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主持的复旦中文系“望道读书班”在2017年的时候集中研讨过一批年轻作家的作品，主要以彼时各大纯文学刊物推出的青年创作专号、“90后”小说专辑为依据。因为与研讨对象年龄相近，读书班的参与学生们兴致盎然，但阅读之后的普遍感受是不满意。用学生的话来讲，就是觉得这些作品并不能够代表他们这个代际群体当中最有创造力的文学，所以我反过来请他们推荐人选，于是我第一次听到了“大头马”的名字。原来青年读者心目中“青年文学”的版图，和我心目中的不完全一样，他们在提醒我更新阅读视野。
大头马的创作有一个异常斑斓驳杂的界面。从书名《不畅销小说写作指南》来看，当是在致敬科塔萨尔，小说集中涉及到的庞大书单——《斯通纳》《中国套盒》《悠游小说林》、福克纳、菲茨杰拉德、塞林格、索尔·贝娄、奈保尔等——显现出她纯正的文学教养，但其中又时时掺杂着摇滚、药物、好莱坞等青年亚文化因素。我们经常把实验性、先锋性的艺术探索比喻为“诗的孤立区”，似乎特定的审美经验与其环境之间并无关系，实则“没有什么人的活动，甚至是最自由或最无偿的活动，能在真空或完全忽视其时代的历史现实条件下展开”（雷纳托·波吉奥利《先锋派三论》）。大头马有一个非常有趣、有识见的关于“战场转移”的判断——“这一代写作者对手不是莫言、余华，不是网络小说而是《王者荣耀》”（《跨时代写作者与写作形态的碰撞》，《收获》微信公众号，2018年7月26日）。今天的先锋不能被预设成一种过于“纯净”的写作，它理应与最时尚的经验、最前沿的技术（比如大头马作品中反复出现的迷幻剂，完全可以置换成VR、人工智能）进行互动（协商/反抗）。
但是，我们对大头马这些年轻人创作的考察，又有必要与流行视野拉开一段距离。在很容易被我们贴上种种流行标签（比如反讽、虚无主义）的背后，很可能掩藏着一个非常古典的主题（以下讨论详见拙作《为什么我们看不见他们：为一种青年写作辩护》）。譬如小说《阿姆斯特丹旅行指南》的结尾是不是终局？“我”曾经依靠药物麻痹完成“自己对虚无的拯救”，那么走出梦魇之后，如何在“无趣的生活”中重建生命的意义？我被这篇小说所打动，因为在表面上的颓废背后，我感觉到奔涌而出的求生意志。《不畅销小说写作指南》在结构上非常有意思（大头马对短篇小说集有非常特殊的设计）。在小说的正文部分，作者戴着颓废、反讽的面具穿行于种种流行文化元素之间，但是到了后记，终于素面朝天，收去嬉笑怒骂，脸色一凛，正颜相告：“这将是最接近真相的作者后记。”
这篇后记是我近年来读到的、难得一见的好文章，情辞俱胜。这篇后记题名叫《我听说海水曾经被分开》。但是正文和后记的关系又让我迷惑不解。正文中的各篇小说，发生于生活、写作与世界遭遇时的困顿中，然而到后记中却如天路历程般求得正解。我的疑虑是，后记的立地成佛如此简练干脆，反而形成反向的拉扯，使得后记无法收束正文，甚至反照出正文中“求生意志”的挣扎一直无法妥善地安放，而真理的世界与生活的世界依然断作两截，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我揣测大头马将摩西一分为二：借助神力让海水分开的摩西，与《圣经》同在；“永远看不到乐土”的摩西，被指认为卡夫卡笔下人物的原型（勒内·吉拉尔《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大头马将前者供奉在后记中，将后者寓言化为小说。不得已的分而治之恰恰体现了现代小说家的伦理自觉，“人类生活最终的伦理目的是乌托邦，亦即意义与生活再次不可分割，人与世界相一致的世界。不过这样的语言是抽象的，乌托邦不是一种观念而是一种幻象。因此不是抽象的思维而是具体的叙事本身，才是一切乌托邦活动的检验场。伟大的小说家以自己的文体和情节本身的形式组织，对乌托邦的问题提供一种具体展示”（詹姆逊《语言的牢笼》）。现代小说“不是抽象的思维而是具体的叙事”，尽管饱含克服与超越的冲动，却依然只能忠实于意义与生活的分裂，就像大头马小说正文的情形；而乌托邦与历史远景恍若一场“抽象的梦”，唯有被推到后记中。
