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张艺谋执导的《狙击手》虽寻求新的切入点，借用“狙击战”这样一个影史上有大量珠玉在前的影片类型进行创新探索，却并未创造票房奇迹。在笔者看来，其原因既包括排片率低等因素，也说明特定类型电影与主题相结合的商业化过程具有一定挑战。但该片的高口碑却说明，对电影叙事艺术的新探索、对人物形象和情感更深入的挖掘、对民族精神更有艺术性的刻画，始终为人们所期待。如果进一步分析其高口碑的原因，很大程度正在于该题材电影以其有新意的叙事手法和叙事形式为传统电影叙事注入了能量，激活其叙事张力和叙事层次，令人在一次次紧张的“千钧一发”中，读懂属于中国人的朴实情感、充满义气的热血以及关于黎明的信心与希望。
首先，狙击战与心理战指向了扎实、激烈的故事内容。就叙事手法而言，“狙击类”电影往往围绕一个集中的任务，在双方的对峙中，呈现主人公智慧与勇气的双重超越。而在敌我军备实力悬殊的状态下，如何讲述一个让人心生力量的故事，《狙击手》以张弛有度的叙事节奏，展现出人物的心理能量与智慧，显现出一定的大师手笔。
正如以二战期间“斯大林格勒战役”为背景的经典狙击类电影《兵临城下》，苏军青年狙击手瓦西里与德国“王牌”狙击手之间的较量既是不同阵营的对抗，也是个体意志与心智的比拼，而较量之外，人性情感的丰富、任务本身的复杂语境都令人感喟与震动。张艺谋的《狙击手》同样设置了明确的任务：带不知生死、躺在战壕中的侦察兵亮亮“回家”。事实上，朝鲜战场上的“冷枪冷炮运动”，其背后是中美军备实力的悬殊，我军需要以“狙击手”的单兵智慧，有效歼灭对方的主导势力。此时，狙击手的瞄准镜是一个“中介”，高度考验个体的智慧、临场判断的应变能力，而非仅仅是勇气。
从这一点上，张艺谋不仅注意到这样一个主题，并进一步将其细化到一次作战任务，通过敌我双方在稳定场景中不断改变的作战策略、每次交锋前因后果的清晰解释，在曲折波澜中有效呈现出了个体的能动力量。例如对班长的刻画，铺垫悬念的同时突出其在紧张战况中，于无声处听雷、于未知处判断形势的心理能量，其战术上的“见火再敲、后发制人”等，相较单一突出战争悲壮的情节，更具有叙事的吸引力，对中国力量的展现也有了更具底气的表达。
其二，叙事形式加持情感的呈现。不同于许多经典狙击类电影所塑造的“孤胆英雄”，张艺谋的《狙击手》依托的是对每一个志愿军战士的个性与集体精神共时性的刻画，且同时反衬出美军狙击手自我精英化的显著特点。这也意味着，如何平衡个体的丰富情感与集体信仰是一个挑战。导演以对情感细节的动人刻画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人不是无痛无惧的，生死的瞬间变化必然会让人彷徨和不知所措。正如面对队友一个一个离去，大永始终是个“爱哭鬼”，因为说到底他不过是一个十几岁的年轻人，在沉重的死亡面前有着本能的无力与恐惧。然而，当年轻的孩子在沮丧中说出“我们什么都没有”，却也有班长咬牙喊出的“老子还在！你还在”。电影自然地表达了人性在情感上的脆弱，却也因此铺垫着人所能激发出的勇气和信念。正是借助不断回环的对决凸显人物自然的情绪张力，一种如同旋律般回旋的、忘我的力量代替了所有的恐惧和怀疑，张艺谋通过在固定场景中细化单元内容的叙事方法、对情感能量的捕捉，有说服力地呈现了宏大叙事与个人意志之间情感的共通之处，呈现出饱满的人性。
事实上，狙击类型的电影，因“对决”的不断再现，总是会强化人在面对未知时坚守什么、选择什么的矛盾，呈现一个个近乎“哈姆雷特命题”般的难题。在《狙击手》中，题解依然是与中国人情感结构最密切相关的主题，家国天下的信仰。但好的叙事让观众看到，宏大叙事和个体叙事从来不是矛盾的。无边的、素白的雪中，炽热的眼神能融化一切，所有的胜利与希望、危难和牺牲，最终都将指向黎明……张艺谋个人风格之一的镜头美学对此有着炉火纯青的表达。
其三，叙事主旨的创新表达及其对当下的观照。探索对中国精神更有力的表达是人们对当下艺术创作主旨的期待。从2020年初的新冠肺炎疫情至今，“不确定性”在全球语境中弥漫，威胁着个体的生命与发展。就中国语境而言，人们再次明确，集体和个人的命运紧密相连、不愿沉溺于虚无主义的历史观，集体性的力量进一步被期待。
朝鲜战场这一“保家卫国”的胜利战役所承载着的国际关系的历史与当下、敌我之间的扭结和缠斗，指向一种与希望相关的“回家”之主题。于是，《狙击手》同许多弘扬主旋律的叙事一样，将牺牲和“重生”并置，子辈完成与父辈命运的承继、兄弟完成与兄长希望的交接，也被给予“生存”和“发展”的许诺，寄托着对民族崛起深沉的期许。不同的是，该片在叙事手法和叙事形式上做文章，回归了电影作为艺术创作的应有之意，也自然而然地突破“程式化”的人物和情节设定，以更丰富的情感能量跨越历史、感召当下，构成人们对历史和未来的信心。于是，当《狙击手》着重强调人在千钧一发时闪耀着的智慧、勇气、性情，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执著时，当下的力量也被召唤。与此同时，片中作为重要“线索”的朝鲜孩子，其生命是中美双方不会触碰的共识与底线，但拯救朝鲜孩子的依然是中国，这也回应了朝鲜战争本身的出发与立场，在保家卫国的同时，展现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胸怀天下”的担当。
当然，正因为《狙击手》需要平衡的内容较多，在电影类型把握和叙事的处理上并不完全成熟，依然会受到部分主题先行观念的影响，比如美方所引导的狙击战的动机稍显薄弱，情节逻辑在后半部分也略显“夸张”，但探索本身就意味着挑战，《狙击手》打开了历史战争叙事丰富的可能性，意味着一个熟悉的主题也可能呈现更有深度和厚度的阐释，也意味着更多好故事可能正在奔赴银幕的路上，我们期待更多这样的叙事。
（作者系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