间相互交织缠绕，作家们将他们的感受和思考投射在作品中，奋笔书写民族认同、身份认同和公民认同的错综复杂的样态。
“五一三”流血事件深深烙在大马华人的创伤性记忆中。新生代作家虽未亲历“五一三”惨案，但也因受代际创伤经验的传递而成为创伤的间接体验者，时刻生活于创伤记忆的阴影之下。“五一三”惨案之后，仇视华人和政治迫害现象比比皆是，被边缘化的华人时刻生活于恐惧之中，迫使大量华人选择宁可处于文化位移的再离散状态，也要移居外国。可以说，包括新生代作家在内的大马华人选择再离散，从个人而言，是出于无奈，从文化和认同角度看待，是对暴政和历史事件的回应。换句话说，他们是被放逐的，逼迫斩断了与家国乡土的直接联系。如果说老华侨是离散的一群，他们的出走多少还有自愿的因素，因而有浓烈的母国情怀，而新生代的再离散完全不同，是政治和种族迫害下的无奈回应。作为作家，他们必然要重新认识和再想象母国，以便能部分回答“我是谁”这个人类的终极问题。
二
一般而言，离散作家会描写移民生活，叙述移民的心路历程，书写移民在海外所面临的境遇和命运。但是新生代华裔作家出走南洋后，并未书写寄居国的人情世故或者他们的再离散经历，而是不断讲述马来半岛上发生的故事。在罗惠贤的《断语》中，主人公克劳德林是中英混血，身份混乱暧昧，情绪驳杂起伏，思想似是而非，内心骚动喧嚣，在文化位移的离散中备受煎熬，文化自我被东西方价值撕扯着。克劳德林坦言：“我英文可能比中文好，但是我不会成为英国人，因为我没有西方的价值体系，我有的只是东方的价值体系。”
《断语》的叙事氛围、审美态度、审美意识和修辞的隐喻性等等，无不凸显中国文化对克劳德林审美情感的影响。立足于东方价值体系的审美情感，折射的是处身于政治分化与种族矛盾裂缝中新一代马来西亚华人的心理现实，也成为处身于再离散文化错位中的小说人物再想象家园的情结。在小说的结尾处，罗惠贤自述她“写《断语》……是要写一个国家如何刻意从灰烬中建立起族裔身份”。克劳德林通过讲述祖辈的离散经历、族群的历史记忆和飘忽不定的身份认同，最后在岳飞精神的召唤下，重塑自己的民族和文化身份，强调与中华族裔和中华文化的关系。
与《断语》不同，陈团英的《雨之赐》呈现的是柔情与悲悯，读来更像是中国小说。他没有直抵命意，而是从容地表现主人公菲利普精神的迷失和创伤意识。他的《雨之赐》除了表现主人公因文化位移而导致的心理困窘外，还以抒情的笔调表现“今夕之比”。作者层层叠加场景、情境、人物心态，诉说着家国失落与个体生命的悲情，以叙述菲利普对故乡槟城的回忆来反映他孤寂的心理。他虽然寄居国外，却在槟城买了一个旧房子，并不惜花费巨资和大量的时间修缮并不常住的房子，目的是实现他“为逝去的美造像”的愿望，实际上是在“故地”和国外之间安放他迷茫的精神世界。
在《和谐丝庄》中，欧大旭通过林宝玉、宋雪儿和皮特讲述丝绸庄主林强尼的故事。他以三部曲式的小说结构，以魔幻写实的手法呈现林强尼“没有心”和“没有内建”的精神状态。他避免直接描述历史事件，而是导源植根，探究真相与记忆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小说采用后现代手法，将时空高度主观化和心理化，刻意表现主人公文化位移后的迷离状态，以及个体在历史时空激烈转换中的失落和无奈之情。正如雪儿所说：“我们永远不会失去与生俱来的东西……我们仍然是我们出生的世界的一部分……马来西亚尽管距离遥远，牵绊依然。”雪儿在无所依靠的孤寂中叩问“家”之所在。居住国的“家”只是个地方，原乡深藏记忆深处，是血脉之地，是文化认同的指归。对于再离散的华裔作家而言，想象中的原乡就是他们熟悉的南洋的乡音乡情，就文化根源而言，仍然是他们的中华文化之根。借用弗洛伊德的话说，想象原乡象征着“回归母体的欲望”。他们的“文化母体”无疑是他们梦魂萦绕的祖先文化。
