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英雄模范的故事是中国主题文艺创作和文化宣传的重要方式。英雄劳模片能够赋予个人品质和行动以道德规范的力量，同时具有整合社会共识、形塑国家认同的功能。从根据地时期以来，通过评选英雄模范来动员群众、凝聚人民力量参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英雄模范电影也成为了弘扬主旋律的电影中的重要类型。这类电影通常会真实描摹现实中典型人物的个人选择与生活，刻画其乐于奉献、甘于牺牲的品质，将典型人物“浪漫化”。因此，如何让英雄模范的先进事迹拉近与普通观众的距离，是决定这类作品能否真正起到感化、鼓舞人民作用的关键所在。
作为庆祝建党百年的展播剧目，《功勋》可以看作对英雄模范片类型模式一次守正创新式的尝试。该剧以“共和国勋章”的八位获得者的个人故事勾连出百余年来中国人不懈奋斗、改天换地的宏伟史诗，充分展示了个人选择与国家命运之间的关系，塑造了中国共产党人探寻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光辉历程。一方面，该剧将个人视角与国家故事结合起来，将士兵、党员、科研人员、农民等社会生活各领域中“普通人”的行动镶嵌入国家发展的历史潮流中，诠释了英雄模范与国家发展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该剧超越个人的苦情叙事，呈现先锋个人与群众之间互助与共生的关系，弥合了英雄书写与群众史观的联系，彰显出中国特色的英雄主义精神。
一、逆向流动的主体：个人叙事嵌合国家发展
自根据地时期以来，深入边区、扎根基层以投身民族独立与现代化建设历程的“逆向流动”的主体就是英雄模范的重要组成，他们代表着一个由被压迫走向独立与解放的发展中国家基于现实发展需求而形成的主体状态。这种“逆向流动”不仅是从发达城市回到不发达农村，也包括放弃留在发达国家的机会而回归祖国、建设祖国。《功勋》选取的几位先锋人物都属此类，他们的选择符合国家建设和发展的需要，是建立“功勋”的国家英雄。
剧中，科学家在整体的叙事篇幅中占比最大，反映出20世纪50至70年代知识分子与国家、大众的密切关系。于敏、黄旭华和孙家栋三位基础科学与军工领域科学家的故事集中呈现了我国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如何突破重重技术封锁，独立自主地研发出氢弹、核潜艇、卫星以保障新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独立民族国家的根本安全。屠呦呦和袁隆平这两位医学和农业领域科学家的故事则表现出作为知识分子的科学家如何感知到百姓面对的切身问题，并因此扎根基层开展研究，反哺百姓，真正“为人民服务”。
故事中暗含的科学家与国家、民众的关系，彰显出以国家民族命运为己任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以此为底色的科学家精神，而叙事的个人视角则进一步增强了人物塑造的可信度、共情力和故事的感染力。科学家们选择“逆向流动”的原因、每一个勾连起个人与国家命运的决定以及随后的漫漫成功路被还原到真正的日常生活与个人情感之中。如于敏和研究院负责人老郝看完戏在街边就着一碗馄饨决定了隐姓埋名投身核物理事业；黄旭华在一个普通的上班日早上被临时通知去开会，一次秘密的会议和29个科学家的沉默，奠定了我国核潜艇事业的起步；袁隆平在对母亲的感怀之中展露出自己对百姓的一片赤诚之心……由此，一个个有特点、有个性、有温度的“典型模范人物”跃然而出，还原了于平凡中见伟大的“功勋之路”。
如果说科学家的故事呈现了一种自上而下的建设视角，李延年、张富清和申纪兰的故事则自下而上地反映出发展视角——个人在政治身份与认同上和国家的同构关系。《能文能武李延年》以抗美援朝战争为背景，讲述指导员李延年如何团结战友，并带领他们成功守住346.6高地的故事。一方面，李延年在动员中诉诸人之常情，将革命逻辑还原为民间逻辑，家与国、个人与集体不再是对立的关系；另一方面，士兵个人视角下对战友情的刻画和对酷烈战争的近身呈现，也使得观众和剧中人一样对国家产生身份上的认同感。
党员张富清和人大代表申纪兰的故事则以个人命运勾连新中国成立后的基层建设。张富清出于一种对已故战友的歉疚感延伸出对人民的责任感，在战争后深藏功与名，扎根贫苦的来凤县，成就了扎根基层、造福人民的叙事。与此相似，申纪兰从一个不得不承担起养家重担的新娘子，逐渐成长为带领同村妇女纺花织布、下地劳动的积极分子，在劳动和斗争中提出“男女同工同酬”，并由此成为全国人大代表。而李队长、县政府以及《人民日报》记者作为党与国家的“代表”为她提供切实可行的帮助与支持，引导她成长为一个具有政治主体性的“新妇女”。这一叙事不仅巧妙地缝合了申纪兰的个人时间与实行工分制、新法接生的推广和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等国家时间，更特别的是，借由农民这一以往被压迫阶级的代表在新生国家中“正向流动”的故事，补充、丰富了《功勋》整体上呈现个人与国家共生关系的视角。
二、个人与集体的统一：群众史观下的英雄书写
个人视角叙事的另一个侧面就是对日常生活与人情关系的呈现。在这一侧面，该剧呈现了各具特色、各有立场的人的或冲突或合作，不仅表现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状况与社会心理以突显先锋人物的选择和行动的“英雄”之处，也由此彰显了历史中“沉默的大多数”——群众的力量。这尤其体现在几位科学家的故事中。该剧将科学家开展研究的过程还原为其日常生活中试验与失败的循环、同事和朋友在工作和生活上的互相关照或偶尔不合、工作与家庭的矛盾等，不仅凸显了个人特点，也将先锋个人所代表的成就指认为所有研究人员集体劳动的成果。尤其在于敏的故事里，通过展现他亲临车间指导工人们制造、组装氢弹，国家级的高精尖成果真正被呈现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协调各行各业、人民通力合作的结晶。
通过全景式的呈现，该剧的又一亮点是指认了作为劳动主体的女性。这不仅体现在女性从事的具体工种上，更体现在对女性一直以来就是劳动主体的这一事实的呈现。剧中，女性在家庭这一往往被英雄话语忽略的场域中现身。在指导员李延年动员展示的过程中，女性为家付出的种种贡献被公开表达、承认，女性不仅在丈夫的缺席中承担起家庭日常生活的一切活计，更以温情弥合了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冲突。比如《无名英雄于敏》中一次部委组织的面向研究人员家属的春节联欢会上，于敏妻子玉芹的一句“这个国家不仅靠男人们顶着，也靠咱们顶着”，可以视为剧作借之向这一时期默默付出、牺牲以支撑家庭和国家的无数女性的致敬。在某种意义上，这与申纪兰的故事形成互文，女性所从事的劳动经由个人和组织的努力被命名、被认可，“妇女解放”也得以从一个“话题”落地为妇女们“走出家庭”“顶门立户”，在劳动中重获人际交往、家庭地位和自我价值的喜悦。
该剧播出后好评一片，除了选角更为贴近新一代观众的喜好、剧作更富吸引力和感染力外，更重要的是，该剧通过深入英雄人物的日常生活，丰富表现维度，以个人见国家，真实而生动地还原了承载着中国人红色记忆的历史，也为无数观看的个体提供了一种统合国家发展与自我实现的建设性的主体想象。
（赵靖宜，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张慧瑜，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