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些年，一到腊月廿九，姥爷把新敷了油的松木案板抬到堂屋的桌上，我家的年就真正来了。自我记事起，这天我们一家人总会围在这张长长的案板前，乐此不疲地和面、调馅、擀皮，看着姥爷为春节包下66个敦实的烧麦。待除夕夜的第一挂鞭炮响过，把烧麦装进五层屉的竹笼里上灶蒸熟，既许下了“六六大顺”的美愿，一家人守岁的主食也有了着落。

烧麦成为我家过年的主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姥爷。母亲刚上学那年的腊月，同舅舅跟着姥爷进城送货，路过一家国营烧麦馆时，站在门口多嗅了会儿，姥爷便上了心，除夕夜硬生生从全家仅能获得的二斤白面里匀出一小碗，跟这种只在画报上瞥过一眼的吃食较了整晚的劲。母亲说，那天灶上的火快早上才熄灭，她和舅舅最初吃到的四个“烧麦”，其实只是开口的大饺子。但此后的许多个除夕，母亲和舅舅最盼望吃到的便是烧麦，姥爷最努力做的也是烧麦。渐渐地，姥爷的烧麦越做越多，手艺也越来越好，到母亲和舅舅上大学时，烧麦竟占了年夜饭主食的大头，饺子反倒只煮四五个就够了。

姥爷做烧麦，有自己总结的一套极为严格的制作步骤。首先是和面。面粉来了，先过三遍筛，等细细的粉在搪瓷盆里堆成小山，加上一勺盐，搅匀后把粉堆分成两座峰，一座峰拌少许热水，另一座峰拌少许冷水，而后捏在一起，揉成表面光滑的团子，上面盖一层布，放到旁边静置。之后是调馅。把新鲜的羊肉洗净，剁成红糯米样的馅儿，拌上葱白的碎末、盐和少许料酒，这样羊肉的膻味能被遮去大半，只剩下独有的香。馅调完了，面也就饧好了。每到这时，姥爷便会将汉白玉石般的面团放到案板上搓成长条，用刀快速切出一个个多角的剂子，然后逐个按成半个手掌大的小圆饼。

接下来的重头戏是制皮。姥爷的烧麦皮薄如纸、边有花，要擀出这样的皮，必须一只手不断旋转面皮，另一只手持20公分左右的擀面杖在面皮边上有节奏地压出花纹，同时还要保证发力均匀。至于包烧麦，则是较为简单的步骤，只要像做包子那样，填好馅后把花边一个接一个地捏起来就行了。最后，盛半锅冷水，摞上装了烧麦的笼屉，上锅蒸15分钟，便大功告成了。这样做出来的烧麦，蒸熟后形若玫瑰、馅嫩多汁，趁热轻咬一口，羊肉的香糯会马上涌到舌尖，久不散去。连过年来我家串门的亲戚们尝过姥爷的手艺后，都不住地赞叹，甚至不止一次撺掇姥爷在镇上开个烧麦馆。每每至此，姥爷皆摆摆手，笑称自己没有那个本事。

姥爷并不是单纯地谦虚，只是对他来说，比起给儿女们做饭，开店实在是太小的事了。母亲和舅舅小时，姥爷为他们的吃食绞尽脑汁；我出生后，老人家又一心扑在我身上。6岁那年除夕，我大病初愈，不能沾一丁点牛羊肉之类的发物，也不能吃任何不好消化的东西，一屉又一屉的烧麦出了锅，我只能咽着口水闻闻味儿，然后专心和眼前的小米粥打交道。那天饭后，姥爷没像往常一样抱着我坐在炕头讲故事，而是简单和母亲说了两句，然后裹了棉衣，骑上他的二八自行车，匆匆出了门，我等到睡着他也没回来。第二天一早，天蒙蒙亮的时候，拉风箱的声音时断时续传到耳畔，我从炕上爬起来，轻手轻脚穿好棉袄，穿过院子来到厨房，看见门虚掩着，姥爷正穿着他的油布围裙站在案板前，满头大汗地和面，昏黄的灯光将他的影子拖得很长很长。直到早饭时，姥爷端着两个装得满满的瓷碟上了桌，我才知道他折腾一宿全是为了我：那两只碟子里，各放着二十只左右玲珑剔透的烧麦，每只仅有拇指那么大，馅儿是鸡肉泥做的，一看就是为了好消化想出的做法。家里人都称赞姥爷的手艺时，姥爷只是目不转睛地笑着看我，似乎是在说，孩子有了烧麦可吃，他便心满意足了。

时至今日，姥爷已去世多年，我们一家人也分至多地工作、生活，但做烧麦的手艺和习惯，早就深深刻在了每个人的心中，成为我们表达对姥爷思念的最直接的方式。如今每逢除夕，我都会按姥爷的配方做上几屉烧麦，仿佛掀开锅盖蒸汽扑面而来时，我就能回到姥爷给我做拇指烧麦的那个清晨，就能回到儿时过年阖家团圆的时刻。对我们来说，只要烧麦在，姥爷的爱就在，团圆的幸福就永远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