三
新生代作家无论是对历史本能性的溯源，或是族群漂移后的故土怀念，还是对先祖文化的向往，实际上都是书写对离散族群的集体记忆。他们不仅承担起与自己年龄并不相符的历史沧桑，而且将这种自觉的历史意识融入进他们的作品中。《和谐丝庄》《断语》《雨之赐》都是围绕二战日据时期新马历史设计情节，叙述二战对国家——尤其是对华人和华人社区的创伤，唤醒族群的历史意识，牢记历史教训，确立自己的文化身份。
欧大旭在《和谐丝庄》中，选择以主人公林强尼的妻子宋雪儿、养子宝玉和朋友皮特的视角，讲述林强尼受日本人胁迫而背叛亲友、投靠日军的故事。他小时候遭受英国锡矿主欺凌，婚后遭受妻子雪儿鄙视，因为他性格懦弱，活得卑微。他因惧怕日军而投靠日军，受到养子的谴责。他企图以改名字的方式重构自己的身份，遭到社区的抛弃。小说围绕林强尼的一生展开情节，揭露日军的种种暴行，达成了“以个体的哀伤隐喻集体的处境”的目标。小说中宝玉屡屡希望林强尼回归华人社区和中华文化之根，只是林强尼没有意识到，早在改名换姓之时，他已经将“根”抛弃，无法在时空中寻找自己的文化身份。林强尼精神上无所归属，游移于多种文化之间，族裔和文化身份飘忽不定，始终处于霍米·巴巴式所说的“无家可归的瞬间”，这些空虚的瞬间使得林强尼惊恐不安，懦弱畏缩。
罗惠贤的《断语》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主人公克劳德林主要以独白的方式讲述自己的故事。1941年末，日军对新加坡华人开展“肃清”行动，克劳德林被捕，日军对他严刑拷打，逼他供出情报，最后作为幸存者亲眼目睹了同伴韩伶俐惨遭杀害。罗惠贤以分隔符来区分日军审问者、克劳德林本人和意识中的克劳德林，偶尔以全知视角补充克劳德林视角的空白。日本人的审讯是克劳德林完成精神再造的手段，让他重新审视历史、文化和个人身份的意义。罗惠贤立足华人视角，以明晰、感性而又新颖的叙述手法再现日军的残暴行径，在二战的背景下，以极具象征意味的隐喻书写有关国族身份和文化认同这些错综复杂的问题。比如，克劳德林梦见自己咬断了自己的舌头，不惜以自残的方式让自己“断语”，从而抗拒日军的酷刑，而且也反映着新加坡华人坚持说英语还是说汉语的两难境地。说英语是现实生存的需要，而说汉语是他们文化认同和情感维系的基础。
正如德国哲学家赫德所言，离散者的乡愁是“最高贵的痛苦”，因为离散者始终处于民族想象与个人无可选择的事物（如出生地、肤色、母语）之间的撕扯之中。家国意识与乡愁是海外华人保持中华文化认同的内在原因，在新生代华裔作家心中，流散海外的境遇并未改变他们的自我认同，反而强化了他们文化回归的意识，即使用英文书写，也不能隔断“中国文化”与他们的个体生命与生俱来的牵绊。欧大旭、罗惠贤和陈团英三位在国际文坛崭露头角的新生代华裔作家，从出生就生活于多种族、多语种和多文化的社会，有着多重的感知和多重视角。他们成年后生活在英语国家，处于再离散状态，从文化认同的角度看，处于弗兰兹·法侬所说的“文化错位”的境况，但“根”的观念深深融进他们的基因与血液中，即使离开了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他们也无法切断与故土的文化和情感联系。三位新生代离散华裔作家以如椽之笔，叙述二战时期发生于马来半岛上华人的故事，勾连起离散者与历史、种族和母体文化的纽带，又透过主人公混杂的身世和凄惨的命运，折射出不同的心灵体验、生命感悟和精神迷思，重塑海外华人新的集体认同，从一个侧面见证20世纪海外华人精神漂泊的心路历程。
（作者单位：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