另一种释读方案是，大头马以极尽反讽的方式，在正文里先行摧毁所有一度确定着我们生活的信条，通过这种否定，“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再于后记中迎受恩典的降临。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疑虑，我却无法不被年轻作者穿越虚无的艰难尝试所打动。阅读大头马的旅程，恍若卡尔·巴特所言：“在最后的和最深的怀疑主义中，可能存在着一些破碎的东西，那是关于上帝，关于上帝本身的回忆……只有在人们被迫与处于深渊的人为伍时，他才能达到信仰成就的真正高峰。”（《虚无主义的平庸化》）
我完全认同汪政先生在“日常的锋芒”研讨会上的判断，大头马是具有先锋气质的青年作家。随即而来的问题是，先锋气质的青年作家如何与时代缠斗？之所以用缠斗，是因为这种斗争不可能有一刀两断的爽快，甚至没有鲜血淋漓的痛感与崇高，而必然是拖泥带水、难分难舍的。大头马的两篇小说，几乎可视为这一代有才华、有志向的青年作家写作困境的寓言：这个时代有着充分的宽容和余裕去接纳、消化先锋们的冒犯。《赛洛西宾25》中，人类中的极少数部分，因为服用了一种具有神经致幻作用的药剂，由此突然看清世界和自我的本质，生命的轨迹也发生陡转，制造出了周围人完全不理解的“奇迹”。可问题是，这到底是出于人类自由选择、唯意志论般的胜利，抑或只是源于一片小小药剂？致幻效用的发作如同一种柔软的暴力，“它将说话者置放在特定的论述位置，使说话者认为自己是发话内容的有意识作者。然而，这种作者的身份所仰赖的这个系统却仍然是毫不自觉的”（斯图亚特·霍尔《意识形态的再发现》），身处系统中的人表现为、进而自我想象为能动自由的主体，去生产、休闲甚至抗争，但这一切恰恰只是权力部署的产物。大头马在这篇作品中实验了“建立模型—改变其中一个参数—观察人物和故事因这一参数改变而自发产生的走向”这一策略，但是这个世界只是被处理成与现实世界平行的微观世界。所谓“微观”是指因参数改变而发生的影响，大多只涉及个人的悲欢离合，而不会冲击历史与现存秩序。尽管大头马在作品中小心翼翼地解释，因为使用者的默契，致幻剂的流通被保留在很小范围内。但我总觉得如此精巧的开篇构思，其后续的爆破力不够。情形依然如前文所言，两个世界断作两截，现实世界纹丝不动，“历史的狡计”依然在幕后微笑。致幻剂既是由外而内对人的一种控制，但召唤出的又是人的主体力量，甚至是相当传统版本的人文主义崇信（我有—我可以—我努力—我成功）。致幻剂在大头马笔下属性暧昧又反复出现，也许意味着年轻作者在长考决定论与自由意志的经典命题，致幻剂模棱两可的交界属性别具“中国故事”的意味，或者说东方式的调和与辩证：“赛洛西宾”（决定论/客观规律）不再只是外在于我们自由的屏障，而同时为意志的选择活动开辟了空间。如此来理解的话，“赛洛西宾”是大头马肉搏虚无的唯一信靠，抑或可爱与可信间的一种妥协。
《谋杀电视机》中，“我”因痛恨电视而加入一个入室砸毁电视机的团伙，计划潜入电视台制造爆炸，没想到最终被告知，“我”其实是被真人秀节目偷偷相中，团伙内的队友都是工作人员饰演，在他们指导下的种种越轨行为不过是节目组的策划。多么恐怖的“楚门世界”！支配结构完全可以灵活接纳一切挑衅性的力量，一方面提供安全的位置，另一方面暗中纵容后者打扮出一道另类而无害的风景，布置在消费时代的幻象中。小说中，“我”在得知真相的震惊之余，依然选择实施爆炸计划，如同鲁迅所言“但他举起了投枪”；但是现实中有志于先锋写作的青年人，日夜身陷“各种旗帜，绣出各样好名称”的无物之阵（鲁迅《这样的战士》），他们期待的不应该是一次性的或奇观化的戏剧场景。如何将从内部爆破的冲动，以及“海水必将再被分开”的信念，转化为更为清明、成熟和坚韧的心智，汇入创作，去揭示时代的隐秘，去刺破密不透风的暗夜？此诚至难之事，但我以此期许大头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